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时间许可，清明节这一天，陈亭逸都会跟着家人到基隆的山上，给亲生外婆上香。这条祭祖之路不算好走，得先穿过弯弯曲曲略显陡峭的小巷弄，最狭窄处几乎难以双向会车，还好这天上山的车辆不多，没有太考验驾驶的开车技术。
位于半山腰的目的地，平日紧闭的铁门已经打开，握有钥匙的管理人蒋志龙还没离开，来这上香不知道上了多少年，这是她们一家子第一次见到蒋志龙本人。
陈亭逸的亲生外婆走得非常早，早到她当年仍然童稚的母亲也没什么印象。母女俩多年以来有个问题一直藏在心底，明明亲生外婆是温州人，为什么在台湾过世后，骨灰会被放到“一江山烈士纪念祠”来？与亲生外婆作伴的骨灰坛有数百个，她们揣想，应该就是一江山战役的烈士英灵吧。由于许多灵位没有子孙奉祀，每逢清明节，陈亭逸一家人只要有来此上香，总会多带几把线香，补齐所见空缺。离开时，祠堂里每一座小香炉，至少都会插着一柱香，不让任何灵魂感觉冷清孤寂。
只是不知何故，最近几年清明节，来祠堂上香的人越来越少，好几排香炉都空荡荡地乏人问津。年复一年，陈亭逸和家人花在帮忙补香的时间似乎更多了。话说回来，她们也不以为苦，毕竟一家人都听过当年一江山战役的悲壮故事，相较于战争的苍凉，这一点举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帮孤死温州人设立的纪念祠
1950年代初，撤退来台的国民政府，仍然占有福建、浙江沿海诸多小岛。韩战（又称朝鲜战争）期间，小岛上的守军和游击队，配合台美合作的大战略，不断骚扰中共沿海，除了减轻朝鲜半岛单边作战的压力，也试图一并封锁中共的对外贸易。韩战结束后，这些沿海小岛自然成了中共首要拔除的芒刺，在获得苏联军备奥援后，共产党军队于1955年1月，挟陆、海、空三军联合的优势兵力，全力攻击位于浙江外海、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岛，岛上守军在国府的死守命令下，泰半遭到歼灭，指挥官王生明也壮烈殉国。
这场国、共双方都死伤惨重的血战，日后被两岸政府各自大做文章，一边说是英勇解放，一边说是负死顽抗。此后，台湾各地陆续出现一江山纪念园区、一江山纪念碑、一江街、王生明路以兹表彰，就连以妈祖绕境闻名的大甲镇澜宫，都供奉了一江山烈士的长生牌位。这处位于基隆的一江山烈士纪念祠，乍看之下亦是八九不离十脱不了关系。
陈亭逸一家人也是这么想的，直到她们和管理祠堂的蒋志龙搭上话，才发现这些日子以来，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误会了。
“里头没有来自一江山的骨灰啦，全都是温州人。”蒋志龙脱口而出这答案时，陈亭逸一家人都吓了一跳。
“你的意思是说，墙壁上那三百多个寄存先人的芳名，没有半个是一江山烈士？”
“你想想，当年那些烈士都在岛上殉国，哪有什么骨骸留下来？就算有，也是移回忠烈祠了，不可能流落民间。”蒋志龙解释道：“所以一江山纪念祠只是个名义，是当初一位许岳先生为了帮孤老而死的温州人，找块身后之地，才以纪念一江山为由，向政府申请到那么一小块地。你们应该去门口拍张照片，上头的对联还是陈诚（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行政院长）题的，陈诚的题字在台湾很少见。”
大门的楹联上，确实写着“正义常昭泰岳鸿毛祇一线”、“蒸尝不替馨香俎豆足千秋”，千真万确是悼念烈士的口吻，难怪连参拜多年的后人都会跟着搞糊涂。
“不只基隆码头，当年九份挖金矿的矿工，也有很多温州人，前几年还立了个纪念碑。”蒋志龙说：“温州人爱热闹，所以这里的骨灰坛，虽然单身无后者占了八成，也是有些结了婚的温州人，临终前特别吩咐子女把他们从高雄、花莲送来这儿，图的是死后能和老乡一块聊天。”
“你说的温州人，是1949年后随着国府迁台的温州人吗？”
“也不是，绝大部分都是1920、1930年代就迁徙来台了。当年温州很穷，才来有移民渡海来台做苦力，不像现在发达了，世界各地只要听到温州人头都痛，做生意太厉害了。”1964年出生的蒋志龙，是从长辈手上接下管理纪念祠的棒子，他说：“我爸爸也是当时从温州渡海来台，但是他比较像逃兵，是听说蒋中正要北伐，打算抓温州的男丁去当兵，一群人才连夜搭帆船想逃去日本，结果船只开错方向，就跑来基隆了。”
带点台客气质的蒋志龙讲得兴起，解释的语言开始从国语转换成他更熟悉的台语。按照蒋志龙的说法，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很多温州人落脚基隆，在码头挑煤炭维生。“以前八号码头那里有个煤调会，北部所有煤矿都从那里出去，台语叫‘炭埕’。后来没有煤炭挑了，就全部编去码头工作。火车站后头的中山一、二路，以前整排都是给温州人住的工寮，老一辈基隆人管叫它‘温州街’、‘温州寮’。”
