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跨越到2017，香港女歌手郑欣宜在《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中成为大赢家后，不论观众还是评论者，都对她的得奖感言以至个人谈得沸沸汤汤。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评论或批判。基本上，我是惭愧且心虚地写着这一篇文件的。我无法若无其事地处于评论者的某种高地，同时怕重蹈覆辙，再次成为她的施害者。
郑欣宜，跟我同代的女歌手，我几乎是跟她一起长大，而我自己也不敢确定，我小时候年少无知，有没有对同样幼少的她恶言批评，加入我家茶余饭后的话题；有没有促成整个公众欺凌、有份造成她深刻的伤害。谁敢说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现在她所经历和记忆的一切一切，都只因着她记恨、捉错用神的缘故？
在我们凝视中成长的欣宜
硬起心肠重读过往一月的评论，发现大都把欣宜简化为生命里只有亡母和肥胖的人，却忘了她的成长过程一直在我们的目光之下。最令我惊讶的是，某些媒体竟然转载多篇过度简化，近乎厌女程度的文章。
大众始终无法走出将女性平面化的困局，总是忽略女性也有她的经历和故事。因此，我觉得必定要翻开欣宜这女生所承载的故事，在聆听或批评之前，知道她是如何在香港人的凝视里成长。
郑欣宜的母亲沈殿霞（肥姐）是香港演艺圈的大家姐，从1960年代活跃到二千年；而她父亲郑少秋是1970年代的当红小生和男歌手，从60年代活跃至今。就在欣宜出生不久，两位明星父母离异，她的家庭一直是家家户户的话题，我也依稀记得家母如何谈论郑少秋与官晶华，如何谈论欣宜。之后，肥姐与欣宜就是相依为命的两母女。就连草草搜索一下维基百科，也这样写着：她（沈）的前夫为郑少秋，二人有一女儿郑欣宜，离婚后女儿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作为单亲妈妈的肥姐非常痛惜最后会陪着她走的欣宜，不时带着欣宜演出，甚至不时牵着一脸稚嫩的欣宜合唱儿歌。重看某些片段，肥姐在镜头面前也不忘教育女儿，要读书啊要做个怎样怎样的人，周边的人都叮嘱她，长大后要像母亲那样能干。记得1998年《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已离异的郑少秋和肥姐同一场合颁奖给欣宜，肥姐打趣跟她说：“只有 TVB 才可以请到你爸爸来的你知道吗？”整个家庭关系披露于大众眼前。之后在肥姐的追悼会里，公众在欣宜面前要公审其父亲，最后还要她出来打圆场。观众看她的家事，犹如看无线剧一样津津乐道。
我们其实就是消费肥姐一家的观众之一。为什么现在欣宜提及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却要提得那么艰难，甚至其与母亲的连结突然被割断，被说成消费者了？
说起这些往事，刚逝世的美国女星 Carrie Fisher 和她母亲 Debbie Reynolds ，跟欣宜很相似。Carrie Fisher 就在她母亲和镁光灯的护荫下成长。在她13岁时，母亲在演出途中突然要她走到群众面前唱歌。在纪录片 Bright Lights 中，Carrie 多次强调母亲的爱护所带来的创伤。直到最后，她伴着 Debbie 拿演艺工会的终生成就奖，想要扶着年老的 Debbie 走路，Debbie 却提醒她摄影机在拍着，她们应该是谈笑风生的样子。这让我想起，约十岁的欣宜站在台上，母亲肥姐指导她说得奖感受，拖着她唱《星星传说》。牵着大明星母亲，即使说不上是 Carrie 口中的创伤，欣宜所背着的母亲的影子，比你和我想像到的都要沉重。
