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钟，基隆客运站前就已经像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区，被数十辆巴士和排队人潮给填得满满。这座海港城市有超过一半的工作人口是通勤族，每天早晨准时被送进台北，晚上5点开始，同一批巴士再将原班人马陆续送回港口前的广场。对基隆人来说，辨别对方是不是真的来自基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他如何运用公共交通往返台北。“基隆人知道怎么搭客运到台北的任何地方。”苏筱岚说：“可是台北人来基隆玩，永远只知道搭火车。”
家住田寮河边的苏筱岚，双亲都是道地的基隆人，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情愿自己不是出生在基隆，“这里的雨总是下不完，房子总是又黑又脏。”1990年代，是苏筱岚的少女时代，也是基隆由盛转衰的头一个十年。她在金融业上班的双亲嗅到衰颓征兆，“你书念得好，就去台北读高中吧，别留在基隆！”这一嘱咐，正中少女苏筱岚下怀，只是万万没想到，如此日子竟然一过就是20年。
上班族被送走后的白天，基隆成了一座慵懒的城市，骑楼下，店家将桌椅列队摆出，许多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堂而皇之在路边喝起咖啡打发时间。喜欢自助旅行的苏筱岚，这两年尝试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重回基隆，开始学着了解那曾经陌生的家乡。港口边的白昼，已经不复她父亲那一代的活力，只有到了深夜时刻，老基隆的繁华、生猛、喧哗，才会像封存在时光胶囊般完整重现。
午夜漫游之一：24小时无休的庙口
奠济宫前的庙口小吃，已经成了基隆观光的代名词，多次在全台湾夜市评比中脱颖而出。不过严格说来，这里不只是“夜”市而已，基隆人可以从早餐、中餐、晚餐到宵夜，全都在24小时无休的庙口解决。庙口的小吃摊自有一套运营模式：有些商家共用一个铺位，白天、晚上供应不同餐点；有些商家不但可以自个儿扛下一个铺位，还能全天候营业，员工就像在工厂生产线一样，得分早班、晚班、大夜班，三班制轮值。
最特殊的该算是基隆孩子从小吃到大的碳烤三明治，苏筱岚说：“基隆有三家卖碳烤三明治的店，大家好像讲好似地，开店时间完全错开，一个时间就只有一家在营业。”虽然这当下，庙口前那摊碳烤三明治已经打烊，不过少一家选择也不是坏事，庙口小吃摊如此之多，已经足以让人犯上选择焦虑症。不管朝哪个方向看，每家摊位都是人声鼎沸，对台北人来说，夜市热闹本是天经地义，此时此刻唯一不合理之处，是手表已经指向半夜2点35分。
“基隆最热闹的年代，煤矿、渔业、航运三足鼎立，日、夜都在轮班，庙口也相应地产生变化，无时无刻都有小吃摊摆着，绝对不会让矿工或码头工人饿着。”苏筱岚说的是一段她来不及参与到的辉煌岁月，那是基隆人还可以留在家乡工作，赚钱、花钱都如流水的年代，也是海派的基隆人从水手那学来西化派头，活得像名流氓绅士的年代；而今随着矿坑一一关闭、国际贸易航线转移，产业风华不再，只有饮食文化还留下一些可供追忆的线索，比如24小时无休的庙口小吃摊，比如下午认真啜饮咖啡的中年人，比如咖哩。
“基隆人西化得早，又曾是贸易大港，很早就开始吃咖哩了。”苏筱岚偏好庙口前那摊咖哩饭，黄亮酱汁裹覆的既非牛肉片也非羊肉块，而是台湾味十足的肉羹。不过她随口一句话，还道不尽咖哩这味在基隆小吃界的影响力：基隆市区几十处炒面摊，哪怕招牌上只写着炒面，卖的多是咖哩炒面，差别只在用的是宽面、油面还是乌龙面，咖哩粉到底是来自爪哇、日本、印度、台湾，还是老板自己上中药行调出的独门风味。
不单单是炒面，殖民时期就跟着日本人识得咖哩滋味的基隆人，炒牛肉要用上咖哩，润饼里的高丽菜要炒过咖哩，传统的汉式糕饼，来到基隆也会被玩出咖哩酥的创意，让李鹄、连珍、李制饼家三家老店发扬光大，热卖迄今。就连源自广东汕头的沙茶炒面，到了基隆也得入境随俗，拌进咖哩粉入赘，成就他处少见却融合无间的咖哩沙茶炒面。
午夜漫游之二：崁仔顶渔市叫卖声
深夜的基隆，除了咖哩炒面仍然飘香不缀外，崁仔顶渔市的叫卖声，也是一路往复回荡到天明。半夜两、三点，这处北台湾最大的鱼货市场，灯火正通明。渔船上使用的高瓦数灯泡，沿着街道两旁布起长蛇阵来，喊价的粜手执起一串接一串渔获，向来此批货的厨师、鱼贩叫阵。双方用暗语、眼神、手势、表情快速地编码、解码、再编码、再解码，过了几招突然有了共识，主帅们相互颔首，旋即握手言和，银货两讫后鸣金收兵、另起炉灶。
至于不再需要上前线厮杀的老粜手，则在红砖砌成的鱼行老屋里，缅怀学徒时期受过的扎实训练。想当年，老粜手光是洗个厕所、擦张桌子，都能像福尔摩斯般读出线索，研判出隔天将有什么鱼货准备进港：如果厕所突然冒出浓重阿摩尼亚味，或是擦桌子时水渍不易拭去，那就是干冷北风转成湿暖南风的征兆，大伙儿要准备迎接鲭鱼、四破鱼、小管等小型鱼介类；反之，东北风起时，就可以耐心等待镖旗鱼船风光入港了。