“就跟新北市的华新街被叫做缅甸街是一样的道理。”陈亭逸做了个类比。
“不只基隆码头，当年九份挖金矿的矿工，也有很多温州人，前几年还立了个纪念碑。”蒋志龙说：“温州人爱热闹，所以这里的骨灰坛，虽然单身无后者占了八成，也是有些结了婚的温州人，临终前特别吩咐子女把他们从高雄、花莲送来这儿，图的是死后能和老乡一块聊天。”
“现在这些温州人的后代呢？”
“都被台湾同化了。”
“那你们还会说温州话吗？”陈亭逸的父亲问。
“听得懂，但已经不太会说了，像我们家小孩都不会讲温州话。”蒋志龙说。
“那你爸爸跟谁沟通去？”
“他自己去六号码头找他们温州人。码头那边温州人太多了，他不怕寂寞。以前总是一堆温州人在那聊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在吵架。有人说过，宁可听苏州人吵架，也不愿听温州人聊天。”
“你们小时候不会跟本省小孩吵架？”
“没有这种事，我爸爸他们很早就过来了，娶了台湾媳妇，也不住在眷村，小朋友从小玩在一块，都讲台湾话，哪有什么冲突。”
虽然没见着真正一江山烈士的遗族，陈亭逸一家人倒是遇上了怎么看都是本省人的外省人。
日久他乡是故乡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亚海域断断续续有过自由航行的年代。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有来自九州、四国等地的移民，以及他们后来被称做“湾生”的后代；也有台湾土生土长的居民，离开台湾举家迁往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八重山列岛开垦荒地；同样逻辑下，隔着一道海峡的彼岸，亦有不少人像蒋志龙父亲那样，迁出沿海省份落脚台湾谋生。不幸的是，这块海域在二十世纪不断卷入政治冲突，只要一有战争爆发，原本自由来去的海域，便会出现一道隐形的封锁线划分敌我，让承平时期离乡背井的人，根源突然变得难以定义，生命落入历史的暧昧夹缝之中。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没多久，何韦毅的祖父一家三兄弟，也是在台湾海峡重现和平的时期，从福州渡海来到台湾营生。只不过这段和平时光太短暂，几年后激烈的国共内战，再次中断两岸交通，无法回乡的祖父，只得留在台湾娶妻生子，定居高雄以裁缝为业，日久他乡是故乡。
小时候，每逢填写个人资料之时，父亲便会嘱咐何韦毅，在籍贯一栏填入“福州”，机伶的孩子看到邻座同学“台湾省高雄市”的答案时，还会自作主张将“福州”改写成更完整的“福建省福州市”。但是这样的作答方式，上了高中便遇上挑战，随着台湾本土意识逐渐扬升，少年何韦毅不再于籍贯栏写上“福州”，而是以出生地“高雄”取而代之。不过，只要一有人问起他，到底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时？何韦毅便会感到一阵尴尬，无所适从，“我好像不是外省人，但也不全然是本省人。”
有长辈告诉何韦毅，你们家从福州来的，也算本省人啦！但如果这么简单就能算本省人，为什么明明听得懂台语的他，却老是听不懂祖父讲什么话；为什么明明清明节一到，本省同学都要上坟头除杂草、贴墓纸，他却从来没扫过一次墓，也不晓得墓碑上还会刻上银同、金浦、南靖、诏安等字眼。
何韦毅带着这样的疑惑长大，一直到今年清明节，何家的家族聚会上，突然出现几名意外访客，让他的好奇心重新被挑起。
那是一名他得称之为堂伯的男子，带着几名子侄辈，特地从福州飞来台湾“扫墓”。何韦毅说：“因为我们家没有墓可扫，以前清明节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所以听到有亲戚要过来，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他们‘扫墓’的地点会是台湾？”
何韦毅追问了家人后才知道，原来他的伯公，也就是祖父的兄长，当年在福州是有妻儿的，只是国共内战后，伯公再也没机会回到家乡，最后在台湾逝世，埋骨台东。这次前来台湾的堂伯和堂哥，便是伯公那一脉的后人。
多年以来，何韦毅第一次向父母亲追问了那么多过去，也因为开始追问了，才知道那些一直存在、却不再被言说的家族故事。追问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发问、回答、重述的过程中，有些名字才会变得立体，开始与自己的生命产生关联，从疏远慢慢变得亲近。
“我从来没追问过家人这些往事，直到清明节见到一群素昧平生的亲戚，才觉得好像有什么被触动了。”送走来自福州的亲戚后，何韦毅便央求母亲将几年前刚修好的族谱寄上台北，好让他能重新了解家族故事。