母亲的职业、地位和爱护，将欣宜整个人连同她的脸她的身体都置于人前，让大众关注和追踪。那时候一个小小女孩，人人评头品足，在公众的话语里，或是在学校里所受的伤害都必然不少。最为关键及荒诞的，必然是2005年“郑欣宜吻吴卓羲遭投诉事件”。那年欣宜18岁，再次到母亲主持的节目《儿歌金曲颁奖典礼》表演，其中欣宜轻吻吴卓羲面颊一幕引来大量观众和网民投诉。当时各媒体和网民恶言相向，替她改了很多戏称，网上也流传大量改图，还有恶搞影片。自此之后，欣宜有一段时间成为大众娱乐，为攻击及嘲笑对象。欣宜那时候所经历的，就是一场大型、集体网络欺凌。同代的我，也无法斩钉截铁，说自己没有在意过她的外表。受过那么严重的欺凌后，我们竟然忍心要求她好好地当一个极度慈悲的人，不要恨。
精神分裂的凝视者
年幼的欣宜，必然是男性凝视的受害者。男性凝视（Male gaze）这论述，最早是女性主义电影评论人 Laura Mulvey 提出的，主要指出在男性主导的电影工业中，电影影像是如何性别化，只为男性的欢愉服务。之后，约翰．伯格（John Berger）写下经典《观看的方式》，提出男人是行动者，女人是被观看物。而欣宜从小到大，无论是身形，还是样子，显然都是被凝视的部分。
当然有不少人批评男性凝视这说法过时而且霸道，剥夺了女性自主及自觉能力（Agency）的可能性。然而，男性凝视的权力行使在于，不论被观看物如何自觉或自主，甚或享受被观看，观看者只会将之当成平平无奇的静物景象，如电影影像及油画。正如欣宜如何用她的故事发声，大众依然将她简化，近乎狂热地运用“男性凝视”来解释她的经历，将她的故事一再跟肥瘦扣紧，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到被观看物的位置。
欣宜一路走来，事情已经不单是“男性凝视”可厘清，但这个月来不少人反复将事件诠释为“男性凝视”的遗害，将欣宜从小累积至今的创伤化成减肥成不成功、“高调肥”等的讨论，再次将她变成被观看物。他们强调她的身体同时忽略她的经历，却正正不自觉地成为霸道的观看者。男性凝视论述，原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然而又不那么显而易见。有时明显得出现在杂志封面女性暴胀或是走光的标题上，有时却暗藏于我们几近伪善的讨论之中。
我怀疑，它经常转化并以各种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话语里，让我们感觉良好地凝视。前阵子，不时被用以反比欣宜的林二汶和邓小巧也减肥了，而且两人也有跟记者、公众交代减肥的原因。前者则交代为健康问题，后者打趣说体形不能与名字“小巧”货不对办。女生减肥是要交代的。小巧也曾经在其脸书贴文提到，因为有不少人关注她减肥，怕她盲从主流女性形象，所以她要重申，不论肥胖还是减肥，都因自己快乐。
我们一方面尝试从男性凝视的论述中逃脱，另一方面却是雀跃地关注女性的身体呈现，恍如精神分裂的凝视者。性别知识的进步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接不上轨，我们要求女性自处同时坚持将她置于监察之中。
另一方面，肥胖的女体，不单因为不符合男性霸权的观看想像而被压迫。凝视，也因为被观看物暗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挑战到资本主义及异性恋霸权之下的身体想像。在社会运动家 Mia Mingus 的演讲 Moving Toward the Ugly 一文中，提到社会如何将体形放诸到健全不健全的层面上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健全”的身体，不论是因着肤色、性征、国籍还是体形，都会被认为缺乏生产力，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性，肥胖以及其他多元的身体所带来的隐喻都像病患一样需要根治。
我们看肥胖的身体，有意或是无意地，不单是展现着男性凝视的权力，更涉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看者的位置。男性凝视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与多种观看位置交织，以致我们有很多原因来对抗不同的身体，无法拥抱多元身体（每个身体）。
“Oh! Do shut up dear!”
