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了，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再次来到香港。
2013年4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主题是“中国大陆民主治理的路径与方向”。引介他上台的是香港社会学者陈健民。与他同台演讲的，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之一秦晖。
当时，陈健民已参与发起了香港致力于争取普选的“和平占中”运动，2014年秋天，他站在了雨伞运动最前线。2015年，俞可平辞去已担任14年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务，返回母校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2016年12月19日，俞可平受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团结香港基金之邀，再次访港。这次，他在湾仔会展中心面向上千听众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大陆如何治理”。与他同台演讲的，是两位海归学者：有“中国梦倡导者”之称的评论家张旭东，和自称“周一到五做投资、周六日研究中共”的观察者网创办人李世默。
与三年前相比，俞可平的讲题中少了“民主”两个字。而此时，距离让他一炮而红的那篇文章——2006年12月28日人民网刊登的《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快整整10年了。
仍然有很多人问他民主，问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这样总结：“我到哪儿他们都希望我讲中国的政治改革，我这么多年已经不想讲了，我回到北大以后呢，我就想仰望星空，做天上的学问。”
今天还坚持民主是个好东西吗？“那肯定的”
1988年从北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俞可平加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在那里工作了27年，从当代研究所所长，到创办“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再到2001年成为副局长。
中共中央编译局是中共意识形态进出口的枢纽，主要任务是编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中国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等。不过，俞可平不是开口政治口号、闭口领袖语录的政治官员，在“学者型官员”和“带官衔学者”之间，他更接近后者。
在中央编译局时，俞可平到过美国杜克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由中组部选派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任“新世界高级研究员”，并获得了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港大演讲时，他还展示了一张在哈佛时，与“占领校园”的学生对话的照片，对这种在当下的大陆和香港都有点敏感的抗议行为态度轻松：“老师学生没受多大影响，最受影响的可能是我们中国的游客，因为校园关闭了，他们没办法进去拍照了。”
在体制内，他持续地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提出“增量民主”——以“深化党内民主和推进基层民主”突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是中国最早倡导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动态稳定”——政府应由“堵”变“疏”，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鼓励公民与政府沟通、妥协、合作，最终实现善治。
如今不再谈中国政治、现实问题，是因为失望吗？“不是，”俞可平对端传媒记者说，“我这么多年做政治研究，28年，但我自己的兴趣，我就喜欢做学问，喜欢想问题，我天生是个老师。”
2006年，作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作为同名访谈录的序言，叫海内外的中国关注者眼前一亮。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当时曾评价：“代表了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重大变化。”史天健曾研究1978年到2006年《人民日报》上“民主”的出现频率，一开始“民主”也分“姓资”和“姓社”，到2002年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中共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史天健认为，“从原来羞羞答答，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一个飞跃。”
这篇文章也让俞可平承载了社会上对政治改革、民主进步的许多希望。同一个时期，中国人大宣布香港可在2017年、2020年实现特首、立法会普选，在对外释放的积极政治改革信号中，2007年，《南方周末》称俞可平为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评他为1999到2009年「十年影响力人物」，称他为「民主的思想推手」。
如今不再谈中国政治、现实问题，是因为失望吗？“不是，”俞可平对端传媒记者说，“我这么多年做政治研究，28年，但我自己的兴趣，我就喜欢做学问，喜欢想问题，我天生是个老师。”
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吗？“那肯定的，”俞可平哈哈笑起来。
中国距离这个好东西还有多远？“具体的我就不谈了，你可以看我的书。”
三年两场中国治理演讲的变与不变
俞可平不仅曾经谈现实、研究现实，还曾经亲力亲为，推动现实改革。
2000年，俞可平创建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创立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两年一届，每届评选10个优胜奖，鼓励党政机关改革创新，推进治理。
从2000年到2012年，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一共收到了1756个自愿申报项目。它们为俞可平的治理研究提供了大量现实案例。
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俞可平向听众介绍了吉林省梨树县的村民“海选”、湖北省广水市的“两票制”、贵阳市人大的旁听制、天津市南开区的“超时默许”审批制度、江苏南京下关的“政务超市”……他说中国政府治理改革最大的数据库就在他手上。
3年之后，俞可平在香港会展中心再次向听众展示中国治理改革成就时，用的案例和3年前几乎一模一样，PPT页面上连照片都没有变。但案例不变的两场演讲中，变化很微妙地展开。
原本排在第四的“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消失不见了，增加了“以点带面的治理改革策略”。“人治到法治”，在3年之后，变成了“从严治党”。
