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完111周岁生日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周有光于1月14日离开人世。后浪出版公司已确认这一消息。
周有光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临近50岁“半路出家”主导拟定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在此之前他主要从事经济和金融工作，曾在多间银行和高校任职。著名作家沈从文系其连襟。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1906年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绅之家，中学时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同窗包括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大学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由于早年接受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30年代周有光就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曾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
1933年周有光与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允和成婚后，夫妻一同前往日本留学。由于仰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经济学者河上肇，到日本不久周有光便由东京大学转学到京都大学，但因河上肇入狱未能如愿成为其学生。
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回到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一家迁往四川，曾先后在新华银行、国民政府经济部工作。1945年周有光回到新华银行后，又被派驻伦敦和纽约，在美工作时他还因朋友介绍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除了利用业余时间勤奋自修经济学，周有光也曾趁英国旅行时收集不少字母学著作。
由于曾发表、出版过有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1954年周有光获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后他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彻底放弃在上海的教研工作，转而投身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有光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依然透过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进行比较文字研究。
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
1991年开始，周有光还将研究拼音、文字的兴趣转移到文化研究。105岁高龄时，他曾撰写杂文集《拾贝集》。这本书连同他在95岁和104岁时撰写的杂文集《百岁新稿》和《朝闻道集》 ，被形容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
周有光一生共出版40多本著作，其中约一多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森根表示，周有光对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岁异议者
周有光主持的拼音方案极大提高了普通中国人的识字率，也为国际交流和电脑输入带来便利。相比周有光为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对周有光的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却显得有限，这与他多年来对执政党的批判态度密不可分。
2012年接受 BBC 专访时，这位昔日的马克思主义爱好者曾表示，未曾后悔回到中国，但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最最坏的专制”，并认为“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2013年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周有光曾直斥“现在中国名义上没有皇帝了，实际上还有”。周有光还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的肃贪风暴仅是隔靴搔痒，“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并指由党控制军队、军队控制国家的制度不合理。周有光认为，中国共产党至今未改专制，“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
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而据2014年德国之声的报导，周有光曾表示，“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
声音
周有光老先生曾自嘲上帝老糊涂了，忘记叫走我。又说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不敢说。所以昨日庆生、今日辞世，应该是上天怕他道破天机。
周老先生千古！老先生领衔创制的《汉语拼音方案》惠及十几亿中国人。今天电脑手机数字时代，我们使用各种基于汉语拼音的输入法，打起字来得心应手，周老功不可没呀！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