来自福州北岭的何氏一族人丁茂盛，一百多页的族谱分枝图某处，也有何韦毅一家人的名字。出生至今三十多年，这是何韦毅头一回对族谱产生兴趣。族谱最后一页，是整版的何家祖厝地图；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的彩图之上，看不见北京、上海、台北、高雄，也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或红地五星飘扬，却详细标示出祖厝周遭每一口井、每一间庙，每一处祖坟的位置——尽管位居核心，被一圈绿树图示环绕的祖厝，现实生活中早已经化为土砾，不复存在世上了。
“现在谈这个似乎有点政治不正确，不过我心中确实萌现一股想要寻根的念头。”何韦毅说，他一直想要将这些日子以来的感触写下，在社群网站上分享给朋友们看，但又隐隐然感觉到，当下本土意识正炙的社会氛围，这些感言似乎不太合乎时宜。想要发表的念头，几度萌芽又几度退缩。
“我向父母建议，不如今年秋天，一块回福州老家去看看亲戚吧。”多年以来，何韦毅第一次向父母亲追问了那么多过去，也因为开始追问了，才知道那些一直存在、却不再被言说的家族故事。追问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发问、回答、重述的过程中，有些名字才会变得立体，开始与自己的生命产生关联，从疏远慢慢变得亲近。
没血缘的三人组成一个家
离开一江山纪念祠时，陈亭逸的妈妈总算明白，为什么亲生母亲的骨灰，会出现在看似纪念烈士的祠堂中。她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就成了孤儿，多亏两名随国府撤退来台的浙江人，轮流将她扶养长大。她的养父是一名退伍军人，养母是战士遗眷，两个人来台后一辈子单身，从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但为了让失恃的小女孩拥有一个身份，便相约好一块出钱抚养，直到今天，陈亭逸母亲的身份证上，父母一栏还是这两名单身男女的姓名。
养母辞世得早，有数十载光阴，陈亭逸的母亲是由养父一手拉拔长大。每逢清明节，一家人的话题，总是绕着几年前亡故的这名老人打转。
“再说一次那个外公让你吃麦片的故事，好笑极了。”陈亭逸对着母亲说。
“你外公退伍得早，和几个弟兄跑去新店养猪，他每天都会煮麦片喂猪吃，一大锅闻起来非常香。有次我闻香前去看，他竟然直接挖了一勺问我要不要吃。”异想天开拿猪食喂养女这故事，每一回重述，总是逗得这家人哈哈大笑。
陈亭逸的母亲又补充道：“可惜第二年猪瘟蔓延，养的猪全死光了，你外公只好跑到饭店应征工作，帮人家整理客房整理了好多年。”
“外公很喜欢照顾动物，虽然没有养猪，在家里也养了一堆毛茸茸的小动物，不管是猫、狗还是仓鼠，全都取名叫毛利。回想起来，就是个温和慈祥的老好人。”陈亭逸说。
“你外公好玩的事可多了，有次我问他，爸爸你军人当那么久了，有没有真的打死过人啊？他说从来没有。只有那么一次，大家说要到某个山头跟共军打仗，结果你外公做了一个噩梦，第二天部队全员开拔，只有他一个人说什么都不肯去打仗。”
“这什么军队啊？怎么可以这样。”一车子的人又放声笑了出来：“那我明天不想上班，也跟老板说不要去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外公可以不用上阵，但据说后来上山打仗的人没一个回来，全战死了，就剩留守的他一个人独活。”
即使是带着悲凉气息的故事，一车的人还是在笑。
“不认真打仗，倒是很认真养小动物。”陈亭逸说。
“你外公一辈子孤家寡人，在台湾也没其他亲戚，回乡探亲时才特别叮嘱我，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葬在对岸，死后一定要我把他也带回去和家人作伴。”
“说到探亲，我还记得那一次，外公一直到回乡扫墓，看到亲人的墓碑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身份证上的姓氏写错了，本家不姓黄而是姓王。”陈亭逸回忆道。
“因为你外公不识字嘛，在台湾办身份证时，可能讲话又有乡音，户政人员黄、王不分，填错了姓氏他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曾经教过外公写字，我还记得当初教他写的第一个字是‘鸟’，没想到后来他真的学会了，字迹像画图一样很可爱。”
一直到下车前，他们还是在问，还是在笑，好像那个已经归葬浙江的老人，依然还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