毋庸置疑，欣宜所引起的舆论重点不在于肥瘦，也不在于“男性凝视”的问题；并不是她的恨怨，也不是她有没有消费亡母。我们如何对女性施展禁声及消音的暴力，才是事件的症结。欣宜可以如何说话？如何公开述说自己的经历？女性可以如何自说自话？
在那颁奖典礼中，她也提到很多有关她的音乐。在“我最喜爱歌曲”两强表演时，她提到自己可以在台上唱歌已经是一种胜利，同样又提到音乐路上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路上提携她的音乐前辈。譬如说，她多谢为她写《有故事的人》的 Herman Ho，感激他冒险跟她合作、她感激给她信心的经理人。而我疑惑大家为何只听到她的母亲和她对肥胖的自白，然后又责怪她没有把重点放在自己的音乐上？
再者，对于有些人质疑欣宜在装豁达，宣扬肥的美学，然而她明明在自己的演唱会以及颁奖礼中重申，她知道自己不坚强，而且非常介意公众对她的嘲笑。我尝试逐字打出她获颁“我最喜爱女歌手”的感言：“我很记得，当初我是一个皇冠，扮一个公主，被人骂。什么死亡之吻啊，什么白雪公主啊，其实我都记住。而且我很介意，我一点也不大方啊。但是，我反而要多谢，所有笑过我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推动力我去继续努力，然后令到投票的朋友再次拿出你们最宝贵的时间去再次留意我的音乐。”
基本上，大家要求欣宜专注音乐的同时，却听不到她谈音乐的声音。更甚的是，鼓励女性自强自爱的歌曲，却被人理解为个人宣扬肥的美学的工具。她在台上所发出的声音，说的还是唱的，都被过滤，变成琐碎不堪的话语。在无法判准的情况下，有人开始怀疑欣宜心理不健康。正如古典学学者 Mary Beard 于2014年发表的一文 Oh! Do Shut Up Dear! The Public Voice of Women 提到，女性发出的声音经常会被放回家庭里，将它变成碎语，又或者重新变回私人的话语，将之由公众的场域退到私人场域。
而我们听到和听不到的，足以证明我们容许和不容许什么声音出现。
禁声同时亦是禁权，因此欣宜在舆论当中其实是被剥夺了权力。“我们仍然在这样的氛围里，当人们听到女性的声音，他们无法听到当中包含的权力（authority）；又或者他们听不懂当中的权力；他们基本上听不到女性的话语”，Mary Beard 说。欣宜的说话中，往往包含她如何自处。她如何因着减肥“不成功”而发现到纤体工程有多荒诞；如何因着种种压迫和恶意而决心自强；如何宣示她对母亲的思念和骄傲。不论你觉得烦厌还是开始担心她有心理问题，她有掌握自己个人经历的权力、拥有声音的权力。
同时，我们或者要诚实面对自己，透过有意无意的禁声，会不会真的在禁止肥胖这回事，会不会自知有份参与欺凌而不敢承认，会不会曾以“男性凝视”观看她？
眼看欣宜的发声权失落于公众的声音里，就知道公众现在愈来愈有能力禁止或剥夺他人的说话。经过一波舆论之后，欣宜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中没有再提母亲、没有哭，感言也相对精简。但媒体和群众没有因而转向关注她的音乐，反倒是回到批评的语境，“庆幸”她没有再说那些话。《苹果日报》一则新闻是这样写的：“终于冇再激动咁喊同再提妈妈，仲弹下弹下咁上台。”无声的欣宜，就在公众监察下说话与失语。
身为女性，自知写和说都要小心的我，在似尽还续的舆论中，我希望这是最后一篇回应欣宜一事的文章。同时，希望我们慢慢懂得如何将他人看成实实在在的生命。上文提到 Mia Mingus 的演讲中，有一段说话我很喜欢，道出了我们如何将他人的经历放进我们的视觉中，超越可欲的政治（A politic beyond desirability），超越美丑的二元区分，移向美丑背后的“华丽灿烂”：
“要时刻记得，我宁愿你是华丽灿烂，而不只是美丽。我宁愿你是难看的，难看而灿烂。”
最后，搜集资料的时候重看了儿时片段，听到这一句歌词：
静静地这世界分钟分钟在改变／慢慢地幼小的她也努力转变
（王乐仪，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研究生，研究香港文艺青年，同时兼职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