不少基隆人对崁仔顶渔市是又爱又恨：爱它新鲜渔获近在咫尺，也恨它歇市后的白昼，犹然有鱼虾腥味在空气中阴魂不散。苏筱岚的小学同学戴佑家，从小在渔市旁的街区长大，她比苏筱岚还痛恨基隆的绵绵阴雨，偏偏独钟崁仔顶渔市的生猛滋味。对戴佑家来说，那儿还保有基隆曾经的活力，即使是她不爱吃海鲜的父亲，半夜睡不着时，也喜欢出门去鱼市场晃一晃，融化入热热闹闹之中。
“我一直觉得爸爸很有才华，不但料理手艺没话说，还是个发明家，会申请很多专利。”戴佑家说：“可是另一方面我又会遗憾，爸爸的人生后半段好像找不到重点，少了一件可以让自己很骄傲的事。”
打从戴佑家的爷爷从山东迁居到基隆落脚后，一家人就经营起贩卖韩国货的委托行事业迄今。早年台湾因戒严之故，出国旅游不是容易的事，国人想要采购舶来品，就得依靠委托行做中介，添入船员、水手们“委托”贩售的水货。全盛时期，基隆委托行聚集的街区，就像台北年货大街一样拥挤，人人争抢新潮却又数量有限的洋玩意儿，让委托行老板们赚翻了。直到解严之后，旅游风气大兴、进口关税又下降，国人不再需要委托行当中介，数百家店面一一关门，如今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到。那些仍在开门营业的委托行，其实一天也没多少生意上门，只是老板习惯开门罢了。
“我们私下都会说，今天成功的基隆人大概就分两类，不是住在台北，就是移民国外。他们早早就懂得拿父母那辈赚到的钱，跑到异地发展事业。”戴佑家有时会为留在基隆的父亲抱屈，老盘算着要帮他发展副业：开间餐厅或是经营民宿。“我相信爷爷、奶奶以前开店时，真的有赚到一点钱，所以父亲那一代人是活过好日子的，只是基隆衰退得太快，让他们迟迟无法适应，一直活在『明明以前就那样，现在为何变这样』的情绪里头，走不太出来。”
午夜漫游之三：钓客专属深夜食堂
许多人会形容古都台南是“没落的贵族”，如此类比的话，基隆大概就是一名“失业的暴发户”，在闲得发慌的下午喝着咖啡，怔忡不前。
在崁仔顶渔市，有些卖鱼的店家也会顺便卖咖啡，帮粜手等夜班工作者们提神醒脑，不过对基隆人而言，咖啡除了提神之外，还意味着一些别的什么。在昔日码头作业员手头阔绰、委托行老板数钱数到手软的年代，咖啡做为一种奢侈的舶来品，最适合有点闲钱的基隆人摆摆派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从前价格高昂的咖啡，风味其实有极大改进空间，但当时基隆人喝咖啡，喝的不见得是气味，而是一种潮味，是一种“老子就是要这样过生活”的霸气。
张惠媛的父亲，从高中就开始被家人带着喝咖啡、吃牛排，等到他自己成了家，也把升上国中的女儿带进咖啡馆，将“喝咖啡”变成一种家族传统。“我们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爷爷那一代还在帮人补渔网，可是到了我爸爸那一代，基隆不只变得繁华，甚至可以说是浮华了。”张惠媛说：“所以我爸爸从年轻就知道要吃好东西、过好日子，不管是早先在码头工作，还是后来进卫生局上班，他那种海派、漂撇的性格一直没变，反倒是出身台北家庭的妈妈，过得还比较节俭、保守。”
除了喝咖啡，张惠媛的父亲还有一点很“基隆”：他会在夜里带着钓杆出门，钓上一整晚的鱼直到凌晨。如今深夜的基隆海堤旁，还有专门的摊贩服务这群钓客，漆黑的大海配上烤香肠的气味，成了黄惠媛专属的基隆印象。在这座已经习惯不眠的城市，即使离开庙口夜市一段距离，也还有姚家清鱼汤、俞家鲜鱼汤这类半夜才开店的小吃摊，深夜食堂般服务不寐的基隆人。
一年多前，张惠媛透过同事戴佑家的介绍，结识了也在重新理解基隆的苏筱岚。现在只要有空，几个都是离开家乡工作的年轻人就会分工，组成“雨都漫步”导览团队，有人负责田野调查，有人专司文宣设计，有人带队导览，一块向外界重新介绍这个因为多年停滞，曾让年少的她们一度厌倦、不耐烦的城市。
与其说她们是在对外介绍基隆之美，更多的时候让人觉得，她们是从网友和听众发亮的眼神中，再次确认基隆真的有其美好、值得疼惜之处。
“比起大城市，基隆的压力比较没那么大。”苏筱岚说。
“而且房子周遭有山又有海，其他城市找不到。”戴佑家补充道。
“我曾经听一位建筑师说过，基隆过去的停滞未必是坏事。”张惠媛说：“以前其他城市都急着搞创新，但可能操之过急，想得不够清楚，反而让一些值得留下的老东西被淘汰掉。换个角度看，原地踏步的基隆，反而可以慢慢等到时机成熟，想得更清楚之后再作改变。”
一些年轻人新开的咖啡馆、酒吧、餐厅、电子飞镖馆、唱片行，又慢慢进驻到基隆来。日出后，代表老基隆的深夜活力渐行渐弱，声响逐渐淡出，客运站前，候车准备进台北工作的人潮依旧，只不过，距离客运站不远的老街区里，一名回乡的年轻人，正刷拉刷拉升起花店的铁门。她就像一枚白日的音符，即将加入基隆进行曲的下一乐章，还有好几名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也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成为乐章行进中的渐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