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是登山好手亟欲挑战的目标。然而，当地的夏尔巴人常说：“人无法决定是否能登顶，这是珠穆朗玛峰决定的”，自1960年人类第一次登顶以来，这座被藏族人称作“大地之母”的山峰，多番以其严母之姿令许多人与她长伴左右，然而这一留，可能是永远。
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尸体被太阳晒得发白，面目狰狞、四肢扭曲，有的隐藏在冰川的裂缝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积雪下，还有的直挺挺横躺在积水盆地的斜坡上。
目前在珠穆朗玛峰上，仍有超过200具尸体，成为登顶路上随处可见的警告；靠近顶峰处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登山者有时不得不跨越尸体。这些尸体多因被急冻而保存完好，使得后来的登山客渐渐把他们当成路标，甚至为某些遗体取了绰号。
1996年罹难的印度登山者帕卓（Tsewang Paljor），登顶时与同伴走散，最后在暴风雪中颤抖而死。帕卓的尸体躺在所有登山者登顶时都会经过的洞穴旁，雪量不足时，登山者有时必须踏过他的脚才能前行。因为帕卓身穿萤光绿的登山靴，登山者称他作“绿靴子”（Green Boots）。如今，“绿靴子”已成为登山者衡量与山顶距离的标示点。
帕卓罹难2年后，著名登山女杰法兰西（Francys Distefano-Arsentiev）成为第一位没有携带氧气瓶的情况下登顶的美国女性。下山时，她与同行的丈夫瑟盖（Sergei）被迫留在8000米高以上的“死亡地带”过夜。后来两人也走散了，瑟盖选择回头找妻子，却不慎失足摔落在近9000米高的冰川上；而法兰西虽然尝试向两名登山者求救，对方最后在氧气耗尽前也不得不放弃她。于是，法兰西的遗体被冰封在极地，人唤“睡美人”。
“死得其所”之难
并非每位死去的登山客家属都希望将遗体留在山上，但事实是，将尸体运下山所费不赀，可能高达3万到7万美元。对于时常被委任此任务的夏尔巴人而言，更是危险。
夏尔巴人
首先，夏尔巴人必须先在恶劣的环境中找出目标遗体的位置。多数死者的罹难地点都位于含氧量仅有海平面1/3的“死亡地带”。那里低氧量与不稳定的天候使得登山者往往被警告在下午2点就得启程下山，而在长年未经清理的尸体及垃圾满布的情形下，行走山路更是艰险。
在高山上即使捡起一片糖果包装也很费事，因为它会完全结冻，你必须把它从周围的冰块中挖出来。
找到遗体则是另一项挑战的开始。尼泊尔登山协会（Nepal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主席安·策林·夏尔巴（Ang Tshering Sherpa）表示，搬运遗体最好的时机是意外发生当时，因为那之后遗体会完全结冻、与周遭的冰契合一起，所以在搬运前必须先把它从冰块中挖出。夏尔巴指，一般80公斤的遗体，冻结时可能重达150公斤。
因为山上没有足够木材或其他燃料火化遗体，且救援直升机因为技术及地理限制，很少冒险停在6400米以上的营区，夏尔巴人必须将遗体运往较低的营区。根据知名登山者亚内特（Alan Arnette）表示，夏尔巴人通常把遗体放在某种器具中，有时是雪橇，但通常只是一块绑着绳子的布料，然后带着遗体一路往下滑，直至目标营区，偶尔穿过冰川裂缝时，还需搬起遗体。
亚内特指，要将一具遗体带下山需要耗费6至10个夏尔巴人将近一整天的时间，有限的时间更增加了任务困难度。恶劣天气随时可能出现，而队伍其中一人也很可能在携带沉重的遗体时打滑，完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体力活。
留下来的人最难受
当遗体长眠于珠峰，甚至成为有名的拍照景点时，死者家属是最难受的。帕卓的弟弟辛利（Thinley Namgyal）回忆，当他在网络上看见哥哥被称作“绿靴子”且被当作路标时，内心充满震惊及失望。他也怕让家人知道此事：“老实说，甚至看网络上的照片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
法兰西的儿子保罗（Paul Distefano）记得当他在网络上看到母亲的尸体照时，自己有多痛苦。“那真的很丢脸，就像是被你的老师叫来，但不知道怎么读课本一样，很可怕。”
他11岁那年，保罗看着身为世界级登山者的母亲，决定不带氧气筒前往珠穆朗玛峰，他说自己一直有着不祥预感，以致于得知母亲的死讯时，并不意外。保罗说，他并未对母亲心存怨恨，也知道自己永远都必须面对母亲的死亡，但某方面来看，他认为母亲死得其所。
但陪伴法兰西度过生命最后几小时的伊安（Ian Woodall）放不下，他始终为没能救法兰西，以及其遗体被当做地标而感到困扰。2007年，在同行伙伴凯西（Cathy O'Dowd）支持下，伊安回到珠穆朗玛峰，只为让法兰西“不再被看见”。
