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结束了
脆弱的船体在内部粉碎了舵
——中国诗人 孟浪
“现在看来，最后我完成了一部 Made In Hong Kong 的电影。”导演闻海和我从城大图书馆走去邵逸夫媒体创意中心的路上，风有些大，把一来一往的问答吹得零零散散。新作《凶年之畔》目前一切就绪，只待出发去欧洲与观众见面。
“去年3月做好了一个版本，128分钟。”闻海在九个月之后，把电影加到了173分钟。第二监制魏时煜笑着说他一定要挑战观众的极限。闻海听到这话，并不申辩，要先把电影给我们放一遍。 “电影其实可以分成五部分。”他结合自己不同的素材，把纪录片分成了好几部分，“它可以分别是：世界工厂，劳工NGO的处境，团结就是力量，抗争，一个女工的微笑。”
《凶年之畔》
纪录片：凶年之畔
导演：闻海
首映时间：2017年1月（荷兰）
耗时六年的新作《凶年之畔》获邀参加鹿特丹影展，这部电影以复调结构旁观中国南方农民工维权事件，尤以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和深圳奇利田高尔夫用品公司维权事件为骨，带出广州海哥劳工服务部，深圳新公益劳工服务部，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深圳工维义工等NGO组织在这几次事件中帮助工友普及劳工法，推广维权常识的故事。
《凶年之畔》很早就开始筹备，最后的成品已经与初衷相距甚远，闻海将几年来的素材经过铺陈，结集成多线索的纪录片。影片画面从沉浸在迷雾中的南方工厂开始，从郁结的景观慢慢推移到以深圳及番禺等地几个劳工服务NGO为主的维权故事上。影片人物众多，有海哥劳工服务部的创办人陈辉海，工作人员彭家勇，邓小明，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创办人张治儒，工作人员林东，深圳工维义工创办人简辉，帮助他们的维权律师段毅等多达十数位人物。
波浪起伏，工人觉醒的过程
闻海和这些拍摄对象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关系，也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但纪录片的主题却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的。
2008年，闻海带着前作《我们》参加威尼斯影展归来，希望换一种拍摄方式。《我们》聚焦中国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他们关心政治与社会，却难以表达意见。闻海不想被限定在某一种题材之中，他前往中国南方考察，希望改变关注对象，以期创作上的变化。考察之后，本来想选出12个普通人，拍摄一部《黄金时代－有关中国的12张面孔》，通过拍摄真实人物，完成对当下中国的描写，后来却没能完成。2010年至2014年，闻海辗转云南广东，江苏，安徽等地，不断收集素材，慢慢产生了数百小时的内容。
“重点其实是工人们觉醒的过程，是他们的变化。”闻海想纪录和反应的不是这些维权事件的起承转合，“我塑造的还是人的状态。”
2014年，他拍摄的这几位工人运动家邀请他参加一次维权的庆功活动，在庆功活动上，工人们有说有笑有热泪，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他跟拍的这些维权活动之中，唯一成功的一次。魏时煜建议他把这一点在电影里点出来。
闻海把这一场庆功放在了纪录片的中段。他认为《凶年之畔》的主体不是事件，尽管时不时放入艰辛维权的片段，实际并不是要为事件经过说书立传，也不是要讲NGO的生发破灭。“我们很多时候对农民工有刻板的印象，或者误解。”闻海发现不少工友们一旦开始接触知识，接触法律，他们对于公平和人权的自觉也慢慢开始觉醒。
他重视工人运动者们向工友普及平权知识的过程，也很仔细地呈现不同拍摄对象的性格。陈辉海的谨慎，彭家勇的豪爽，林东的能说会道，皆有丰富的画面，与这些人物的形象相连，工友们对维权的认识，对工人权益的了解也越发深入。闻海用他们起伏不定的遭遇，像波浪一样推送着电影向前。听说有人看过电影之后问，为什么维权事件没有另一方的观点？“重点其实是工人们觉醒的过程，是他们的变化。”闻海想纪录和反应的不是这些维权事件的起承转合，“我塑造的还是人的状态。”
来自香港的帮助
《我们》在内地被禁，闻海辗转到香港生活。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邀请他驻校，研究中国独立纪录片与公民社会成长的关系，他将研究写就为《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一书出版。同时，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他也停不下来。闻海手头有监制曾金燕筹集的一些有限资金，他找到魏时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魏时煜是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本身也是纪录片导演，其作品《红日风暴》《金门银光梦》等皆广受好评。
他尤其感叹着香港的后期制作人们专业又敏锐的观察力及行动力，不仅高效，而且优质。“所以我说这真的是一部香港制造的作品。”在他最难的时候，香港的幕后创作者加入了《凶年之畔》这部电影，让他感激不已。
过去的三四年间，闻海一边写作，间或到广深拍摄，一边筹备后期制作。魏时煜为他提供了在城大剪辑及后期的机会，还为他穿针引线介绍了不少本片的其它幕后功臣。城大创意媒体学院的讲师陈卓华和电影人施家为，都是香港人，曾参与过不少独立电影的音效和音乐制作。闻海经魏时煜与他们认识，后来彼此合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闻海约陈卓华见面，本以为会像在内地那样，导演，后期和制作人一起喝酒吃饭聊天，长谈。想不到香港的制作人们日程很密，他和陈卓华一共只碰了两次面，每次都只喝了半小时咖啡。闻海担心自己没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图，干脆提笔写信，把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想要的声音效果往纸上写。当陈卓华第一次给他一小段样片的时候，闻海立刻放了心。陈卓华不仅完全理解了闻海的理念，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意。
