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少人，尤其香港以外的朋友，都对近日香港就故宫博物馆降临这个城市所卷起的庞大争议，感到无从入手。为何兴建一所可能有不少市民会喜欢和踊跃参观的“名牌”博物馆，会引发始料不及的大量批评？
坊间和媒体聚焦的关键词是“咨询”和“招标”，前者指负责这项目的官员，达成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兴建博物馆这最终决定前，没有咨询公众，在米已成炊后才公告天下；后者则指相关官员快速委任了负责这所博物馆设计前期工作和落实时的建筑师，并没打算用任何程序考虑其他人选，或让不同人选竞争。公共论述中时时有人提到，这两个面向的行事手法，虽不透明，但大致上可能没违反法例，只是官员选择“用权用到尽”故引来反感；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则竭力追查当中的细节，查找是否有破坏公共建设基本程序的违规行为。
相关讨论还在激烈进行，不过笔者希望趁此机会提供另一种视角，提出政治和程序之下更深层次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视野的两个问题。第一，香港现存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模样，令一项重大文化建设被视作可以，和要以这种全然由上而下、行政主导的行事手法落实？这既涉及西九龙文化区的本质，也涉及文化基建与公民社会在官员和主流社会精英眼中的性质。
第二，进一步而言，故宫博物馆迅速落实成为西九文化区一部分的过程，难道不是暗藏了一种“去文化”（anti-culture） 的取态？“去文化” 的思维在香港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中根深柢固，也深植在变得官僚的文化决策者脑海，以致香港文化表面上虽似在大跃进中，但欠缺应有视野。这次建设故宫博物馆，只是香港文化发展药石乱投、急功近利的氛围中，特别被“引爆”的例子而已。有关程序的争议声背后，一成不变的，是渐被腐蚀的文化视野和议程。文化发展，不是应迈向令公民充权、更有自信，和彼此间更有力开展深入的对话吗？
在中港台的互动和“两个故宫”的文化政治外，要拉阔“故宫在香港”的争议，也要从香港长远的文化问题和路向着手。
被任意挪用抵销的西九“本质”
早前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办论坛谈故宫在西九建馆，嘉宾之一提到负责官员会以这种由上压下来、故意绕过程序的方法去让建馆成为既定事实，除了因为香港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外，某程度上也因为觉得这是来自北京的大礼，面子要紧，必须效率先行，就如设计师靳埭强的措词：以正常程序做会“夜长梦多”。这种思维，自然是受西九文化区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影响。那段历史让官员、精英和高层艺术行政人员倾向与政党监察、市民讨论和文化界的批判声音保持距离。
过去十多年，香港文化界和公民社会有段时间，曾高度介入西九的发展，务求提出议程，让香港建设一个真正由下而上、属于人民的文化地带，以对抗大白象、旅游项目、地产项目、高雅艺术园区的想像。在西九建香港文学馆的倡议力量，也曾带动真切的讨论，让人反思西九该有什么内涵。但民间社会的声音，最终起到的影响不大，文学馆的方案虽然盛载民间巨大的文化能量，但也无疾而终。代表西九建设初期开放性的民间参与、争辩与角力，成了官员和西九最惧怕的过程，那种开放性，被视作跟延期和减慢文化区落成速度扯上等号。
随着文化区设施相继动工，西九被赋予全香港公共机构中，相对较大的行政权力和弹性，本来就是对上述公民商议过程的反弹，以让西九的决策者有较大自由度，以艺术方向为由，落实执行其愿景和蓝图。其艺术与咨询、公平和民主要保持距离的论述应运而生，时有被援引作理据，保持西九由上而下的执行力和效率，以及作出不对公众妥协的艺术决定。
极讽刺但有趣的是，为了让西九在连串胎死腹中后产生的“终极蓝图”和艺术路向可持续落实，西九得到了至今仍不时受批评的权力，但北京与香港签订备忘录，快速决定在西九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却恰恰视多年来西九艰难确立的蓝图与路向如无物。换句话说，辛苦养大的婴儿被抛走，脏水被留下了——为了建立艺术区全盘规划而来的行政权力，被西九管理局使用来执行建故宫馆的决定，原来的全盘规划却被弃之如敝屣。香港不少规划界与文化界的声音已指出，原来建故宫博物馆的位置，与整个文化区及公园的设计连成一体，无法随意更动，是蓝图的一部分，同时原有的大型表演场地，也是配合表演艺术与文化工业发展策略的一环。
有支持这种任意改变原有规划的声音提出，该片土地已被划拨作文艺用途，现在改变不大。这种来自官员和西九高层的说法，讽刺地无视了西九过去十年来的历史脉络，也无视了此前西九内部紧张文化区愿景能否落实的艺术行政人员。我们可反过来一问，如果与中国历史文物和传统艺术品相关的博物馆，真的那样重要，而且是西九文化区愿景一部分的话，为何在故宫空降前，并没有相关的建馆提议？在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建设中，香港市民似乎找不到该等想像。那是否意味着，在故宫空降前，西九蓝图中根本没容下相关博物馆的空间？
