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日，哥伦比亚共和国人民就一项可能促成半世纪以来内战终了的和平协议公投，总投票人数一千三百万人，有效票98.98%，结果令世人震惊：这可能是公投史上出现过最细微的差距（50.2% 对 49.8%），而这项公投的结果使得政府与FARC（哥伦比亚境内最大反抗军）和平协议未能通过。票数主要分布与区域有较大关联，在沿海的Choco等直接受到FARC砲火攻击，直到目前依然有死伤人口的沿海城市赞成和平协定比例高于80%，首都波哥大赞成票比例为56%，而几个受到FARC控制已久的内陆城市，以及反对协议的前总统Uribe家乡，反对人数比例高。为何会有一半人口投下反对票呢？难道有人不希望内战结束，重获和平？
其实反对派人士并不是反对和平，而是不满意这项和平协议的内容。
去年冬天，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传出时，关注拉丁美洲纷乱政局的人士都很期盼，心想这场五十二年的内战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熟知内情的人一开始就抱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不是哥国政府第一次与FARC协商停火，而过去每次破局都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在研读完这份二九七页长的协议之后，当时Human Rights Watch美洲区主任、拥有二十年国际人权律师经历的José Miguel Vivanco拒绝了哥国总统Juan Manuel Santos邀请他出席和平协议签署仪式的邀请，指出这项协议中充满模糊用词，将使得和平之路充满限制，并附上一份报告详列各种不足与问题。
协议除了不够具体，还有几个重点，让人无法相信这样的和平能够长久：第一、那些曾经杀人放火、强暴虐待、集体刑求奴役平民的FARC成员，可透过认罪协议获得轻判，甚至不用在传统监狱里服刑；第二、FARC成员日后并可从政府获得每月生活津贴，这让受到战争迫害的纳税人民非常不满；第三、这份协议给予FARC在2018~2022年期间的国会大选中十席的保障席──原本被政府视为罪犯，今后却可参政成为立法公仆。
哥国政府军与游击队之间的内战延绵五十二年，内外关系错综复杂，不只牵涉左右两派军事势力，政府与游击队的关系也不断变化，在武装冲突与讨价还价的谈和之间摆荡，政府警察进行报复性逮捕刑求之后，便有游击队报复性绑架与炸弹回应。除了绑架政府官员之外，游击队还绑架民运分子、记者、商人、小孩、还有女人，而警察会强暴游击队女战士以侮辱敌人。
冷战时期这里也是美苏两大阵营角力的场域，尤其是在以反毒战争之名扫荡游击队员的过程中，有证据显示政府军动用私刑，且为了提高“业绩”，诬指平民百姓为游击队员就地枪杀。
民众不信FARC成员能够改邪归正、脱离武装暴力与利润肥厚的毒品生意（每年收入约在两亿到三十五亿美元间），也认清了“政府军也不是好东西”，哥国政府长期接受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美国缉毒署等警力直接驻守哥国与当地警察共同执法，被游击队称之为美国的走狗，以社会主义为号召的左派游击队起初普遍获得中下贫穷阶层同情，一路都有许多失学、贫穷的未成年男女（8,000~13,000, Oxfam, 2009）加入，而这些小孩就在冲突中长大成人，然而游击队在1980年之后最大的经济来源──可卡因（台译古柯碱）──最大的市场，也是美国。
哥伦比亚女性的另一个战场
如果你是一名哥国女性，无论你当游击队员或是平民，除了交战的前线，你还有另一场沉默的战事需要对抗。
根据联合国特别调查员在2001年的报告，哥国存在各种与性相关的虐待行为，包括性奴役、居家奴役、强暴、去势、性虐待以及剥夺女军人的生育权（强制堕胎与绝育）。
这次和平协议也扯上了性别多元认同。
传统派人士反对协议，一部分原因是领导Yes的主导人、女性阁员Gina Parody是一名女同性恋，LGBTI 平权运动在哥国境内饱受打压，而女性的教育与自主权更长期被刻意忽视，这可能是哥国游击队中女兵比例偏高的原因。游击队信奉社会主义，提倡两性平等，女性在FARC中占约40%，而在第二大反政府军组织ELN中占25%。
游击队女战士不好当，根据马克思思想与社会主义，女性被给予跟男性同等的责任，女战士一样得拿著AK-47上前线作战、长征、或是站哨，不过在部队生活中，女性还得多负担煮饭、洗衣、护理工作。游击队禁止婚姻、禁止怀孕，但不禁止恋爱与性行为──也就是说怀孕了就必须强制堕胎。高阶军官绝大多数为男性，且都与多名女性维持性关系。