创意媒体学院的助理教授 Robert Jay Ellis-Geiger 博士为《凶年之畔》创作电影音乐，情形也相似。Robert 有很丰富的音乐创作及制作经验，代表作有杜琪峯的《以和为贵》以及谭家明《父子》的电影配乐。他以为《凶年之畔》要突出中国元素，在第一版音乐里面加入了扬琴的声音。闻海却并不需要中国元素，坦承《凶年之畔》表达的不仅仅是中国人。Robert 于是让闻海在隔壁小休片刻，才过15分钟，他就将音乐转向了闻海满意的风格。其中大量的氛围音色和极简风格，辅佐写实的电影内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以往我的作品在大银幕上看起来可能有瑕疵。”闻海介绍说，“但《凶年之畔》还挺经得起视听考验。” 他尤其感叹着香港的后期制作人们专业又敏锐的观察力及行动力，不仅高效，而且优质。“所以我说这真的是一部香港制造的作品。”在他最难的时候，香港的幕后创作者加入了《凶年之畔》这部电影，让他感激不已。“这是一个侠义之地。”
鹿特丹的观众
他对如今自己在香港的创作空间感到满意，认为自己仍享有创作自由，接下来还想在城大再完成一部电影。2014年，闻海在香港参与成立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研究与写作之外，更努力让导演及作品多与观众见面。居住在香港的创作和研究经历也让他重新开始思考观众和纪录片创作的关系。
他坦言不会为了观众改变自己的创作目的，但同时纪录片也不再是一种单向的呈现，对话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也是观众，希望表达出来的都是感同身受的内容。”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面对很特殊的创作环境，电影的“纪录”功能尤为导演们看重。谁也不知道自己想拍的题材能否完成，完成后能有多少人看到。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把电影拍出来。电影问世后，除了在其它国家参加影展，然后就是在业内或同好之间放映，受众有限，而电影本身往往承载极大容量，动辄数小时。闻海说自己过去在中国完成的作品不太考虑观众。
制作《凶年之畔》的过程中，闻海彷佛感到过去自己“看不见”的那些观众逐渐走到亮处，他坦言不会为了观众改变自己的创作目的，但同时纪录片也不再是一种单向的呈现，对话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也是观众，希望表达出来的都是感同身受的内容。”在鹿特丹影展放映之后，观众们十分热烈地问起中国现在的劳工问题，将这部纪录片当作了解中国的途径之一。
怪兽伺伏，农村型态破产
关于这部电影，闻海想要分享的感受很多。他见证了“农村”型态的“破产”，更加了解农民工离开故土的心态，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无比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他去了很多工厂观摩，也去过富士康，世界工厂的工人们非常疲乏，精神生活很乏善可陈。电影头尾两部分用了大量不动声色的描写，镜头扫荡着宽敞又压抑的厂区，对四周围的压抑无动于衷。
那其中的气氛好像是什么怪兽埋伏其中，随时夺框而出，要扑向观众。“你也察觉到了吗？”闻海特意捕捉这些阴郁的恐怖感，“所以那些镜头一定要航拍。”电影最后，他的摄影机游走在丝绸厂的车间，从女工们面戴口罩的日常工作，拍到宿舍中闲暇时她们的笑脸，努力地想将她们青春的美丽与流逝都拍进去。
漫长的剪辑，也是影像创作者的梳理和反思过程。“当你看到工人演讲能力很强的那一幕，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很会说的。
“每天工作14个小时，感情生活很单调，但一换环境，工人的状态就变了。”NGO举办活动，闻海领略到不少工人演说的能力很强，他们的语言生动，又带着很强的逻辑性，“我当时可能对工人也有一些偏见。”
“中国知识分子对工农阶层的偏见有历史原因。”魏时煜说，“好像四十年代的作家路翎，他把工人的心理写得比较复杂。因此受了批判，有人认为那种复杂性是作者强加进去的，工农阶层思维原应非常简单。”那一种复杂被戴上“小资产阶级”罪名，旋即被很多人抛弃。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文语境中对工人的书写，尤其中国的相关创作，制造出一种假想的工人形象。《凶年之畔》在单调的黑白色下面，努力地挖掘着别的方式，别的可能来叙述。
漫长的剪辑，也是影像创作者的梳理和反思过程。“当你看到工人演讲能力很强的那一幕，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很会说的。”几年的拍摄之后，闻海慢慢想出了一些条理。“我们也在反思自己是否有偏见。重复劳动如果不能发挥人的潜质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目睹工友们在体制内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慢慢走了出来。NGO为他们提供的帮助和解说，增强了他们求公平的意识，也让他们培养出更多特质，展示着“人”的可能性。
电影原本拟定过一个标题：《被压制的森林》。“我后来想到，用孟浪长诗的标题来做片名。”闻海请孟浪为电影标题题字。这首1987年写就的长诗如此结尾：
该结束了
脆弱的船体在内部粉碎了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