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人，在干嘛？”一位20岁出头、眉清目秀的男生，在等电梯落下的空隙，看了一眼会议厅的玻璃门。门上贴着一张 A4 白纸，写了一行字：“丁酉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这是在3月28日上午的尖沙咀华丽酒店。这位从大陆浙江来香港游玩的年轻人，只看到了玻璃门内的一片白发。他和同伴们对“丁酉”感到茫然，听说这里在举办“反右60年研讨会”时，表情更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一
83岁的陈愉林，头发雪白，面颊上带有老人斑。他站在会场门口，不断回应着人们的慰问。3月24日，苹果日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人们悬心：因为筹办这次研讨会，居住在香港的陈愉林，在深圳海关被扣押，一度失去人身自由。
作为主办方“五七学社”的总编，陈愉林没有过多介绍自己的遭遇。他只说欣慰于会议终于召开。和“反右50年”以及“55年”时的顺畅相比，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一波三折。先是原本要举办的香港中文大学退出，之后在城市大学也不能举行，最终落脚在华丽酒店。
人数没有预料的多，但还是有五六十人。他们中，有从北京、河北过来的6位，包括4位右派老人和两位“右二代”。另外从上海赶来两位右派老人，福建也赶来6位。
原本报名参加会议的60位右派老人，最终只来了20位。在上海，报名参加会议的右派老人张强华，被阻挡不能来参会。他给会议发来自己的“贺信”及感言，由河北的赵日月老先生代念。
义工多是老人家。挂着举办方“五七学社”名牌的陈元华先生在门口照顾着秩序，他也是70多岁的人了。
二
如果不是有关切的人，进入会场，不会知道这就是备受关注的“反右研讨会”。
会场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的大字是“丁酉60年学术研讨会”，旁边，挂了条大篆的书法，写着“反右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香港书法家黄元璋所写。“现场不能出现‘反右’的字样”，据陈愉林说，这是他被扣押之后，无奈作出的承诺。
在艾晓明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中出现的任众，已是83岁高龄。在会议的现场，他一次次落泪。他曾陪艾晓明拍摄《夹边沟祭事》，到各地访问当年的“五七难友”。
任众是当年北京市公安局的右派。7年右派生涯，他深深体验了被凌辱被摧残的痛苦。在会上，当有人提出，“不要再悲啼控诉，要行动起来”时，他反驳，还是要讲出曾经经历的苦难。对那些苦难，“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讲得太少”。
“反右研讨会”的举办，从50周年到55年，再到60年，已有三届。能否有65年，以及70年，是很难说的事。如今，当时最年轻的右派老人，也已到80岁左右。来自北京的“右二代”马文都说，在北京，右派老人常常聚会，但几乎每年的聚会，会发现老人又少了几个。
此次来参加会议的“右二代”不少。从丹麦赶来参加会议的廖新军，父亲是当年的中共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王定当年反对毛的农业集体化，被打成“极右”，被称为“广西纳吉”，境况凄惨。“我的父亲，从那时起，就没有尊严地活着！”讲起父亲的遭遇，廖新军的声音突然尖利，难掩内心的激越。
三
即使已经到风烛残年，不少右派老人还是充满讲述历史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希望为历史做点什么。87岁的岑超南，是香港的优秀义工。当年他是一名香港店员，于195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与北大著名右派谭天荣是同学。他被打成右派后，历经磨难，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香港。
岑超南老先生多年来投身慈善，募集希望小学，热情不辍。而且一直在做记录历史的事情，包括收集良心犯名录等。“我们当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实是响当当的左派，我们应该命名为五七民主派”。在会上，他还建议，每个活着的右派都要视频录影，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后世。
两天的会议，在3月29日下午结束，会上还放映了独立导演王辉的纪录片《他们的声音》，以及艾晓明的《夹边沟祭事》片段。
3月28日上午的会议结束后，老人们在酒店聚餐。简单的自助餐，杯盘叮当响着。一双双夹菜的手，总是在颤抖着。来参加会的人，内心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了。
陈愉林说，这次会议的费用，都是右派老人自己筹集的。历经劫波的他们，大多数境遇并不好。“有很多人是捐出了棺材本，两万元。”
会场内外，坐着不少沉默的老人。他们安静地坐着，或许内心激荡，外表却保持着一份平静与尊严。没有人流泪，83岁的任众例外。他再次伏在桌上，哽咽难语。而陈愉林，这位自称当年做“党的驯服工具”，最终自己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内蒙古劳动20年的老人，则在会议结束时，告诉来开会的人们，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历史，知道“不让人说话”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至于他自己，今天开完会，“等着被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