哥国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照顾家庭、作“女性化的”打扮跟举止，参战的女性通常得不到家中女性的谅解，被母亲认为是“背叛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在回归社会的路上将比男性更难，尤其是在求职以及婚配市场上，作战过的女性会被说成是“瑕疵品”……参战毕竟是这些女性自己的选择，但她们并未自愿成为性侵害的受害者。
一份Oxfam 调查报告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政府军、民兵组织、游击队都把强暴当成一种作战工具，用以恐吓敌人，也恐吓不满的平民，强暴案件发生得太频繁，已被当成军事冲突中的常态事件，一种普遍的系统化犯罪。在杀人者都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要战犯与强暴犯负责，是否太过遥远？
消除“女性灭绝”受害者可循的指标性判例
其实今年三月，离哥伦比亚不远的危地马拉（Guatemala，台译瓜地马拉），出现了一宗有关性侵受害者人权的指标性判例（Landmark case）。
危地马拉在1960年到1996年间有过长达三十六年的内战，与哥伦比亚一样，有多个左派游击队组织，也同样受到美国政府暗中控制，而强暴与性奴役也被当成战争的工具。在1996年和平协议生效后二十年的今日，当年被军队强制成为性奴役的十五名马雅原住民妇女终于获得司法正义，两名前任军官被以性奴役与反人道罪起诉定罪，服刑120到240年徒刑，并支付受害妇女每人约六万五千美元的赔偿。
这宗案件在国际法上有几层重大的意义：第一、这是拉丁美洲第一宗追溯强暴与性奴役罪胜诉且重判；第二、这是第一宗在国内法庭审理的国际法案件；第三、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成立之前，战犯法庭只追讨国家责任，而个人行为则有可能脱罪。本案让两名军官承担了三十四年前在一个小村庄Sepur Zarco基地“慰安所”个人行为的罪刑，本案法官Yassmin Barrios在宣判时说：“我们坚信正视真相的重要：能帮助治愈过去的伤痛，以提升意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危地马拉幸存者基金会（Survivor’s Foundation）创办人Norma Cruz如今已是国际知名的维权人士，她曾经是游击队领袖之妻，在丈夫们都死于交战之后，她率领幸存妇女团结起来，救助被内战波及的妇女与孩童。
根据2008年曾赴危地马拉采访的记者转述，Cruz组织成员全员女性，她们日夜奔波，穿著工作靴，腰间配枪。她把社会体系对女性的系统化残害叫做“女性灭绝”（Femicide），为了从根基消除“女性灭绝”，受害者基金会专注于搜证纪录、协助起诉残害妇女的加害者。而她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就是自己的女儿Claudia。
基金会曾在一年之间起诉三十人之多，这让她遭受许多死亡与强暴威胁，办公室曾经被丢过汽油弹，幸好无人伤亡。
如Cruz这般无惧威吓的女性，为今年危地马拉史无前例的性奴役案胜诉铺路。胜利固然值得庆贺，然而胜诉之后，女人的路依旧令人忧心。当十五名马雅女人走出法院、离开首都，回到他们居住的乡下，在强暴污名之下，可能遭受社群排挤，也可能遭受家中或邻近男子的报复行为。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I）报告，从2001年起，危地马拉至少有两千两百名女性被谋杀，被强暴，而警察公然忽视报案，对女性生命与身体自主权的轻视，来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文化。家暴与军队性奴役原来是一体两面，被军队奴役的女性，不但被迫进行性行为，还得为军人煮饭洗衣。对这些加害者来说，他们对待女性俘虏，跟对待家中女人的态度并无太大差别。
在国际法开始要求个人肩负起战争罪与强暴罪等责任时，国家也同样要负起预防重复事件的责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纪录文件中明确提及，国家的冷漠、忽略罪责，等于变相鼓励犯罪。
危地马拉的两名军官虽然被判刑，但当初对他们下达命令的人却逍遥法外，性别正义之路依然漫长。
新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国总统桑托斯（Santos）为这份协议辩解，他说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正义，和平是当务之急。
即使深切期盼和平，哥伦比亚共和国至少有半数人民还无法放下过去的伤痛。哥国内战超过半世纪、多次协商失败，二十二万人死亡，其中80%以上是平民。亲人好友丧命、被绑架撕票、被卷入毒品交易、或是被暴力、地雷、武装冲突伤害，人民无法放下的原因，除了仇恨，更是对谈判两方强烈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