3年前，俞可平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剖析中国政制和治理的弊病上：“让官员审批一个东西，他们要烟酒研究，不是研究研究，是‘烟酒研究’”，“公共权力没有制度，第一把手权力太大，薄熙来你说怎么制约他啊”，“公众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很多这两年有影响的事件都是网上先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合法的参与渠道不畅通”。
“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合法化”，“腐败当然很恶劣很可怕，我更担心的是特权，特权是合法的、不受追究的、制度性的”。
“现代社会的稳定不等于老百姓不能开口表达不同意见，静态稳定、传统稳定是以堵为主的，不让你讲，再不行把你抓起来，这种控制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一定要动态稳定，以疏为主，这本来是中华文明的智慧，你说出来，合理的我改，不合理的，你得听我的，你违法了按照法律处理，政府违法了你可以告”；“行政成本过高、效率低下，首先一个是维稳，两会期间多少人进京？两会代表，上访的也去了，截访的也去了，当地领导要去慰问截访的，四批人”。
“动不动就批示，总书记、总理批示不批示，后果不一样”，“党也是权力机构，而且是核心权力机构，政府也是权力机关，关系不协调”，“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信任度我很担心，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已经陷入信任陷阱，做得再好也不相信你了”……
3年之后，俞可平一开场便说，外部对中国政治改革有没有进步的判断，主要是评价标准不同，用西方的一套——多党竞争、最高领袖普选产生、三权分立——中国确实没有变化，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标准，中国要“维护基本政治框架不变，国家治理重大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后他详细介绍了中国以中共中央为核心，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拱卫四方的领导体制，列举政府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社会治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所举案例都在“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取得优胜，但无一诞生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
3年前，俞可平列出了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6个特点，3年之后，这6个特点，排第一的从“路径依赖、增量改革”，变成了原本排第二的“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组织结构”，原本排在第四的“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消失不见了，增加了“以点带面的治理改革策略”。
3年前，俞可平对中国治理变革趋势判断中，其中一条，从“人治到法治”，在3年之后，变成了“从严治党”。
俞可平一手成立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也变了。2000年第一届评选收到了320个自愿申报项目，之后两年有所减少，2008年明显增加，到2010年达到高峰368个，之后2012、2014和2016年三届，分别收到的自愿申报项目是213个、132个、119个，涉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的政治改革类优胜奖项目，本就稀疏，趋势也是越来越少。
“领导不听没关系，我主要讲给我的学生听”
离开湾仔会展中心的俞可平，到香港大学做了一场小范围的、更学术性的演讲，主题是“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
他谈到大陆有人不愿将populism翻译成民粹主义，怕显得负面，认为应该翻译成平民主义：“在大陆翻译是非常有讲究的。Universal value，普遍价值是正面的，普世价值就要批判了，普适价值也要批判。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负面的，公民社会，积极的，民间社会，中性的。Idealist，如果我跟你关系比较好，说你是理想主义者，如果我对你不太喜欢，就说你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在大陆是非常意识形态的用语，其实唯心主义英文也不叫idealist。”
“（研究）我会公开发表，哪个领导愿意看、愿意接受，他就听，他要不听，OK没关系，我主要现在讲给我的学生听”
他曾在08年的访谈中对记者说“我上网可能比你们还多，我会关注网上的观点”，现在对网络舆情还是顺手拈来：“中国网络上的民粹主义已经非常明显，举一个例子，只要抓一个官员，老百姓肯定说好，仇官嘛，关键是这两年官员自杀率特别高，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官员要死了，消息一登出来，网民评论两句话，第一句，死得好，第二句，查一查有什么问题……富人也是这样，有些老板在美国有些激进，就（被）骂‘卖国贼’，包括演员明星……作为政治家、作为学者，要高度警醒，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人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除了民主和法治意外，可以克服民粹主义、超越民粹主义（的东西）。”
他还是关注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成长：“我自己是大陆民间组织的倡导者。最后要社会越来越大，国家的权力归社会，社会掌握更多权力……现在我们多少民间组织，官方统计数字100万，清华大学估计300万，我们北大估计400万，比全世界最庞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要多，基层党组织大概200万……总体来讲，（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中政府还是过大，应当把更多职能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但社会需要培育。”
3年之间，大陆升起了前所未见的领袖“核心”，香港爆发了前所未见的街头占领，“十七大后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告别顶级智囊团，在书斋里迎接来年十九大的到来。
讲座结束之后，他这样说：“我长期在一个中央智库工作，原来做的主要是对策研究，给上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现在回到北大，就仰望星空，纯粹学问了，我不想再谈政治，也不想再提供决策建议了。”“（研究）我会公开发表，哪个领导愿意看、愿意接受，他就听，他要不听，OK没关系，我主要现在讲给我的学生听”，“讲讲国家怎么产生的，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