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并成功就任美国总统，出乎北京意料。在此之前，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等智库的名义下，北京通过各种活动，对希拉里进行了大量外交探底，但对特朗普的联络，则微乎其微。
华府政治的稳定性
这一结果，并不完全因为北京忽视特朗普。很大程度上，由于特朗普的圈子过于标新立异，中美建交以来北京在华府积攒的联络关系，显得不够用。不仅在竞选时如此，当选后，特朗普提名的执政团队中，大多数人也都是游离华府政治以外的“不相关人士”。
当然，这不是说特朗普团队没有政治经验，但相比以往各届白宫团队，这个团队显得太“业余”了。华府的运作犹如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政府官员、议员、智库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会有效减少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传统华府政治运作下，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利益间博弈的结果。总统依靠政党支持，才能有效执政。虽然华府的政治常被形容为人员在商界和政界之间流动的“旋转门”，但总体而言，处理外交事务的人却较为稳定。
外交事务也脱离不开官僚政治。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教授所作《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对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所表明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不是依靠领导人构想，而是依靠官僚机关、智库等等的提议。官僚机关和智库本身，就具有“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即一旦制度流程观点等形成，就相对难以改变，或至少改变的速度较慢。
从而，这样纷繁交错的博弈中，华府政治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安置了一个“稳定器”。这也是为什么执政者更替后，外交政智库往往仍然为官员提供建议，提供交流平台，而官员、议员仍然为智库提供信息，同时利用从“构思”提案中节省出来的时间，施加政策改变。同时，这样的稳定也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奠定了互信的基础。
行将失效的官僚政治？
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将前所未有地，游离在传统华府政治的“稳定器”以外。加上特朗普标志性的特立独行，意味着他很难利用美国对外政策传统根基──官僚机构意见、情报简报以及智库建议。这会导致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剧增。
2016年大选，是共和党的巨大胜利。他们成功控制了两院。但是身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却和共和党有着巨大的裂隙。共和党的元老、智囊，特别是对外关系的智囊，早在投票之前就高调反对特朗普。这群“大咖”中既包括布什父子、鲍威尔、赖斯等政界人物，也包括重要智库的智囊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兰戴尔·舒因纳曼（Randall Scheunemann）等。这个裂隙在短期内不一定能有效弥合。
不仅如此，在特朗普的新团队中，在外交事务上有关键影响力的几个职位——国务卿、国家情报总监、国家安全顾问，其任者不乏因各种原因早就被对应 “业界” 所排斥的人士。比如，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曾因为与 “同事关系不合” 而被迫离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要协调各个涉外机构以及情报机构，而他除去散布伊斯兰阴谋论，还难以和其所属机构建立协调关系。
这一结果就是，特朗普的新政府，与传统政治社会的联系十分薄弱。这不仅仅意味着，特朗普与华盛顿其他机构势力的联系可能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政府内部的联络──甚至他能否有效掌控政府都存在疑问。比如近日热炒的情报泄露事件中，特朗普猛烈攻击美国情报界，称之为“纳粹行径”，甚至声称他“不需要情报简报”。这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他与情报界的紧张关系。如果他真的不依靠情报进行判断，那么主观臆断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种种迹象都表明，相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将前所未有地，游离在传统华府政治的“稳定器”以外。加上特朗普标志性的特立独行，意味着他很难利用美国对外政策传统根基：官僚机构意见、情报简报以及智库建议。这会导致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剧增。
那么，这种局面对北京意味着什么？
北京和华府的沟通传统
中美双方的“鹰派”形成了“战略相互依赖”... 假如双方的相互威胁消失，对中对美都不一定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北京与华盛顿，可能是世界上政治联络最为紧密的两个城市。双方不仅仅在对方设立办事机构，官方、半官方、智库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的交流也十分频繁。不仅是双方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频繁，两国政府机构也会举行多达每年60多场政府间对话。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与中国政协外办、外交部、商务部等机构，也都有常态化的沟通交流。
并且，在危机管控等领域，两国已有有效的联络方式。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中国战略基金会，也时常作为联系两国官员的桥梁。中美友好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国家汉办等组织，也会每年举行交流活动。同时，外交圈人员的组成相对固定，也方便了双方保持沟通。
此外，在北京与华府的智库学者，也是中美联系的先锋。与决策部门有紧密联系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实际上是一种“摸底”方式，便于双方摆明真实意图，了解彼此立场。他们与决策者的联系，又使得他们的会谈更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学者的身份可以使会谈更加灵活，探讨的空间更大。这种会谈时常十分坦率，没有舆论的压力，有时甚至会剑拔弩张。比如，在近期盘古智库举办的一场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担任国务院参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就曾起身指责美国新任中国事务助理白邦瑞的鹰派作风。