这次旅程并不顺利，伊安与夏尔巴人同伴来到当初离开法兰西的陡坡，原本希望为她盖一座岩石坟墓，却发现该区域的雪深达4英呎，完全找不到法兰西踪影。
于是他们开始挖掘，找到遗体。但因地基极不稳定，他们放弃在陡坡上建岩石坟墓，转而把遗体用美国国旗包覆，并在简短告别后，用绳索将她送下她先生跌落的悬崖。这总共花了5小时，伊安说，“这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事，比登顶要难多了，但我想卸下这份重担的想法非常强烈。”
我母亲跟我因为血缘而连结，他们则因为死亡而有了关连。我认为他们跟我同样有权利移动她的遗体，我的家族感谢他们的付出。
再一次，保罗看了媒体报导后才得知此事，他起初感到有些不满，但后来意识到，目睹母亲生命最后一刻的伊安与凯西，也与她建立起专属于他们的连结。
得知伊安对法兰西所做的努力后，“绿靴子”帕卓的弟弟辛利也联系伊安，希望他能为帕卓做同样的事。但辛利低估任务开销，印藏边境警察也以遗体完全卡住且不一定是帕卓遗体为由拒绝协助。如此，已为法兰西花了大笔金钱的伊安只得拒绝辛利。
出动清理团队，守护“被埋葬的权利”
由法兰西的例子可见，清理遗体工程之浩大，无法仅由少数者承担。于是，清理遗体的任务应该落在谁的身上——这个问题多年来就像是遗体般原封不动地存在着，且随着遗体数量的增加，以及气候变迁导致更多遗体自融雪浮出。
有人加紧脚步想解决这问题。2008年起，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安·策林·夏尔巴及其儿子达瓦·史地文·夏尔巴（Dawa Steven Sherpa）便率领一批清洁团队，每年在山上进行清理，至今已清理超过1.5万公斤的垃圾，以及数十年来多达800公斤的人类排泄物。
每当遗体出现，这个小团队也被视为首选。截至目前，他们成功处理数具尸体，其中包括4名夏尔巴人、1名1975年失踪的澳大利亚登山客。安·策林·夏尔巴表示，“如果可能，应该为每具遗体举办葬礼，只是当遗体被冰冻在8000米的山上，这不太可能。但我们至少能将他盖住，给他一点尊严，这样人们就不会拍照了。”
近两年，经常拜访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发现，山上的遗体数量减少许多。冒险家哈纳（Noel Hanna）表示，他在2014年5月时发现，不仅“绿靴子”消失在大家熟悉的洞穴附近，因许多罹难者的各色羽绒衣而被称作“彩虹岭”的珠峰北侧，尸体也从过去10具减少至只剩两三具。
他们的作法非常（有）中国（特色），他们不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也不想宣传。
哈纳表示目前仍不晓得是谁所为，但他怀疑可能是中国官员在得知此情况后，让管理珠穆朗玛峰北侧的中国西藏登山协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私下处理的。中国方面表示不方便透露，常与中方合作的达瓦·史地文·夏尔巴则指，中国政府往往不会透露他们的行动，也不希望私人清洁队干涉，“就我看来，这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他说。
因为“必须”而继续上山
这些遗体照片显然未能吓阻登山者，相反，它们成为了挑战珠穆朗玛峰的成就所在。登上世界之颠曾经是人类渴望征服宇宙的象征；更多时候，登山的原因或许只如同于1924年死于珠穆朗玛的著名英国登山者 George Mallory 所说的，“因为山就在那里”。
保罗记得母亲法兰西离开的前一天，她经过保罗的学校，决定让保罗决定她要不要上珠穆朗玛峰。保罗清楚记得自己告诉母亲：“如果我告诉妳不能去，那么有天当你成为一位在摇椅中的老太太时，妳会说：‘可恶，我应该去爬的’，我不希望当那个听你抱怨的人。”
然而那晚，保罗做了恶梦：梦中两名登山者，身处白茫茫之中，雪像蜂群那样袭击他们。保罗醒来后，打电话给母亲说他改变了心意，但法兰西心意已决，她说：“你知道的保罗，我们昨天谈过这事。你是对的：我必须做这件事。”
直到现在，保罗说他仍不认为任何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想要爬这些危险的雪山。“到最后，我母亲上山的唯一理由就只是因为，她必须这么做。”
声音
攀登珠穆朗玛峰已变成非常恐怖的事，这些人就是一心想登顶，其他都不关他们的事。这是我们老一代登山者所无法接受的态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著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著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殒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