进一步的辩证和矛盾在于，西九文化区内部显然不是没有意识到公民社会时有声音，挑战它的定位和对文化的取态，尤其是它潜在的精英主义和去本土化。近年西九不同的文化节目，从表演艺术部门到 M+博物馆，都很在意展示它们的“亲民”，尝试令大众相信它们的开放性。这种自觉和倾向，特别见诸由“自由野”艺术节演变过来，定期举行的“自由约”，为西九建立起一种开放的形象。这些与市民、香港文化界和公民社会建立信任的尝试正在进行，故宫空降带来的争议，其实也破坏了西九本身正在急切摸索的道路。
故此，不论是西九由上而下花了许多气力去确立的蓝图，还是由下而上建立信任和对话的累积成果，可说都被忽然诞生、在西九建立故宫博物馆的意志抵销了。
“去文化”的文化精英主义
以上从西九文化区的脉络看，予人的印象是官员对西九文化区的发展路向本身往往不清不楚，至今还视西九为一片可以用来接收长官意志、随意加减的空白地带（tabula rasa）。这种态度，亦是香港文化发展的缩影，文化基建每每变成华丽工程，药石乱投，并没被置放在较长远的发展视野和策略讨论中——建馆的保密协定，令原本一直有计划地参与中国传统艺术展示和教育的机构，如香港艺术馆，也被排除在决定之外，很难让人相信那是有序而经过足够深思的计划。
此前几年和接下来几年，不同类型的文化空间相继在香港落成，如元创方、油街实现、装修过后的香港艺术馆、大馆、东九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区等，香港更急切需要的讨论，是这些文化设施加起来，如何协调和合作，如何真正能够成为这个城市推进文化涵养的工具。为了让建故宫博物馆的决定遇上最少阻力，而回避深刻讨论，是拒绝接纳对话在文化发展中是重要的目的（end），而不仅是手段（means）。
认为文化建设是政府给予市民恩赐、市民应欣然接纳的态度，包藏的是深植在香港的文化精英主义。社会讨论和公民对话，本来为文化发展中最可贵的元素，但文化精英主义视之为次要甚至不必要，实质是“去文化”的。这种“去文化”的急功近利和傲慢，因着故宫的性质而被全面放大，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负责官员指建馆就如“让大熊猫来港”，可谓最清楚地说漏嘴（Freudian slip）——它们都是来自北京的“礼物”。但大型文化建设，被拿来跟熊猫被运送到主题公园居住相比，说明了文化如何被无视。
建故宫博物馆的决定，从一开始已被官员、建制和文化精英视为“好得不能倒”（too good to fail） 的项目，无形中将本来真的可以是好事、得到市民掌声的事，和可以配合文化发展与教育的东西，先行塑造成图腾。社会一时间充斥千遍一律的说法，都是说香港人要感恩和为此高兴。这种推动文化的家长主义态度，就是去文化的。
故宫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定位，加上它跟国族主义教育和中国软权力（soft power）无可避免的扣连，如果说香港政府在中港矛盾争议连连的当下，要步步为营地处理建馆一事，本来我们都可以理解。岂料这种本当有的谨慎和敏感，反而变成了大石压死蟹式的“皇恩浩荡”，让“故宫魅力无人能拒绝”一说深入民心。这种诉诸反智、威权、迫令服从的态度，令本来可以是一场文化对话的机会和关乎文化发展的事务，变成了图腾崇拜，不但可惜，也让世人尽见文化在香港被“去文化”的又一例子。
对待文化艺术，不论是政府、专家或行政人员，必须要有相应和适切的态度，这是老生常谈了，但建故宫博物馆一事，闹出了一大负面例子，变成了文艺当熊猫办、国宝当前，文化靠边站。诉诸权威是文化艺术的大忌，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的是积累公民的美学涵养、人文精神和反思能力，要让公民有自信的精神面貌。香港如要成为“有文化”的城市，之前向前走过的碎步，就时时被像故宫建官这般的大退步抵销去了。
可悲是，从北京到官员、从官员到西九、到委任建筑师等过程展现出主事者和叫好者的态度，都侧面反映了香港在推动和发展文化时，“去文化”的文化精英主义，已深入不少执行者和掌有文化权力者的基因之中。从建馆的决定被公布，到社会上争议连连，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和资深文艺工作者，展示了倾侧向权威的态度，发放出“一件大好事被落实了，大家不要操心”的讯息，以为社会上出现异议声音只是因为人们不懂，于是不想公众“乱讲乱说让好事做不成”。那是在故宫争议之外，更深层而让人忧虑的情状：香港文化表面一片荣景，那底蕴竟是如此？
文化本义为人充权
民间就建故宫博物馆提出各种异议，著名文化人不满异议声音，再次祭出“文化不是咨询得来”和“艺术不是靠民主和投票产生”等恒久说法。上文可说是冲着这些说法而来的。的确，或许文化不是咨询得来、艺术也不是靠民主和投票产生，但若故宫博物馆降临香港一事，提醒了我们一件事的话，那就是诉诸权威地推动文化，让文化精英主义凌驾人民的文化对话，与及让效率和方便盖过长远文化规划等落实文艺政策的态度，违背了文化为人充权的本义，是文化发展最大的倒退。
文化艺术的发展，最可贵的，正是在过程中赋予所有公民文化权，参与到一场互相尊重的对话中。在香港建故宫博物馆一事中，我们可见那样的理想，原来还是那样遥不可及，香港如要发展文化，先要打破这困局。
（黄宇轩，从事城市研究和艺术工作，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