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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清顺:恶搞大师离世,日本电影的黑洞由谁来补?

他曾因不断拍摄叫人不明白的电影被日活公司解雇,但他拍出了“暗黑中的哄笑”⋯⋯

特约撰稿人 汤祯兆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7-02-27

导演铃木清顺。
导演铃木清顺。

铃木清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离世,他留下的是另一个日本电影黑洞,因为以滑稽戏作,且强调即兴恶搞的大师,的确并不多见。不过于他而言,大抵一切也不过属一场玩笑,正如佐藤忠男曾以“来自暗黑的哄笑”为题去论述铃木清顺的电影,我想标题的命名正好已道出铃木精髓所在。

正如佐藤忠男所言,铃木清顺属学徒出身的导演世代,于二战末期乃少数以菁英分子身份被召入伍上战场,军人是他第一份职业(由旧制高校直接征召入伍),当中的经历对他的电影观构成极大的影响。和上一代的导演相较,如黑泽明等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由战时去到战后,往往复归影坛便埋首于社会批判的立场。但铃木清顺从来不爱如此,他曾自言社会上喜欢把艺术性及社会性的电影,定义为具有电影价值,不过对自己被归类为娱乐片导演从不汗颜。他也不介意直指大岛渚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预言式的电影,即完成后社会将会发生大同小异的现象,而自己并不具备他的艺术性及社会性,但他认为创作出一种事件来让观众看是自己的王道,而非让观众在戏院内寻找社会性的东西。

“我想更自由地描写『虚构』。”
——铃木清顺

由黑白难分到布局设计

我认为这里其实包含一种曲折的表达,所谓社会性的作品,往往背后有浓烈的黑白批判意识,但铃木清顺强调的正好是人生的呈现,而非立场的归边下结论。事实上,在他的人生中,不断出现难分黑白予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当他考松竹大船时,表现欠佳,学科成绩位列廿二,而口试则是倒数第二,可是自言却因当天穿了学生制服,于是令人留下好印象从而被录用了。反过来于1968年,于日活的事业正处于如日方中之际,却被社长堀久作以“铃木先生不断拍摄叫人不明白的电影,他并非一位好导演。不可解的作品乃日活公司之耻。”为由解雇。虽然最后惹起轩然巨浪,而他亦终获一百万日元的解雇金,但人生黑白的起伏难测,早已是他的家常便饭。

有时候,我觉得铃木清顺为人津津乐道的舞台式布局设计,正是以上人生观的体现手法之一。正如中条省平指出,铃木清顺利用日式建筑的构造,使空间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是他的电影标志之一。《关东无宿》(1963)中小林旭把两个敌人打倒后,撞到了背后全部隔扇,露出大红背景,随大红缎帐扯落,纸吹的白雪从那里纷纷撤落,这种隔扇倒塌效果犹如舞台剧的屋台倒塌。《阳炎座》(1981)中的芝居小屋崩塌甚为刺激,而《梦二》(1991)中脇屋别墅假景倒塌也极为迫真。

连结起拉门的运用,《剌青一代》(1965)的高潮在高桥英树追杀仇人一段,他把一扇扇的拉门打开,房间或大红或大绿或解黄,如迷宫般却总是找不到任何人。而在《梦二》中,导演更把一切发挥至极致,在脇屋住宅内展示了鬼斧神工的技俩。把窗子打开,拉门拿下来,从而加大空间,令房间的走向扩展至意想不到的方向。同时利用透明或半透明的门窗,以隔扇和拉门来分隔空间,令视觉上又能看到对面,从而把重复组合空间的方法,提升至最大极限。

这一种不断在有限空间中,制造中无穷变化的技俩,是铃木清顺的标志手段。除了作为视觉上的盛宴外,更为甚者是背后的无常及梦幻心态,此所以导演之所以明言抗拒社会性的元素,前提是庄周梦蝶,现实与梦境难分的才是人生实相的体现,黑白分明只会沦为笑话。《梦二》的高潮于脇屋家祭祀脇屋复活的场面也如是。梦二穿梭在各房间中,既勾划性交的图画,又进行自虐的游戏,同时等待鬼松来杀自己。到最后却成为一场红绿对决的视觉飨宴,一切益发暧昧,梦二最终是一人,还是既是梦二也是梦三?那大抵正是铃木清顺所认同的人生面貌。

铃木清顺(1923-2017),日本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导演生涯起起落落。六十年代因其大胆的性与道德影像引起争议,电影内独特的色彩视觉美学,人称“清顺美学”。代表作有《肉体之门》,《刺青一代》,《暴力挽歌》,《东京流浪者》等等。不仅影像极具风格,为人也颇有个性,曾与电影公司展开长达十年诉讼,和解之后复出即拿下柏林影展荣誉大奖。他的大正三部曲在日本影史地位极高,2005年与中国影星章子怡合作拍摄《御狸殿》,是他最后一次执导电影长片。

铃木清顺为人津津乐道的舞台式布局设计,正是以上人生观的体现手法之一。正如中条省平指出,铃木清顺利用日式建筑的构造,使空间向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是他的电影标志之一。

由战场上的滑稽到暴力的戏作

所谓抗拒社会性,我想可从铃木清顺对暴力的体会及表现来加以说明。抗拒背后,大抵正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黑暗及荒谬,而且从战场上面对生死的经历,更加促使他对暴力有另一重体会。

铃木清顺自言喜欢墨索里尼的暴力论。他指出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在罗马街头,让公众打出很大声音的场面,令自己既同情又感到荒谬。是的,他直言很讨厌把暴力与革命相连的论调——以上场面一方面展示暴力的轮回,但同时又只属单向,因为受暴力侮辱的不是活体,而只属尸体,某程度构成滑稽的荒谬场面。

此所以铃木作品贯彻了的暴力的荒谬滑稽感,《杀手烙印》(1967)中宍户锭饰演的杀手,仿如有精神病,既有怪癖要疯狂嗅饭香及吃米饭才有作战力及唤起性欲,后来又错手把自己钟情的女子射杀。《东京流浪者》(1967)中渡哲也逃亡时的群殴场面,同样充满漫画感的滑稽气息。

大抵人生的实相也如是,只不过视乎你看到哪一面而已。曾经与死亡那么接近,而生死的界线又那么马虎儿戏,相信正好造就了导演对任何宏观论述及社会性价值的反悖。

事实上,与其说以上为导演美学上的癖好,倒不如从他的战时经验中反思更有意思。铃木清顺直言自已于战争中所看到的生死体验,实在是滑稽。他回忆在海上待救的情况,把绳子缠身后必须夸张大叫,因为船身已有甚多塌陷损毁处,不作声随时会乱撞,甚至有人在救上来后,便发现因此死掉。在弃船而逃时,船身离水面有二十多米,不明就里的菜鸟一旦穿上救生袋,一跳下去便会勒住勃子,一不小心就会憋昏丧命。而且因为尸体众多,大家也是随意抛起尸体的头脚,“扑通”地扔下海马虎了事,全不成体统。

大抵人生的实相也如是,只不过视乎你看到哪一面而已。曾经与死亡那么接近,而生死的界线又那么马虎儿戏,相信正好造就了导演对任何宏观论述及社会性价值的反悖,也唯其如是,才得以成就自由虚幻肆意任性的人生戏作,令日本电影的系谱更形多姿。

“我的作品是『即兴』电影。”
——铃木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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