除了讨论会、座谈会， 中美彼此的大使馆人员，如武官等等，也会邀请与决策层较为紧密的人共进晚餐。当然这些饭局不仅仅是吃饭，更是双方套话的绝佳机会。
而民间的联系，在关键时刻也会派上用场。例如，今年1月9号，马云到纽约会见特朗普，这次访问明显带有探底性质，特别是很可能要借此探明：特朗普抨击中国经济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样，北京在政策出台之前，就可以有机会大致了解到对方的反应，使得不必要摩擦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两座城市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互动方式：中美双方的“鹰派”形成了“战略相互依赖”。“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倡导团体，如美国军方和传统基金会，之所以喜欢夸大中国威胁，特别是军事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确实如此相信，也是为了在有限的资金中，争取更多份额。而中国的“鹰派”，如曾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金一南等人，则反过来利用“美国威胁”宣传爱国主义，并为军事现代化鼓吹造势。
中美两国是否对对方形成切实威胁暂且不论，只是假如双方的相互威胁消失，对中对美都不一定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中国会用“以眼还眼”反制吗？
阿克塞尔罗德以组织“重复囚徒困境”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
不确定性，是现实国际关系中必然存在的因素，也是阻碍国家之间合作的主要原因。如前文所述，国家会利用各种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但是，站在中国角度，目前的不确定性极大。而因为中国外交不熟悉特朗普，特朗普与传统华府也联系不足，这种不确定性在短期内无法消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只会“靠运气”、“看心情”行事。对中国外交决策者来说，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Marshall Axelrod）的“合作进化理论”也许会是最实用的参考。阿克塞尔罗德以组织“重复囚徒困境”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两轮竞赛中胜出的，都是最简单的策略：以眼还眼、一报还一报。
也就是说，按照这种理论，面对摸不透的特朗普，中国应该一开始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如果美国积极回应，那么两国又会逐渐回到一定程度的互信。而如果美国在某一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上挑衅，中国也需要就且仅就这一领域进行“惩罚式回应”，比如适当在美债上做文章。一旦美国转变态度，中国也相应地转变态度。这一策略简洁明晰，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维持战略审慎。
同时，这种策略并不意味着北京只能被动地反应，从而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特朗普这类话题达人，最常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制造话题，使得听众无暇顾忌。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一报还一报”策略外，还完全可以利用特朗普的战略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为自己提供机会。
同时，北京可以利用商业联系（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带动政治联络，增进对特朗普团队的了解。中国甚至可以在华府兴建智库，完善北京和华府的联络网，从而减少政策不确定性。这样做虽然都不一定能够直接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但如果能够打通他身边的助手或他们所倚靠的智库，那么至少在政策执行方面，会留有周旋的余地。
就目前已知的危险而言，中国需要首先应对的，是特朗普对中美经济金融关系会造成的伤害。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来自经济与金融，而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经济金融意义重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是中国国际权势的一大基础，也是中国全球影响迄今的首要源泉。
中国守红线为重
无论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应对中，“保底”与“守红线”最为重要。参照中国悠久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北京面前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
鉴于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成为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而北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和西方的失序，可以鼓励中国在国外更加大力度积极进取，但也增大了中国过度伸展的可能风险。
而中国要严守的“红线”，最重要的是台湾。北京官方厌烦美国对台军售，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有效的手段阻止。对军售也不会改变两岸的军事现状，“一中”问题却是一切中国官方外交的底线。对北京而言，就一中问题“谈判”是不可接受的。虽然在半官方和民间层面，或许可以达成一种不触及“一中”底线的谅解，但如果特朗普执意挑战这一原则的话，那么按照“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北京毅然决然与特朗普进行对抗，比如暂停外交关系等，也会在意料之中。
为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北京现在急需与特朗普团队加强交流，让他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底线，说服特朗普不要进行冒险行动。这种联系的做用，可能比官方声明更为真切有效。
（蒋鼓市，中国外交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