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光化门广场旁的世宗文化艺术会馆内，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临时搭建的小型舞台周围，时不时随著现场响起的电子音乐起舞。这是三月五号“我们的未来”政党创立大会。“我们的未来”号称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党，党员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与印象中严肃、无趣的政党活动相反，这场大会更像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为自己举行的一场派对，年轻的党员们不时欢呼支持台上嘉宾，现场气氛轻松愉快，却又井然有序。
创党大会的选址也别具心意：光化门广场曾是朴槿惠事件爆发以来，韩国民众每周六晚举行“烛光集会”的地方。在从去年开始的二十多次“烛光集会”中，韩国年轻人的力量不可忽视，也开始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参与到政治中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朴槿惠事件对“我们的未来”创党过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每周六晚的烛光集会，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去接触一些有相同想法的人。“我们每周六晚都会去光化门的烛光集会，参加集会的民众对我们表示肯定，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年轻人，一些中老年人也表示，现在韩国年轻人政治参与度太低，对我们的行动表示肯定和支持。”“我们的未来”党代表禹仁哲对端传媒说。
艰难的创党过程
创党大会约两周前，端传媒记者参加了他们的一场政治研讨会。当天，首尔下了一整天的雨，晚上七点半，在首尔瑞草洞的一家共同工作室里，陆陆续续地聚集了三十多名年轻人。这些人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背著书包，看起来都不过二三十岁的模样。研讨会的主题是关于韩国选举制度的漏洞与改进办法，请来了绿色党前党代表河成洙（音译）主讲，由于提问的人太多，原本计划在两小时内结束的研讨会，直到十点半才结束。
当天在场的这些年轻人便是青年政党“我们的未来”运营组核心成员，在今年一月的发起人大会上，他们曾对外表示党员平均年龄为27岁，两个月后，“我们的未来”吸纳了超过7000多名党员，平均年龄也上升到了35岁。
“招收党员时是不可以有年龄限制的，只要是有选举权的韩国公民就都可以申请入党”，今年31岁的禹仁哲说道。“我们的未来”在20-30岁，30-40岁各选出了两名党代表，禹仁哲便是其中之一。在政治研讨会当天见到他时，他略显疲惫。
在韩国，想要建立一个新政党，必须要有200人以上的发起人发起，再在五个不同的市，各收集到最少1000人的入党申请。1月15日政党发起人大会后，禹仁哲就与其他核心成员奔波各地，努力收集到5000人的入党申请，当天上午才完成了这五千人的“指标”。
对于新政党来讲，这并不容易，入党申请书中必须注明真实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身分证号码，并附上自己的签名，如果不能直接递交，则需要对方自己缴付邮寄费用，寄到政党这一方，如果帮忙垫付就是违反选举法。在越来越注重个人信息保护的时代，通过手写几乎所有关键的个人信息才能入党的这一要求，对于新创立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发起人大会开始后，包括禹仁哲在内的核心成员几乎每一天都在忙这件事情，动员周围的朋友，也到街头向市民宣传。因为申请书中要填的东西太多，有些赞同他们理念的人最后也都放弃加入。
当他们为了自己的新政党四处奔波时，共同民主党等现存政党为了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提出了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加入政党的议案并通过审议，正式施行。禹仁哲等人原以为这个议案可以缓解自身困境，却发现线上入党的方式只适用于现存政党，新创立的政党依旧不能通过线上方式来加入，只能用上述传统的方法。
在他看来，这又是另一个只为现存政党服务的议案，不是真正鼓励民众参与政治。
“老人政治”VS“青年创党”
“我们的未来”创党还要从2011年的“青春演唱会”说起。当时顶尖大学韩国科学技术大学（KAIST）四个月内发生四起学生自杀事件，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对青年问题的关注。2011年6月到9月，“青春演唱会”在全国25个城市举行，大学教授、演员、佛教大师等人作为嘉宾，与当地年轻人分享人生经验。
三个月的活动结束之后，这些曾经作为观众的年轻人，在现场遇到了许多志趣相投的人生伙伴，之后便定期举行聚会，后来索性提议创立自己的政党，于是在2012年青年党正式创立。当时的青年党相当于“我们的未来”前身，那时的禹仁哲还是一名大四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一个上班族了。
但很快，青年党被强制解散，原因是法律规定，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在国会选举中获得2%以上的选票就必须解散，刚刚起步的青年党也就此被扼杀在摇篮里。后来，像青年党一样被强制解散的小型政党联合向宪法裁判所提出诉讼，表示“在国会选举中未获得2%以上的选票就必须解散”的规定违反宪法，并最终胜诉。 韩国国会议员目前的平均年龄为55.5岁，“老人政治”是韩国政界长期以来无法突破的局面，年轻候选人很难进入政界的核心。这也导致了许多年轻人对政治冷感，而放弃投票.
“当手中的选票成为无意义的选票时，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投票”，禹仁哲说道。在“我们的未来”党员中，有不少人曾是现存政党的党员。在他们看来，现存政党只会将他们看作是吸引青年支持率的手段，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两年前开始，韩国年轻人开始称自己的国家为“지옥조선（地狱朝鲜）”。高昂的大学学费，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含著金勺子跟土勺子出生的人有著天壤之别的生活轨迹。“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政治当然成为了大家都不会去碰的东西”，禹仁哲说，“我们想让他们知道，参与到政治中可以让社会，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们的未来”以“青年独立”作为首要政党政策，在他们看来，青年问题并不仅仅关于青年群体，解决了青年人的就业、婚姻、房屋问题，其实也是为父母世代解决问题。有人将目前的韩国社会形容为政治上的撕裂与世代对立，但在禹仁哲看来，父母与子女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主体，目前平均来讲，韩国每个家庭收入的30%是用来还债的，其中包括房屋贷款，而大学学费的贷款也是重要的部份。这本该是青年自己解决的问题，却成为了父母身上的重担。因此，虽然“我们的未来”标榜是青年政治，但决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年轻人的问题。
一个月后，大选就将来到，“我们的未来”也正在考虑选出总统参选人。但韩国法律规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必需年满40岁，“其实这也是一种给年轻人设下的障碍”，禹仁哲说道。目前，韩国国会议员的年龄下限在25岁，这也导致“我们的未来”两名年轻的党代表无法参加下一年举行的地方选举。
除了改善这种年龄带来的政治断裂，禹仁哲还认为70、80年代的政治理念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导致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这种冲突应该成为历史，但现在的韩国政党依旧标榜自己是“进步”或是“保守”，让他觉得无法理解。
“年轻人的思想可能比较开放，可能在有些现有政党眼中，我们是趋于‘进步’这一派的，但我们不会给自己下这样的定义，我们都是普通民众指向型的政治文化，也希望为民众做事。”
禹仁哲还提到了香港的社运，像罗冠聪、黄之锋这些青年人也给了他们不少启发。“以前总觉得年轻人参与政治是在欧美才会出现的现象，但近年来台湾跟香港也出现了不少学生参加社运的情况，这也让我们重新检视了一下韩国年轻人到底怎么了，我们确实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