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与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秘书长罗珮嘉。](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11/baa5d9dee76c4bd0958b0041063a8040.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作者按】很喜欢台湾国际女性影展今年在“影展的话”开首那一小段既像私语又具公共讨论性的文字:办一个女性影展,“到底是女性导演优先?抑或性别议题导向影片为首?”影展的筹备团队每年都需要重新面对这问题、作出自我思辨;而这也是我在见到身兼策展人与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秘书长身份的罗珮嘉时,最先抛出的问题。
换言之,女性影展在台湾已经办到第23年,让它区别于岛内诸般形式各异的“女性活动”的那一抹亮色,究竟为何?
珮嘉温柔而坚定地给出她的回答“不媚俗”。
“很多东西别人不敢谈,但我们敢谈;别人停留在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路线,但我们已在强调开放更多元的思考。”
台湾女性团体很多,也到处都在放女人的电影,虽然很多导演都会拍女性议题,罗珮嘉仍然认为,女性影展的“不媚俗”特质格外清晰——所选的片子某种程度上有其难度与先锋性,而不是以取悦主流大众为目标。她进而解释:“当然其中会有温馨催泪的,但这次所选的101部作品,我希望大家同一时间看到不同面向的、更多元宏观的内容。”
很多团体办女性活动可能只是单一去放映一部影片或办讲座去讨论一个主题,缺乏更多元的讨论与视野,也自然不及一大批影像创作汇集在同一时间集体爆发所酝酿出的那种影响力。另一方面,台湾国际女性影展明言是主打“国际”,因而邀请大量的外国女导演或策展人来台,并同样把本土的女导演和台湾作品推出去。罗珮嘉认为“这个桥梁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可以做得到。”
既为“女影”,所聚焦的创作者也好、影像从业人员也好,都一定是女性。但真正的宏观多元,在呈现方式上却需要更细致的操作。
罗珮嘉认为,首先选片的题材要大胆,且有许多结合新闻时事的题材。“如今大家都喜欢看很片面之词,很多话题往往是网路上别人讲了什么,我们也会跟着受影响。可我觉得电影的功力是可以借由一些剧本,让我们静静把一些事情用不同方式去看。”女性影展的“不媚俗”亦体现在此——“很多东西别人不敢谈,但我们敢谈;别人停留在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路线,但我们已在强调开放更多元的思考。”
从今年的主题不难看出此种方向:非典爱欲、移民话题、亚非新视界……还特别请来德国选片人贝蒂·席尔客座策展移民单元。欧洲的移民潮举世瞩目,不少带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分子甚至利用“女性主义”合理化族群仇视,新闻中我们常会看到难民状况,虽然令人难过却仍免不了反对与支持的立场各执一词。到底欧洲国家要不要支持这些难民,大家都说不清,于是罗珮嘉想那不如请来一个当地人——用很多的影片去诉说每一个样态下这些人的想法与感觉:长片、短片、剧情、纪录,多种形式交织出宏观图景。
而这也一如是次女性影展本身的影片构成:台湾竞赛、短片、剧情长片、纪录片……罗珮嘉自己看了一百多部片,最有感觉的还是长片。她颇推崇来自瑞典的一部片子《女孩们的奇幻旅程》,据说因为跨性别的题材争议性大,在瑞典部分学校还被禁播。她喜欢这部片的理由是“我们常在谈跨性别——情欲到底要怎么展现?性别到底要怎么流动?我们习惯了用很学术的名字去谈论,但这部片却用有趣而奇幻的剧本,把一个很复杂的性别概念用很棒的剧本让大家一下就能理解。”
到底什么才算“国际感”?
国际女性影展顶着“国际”名衔,自然要持续面对操作层面的质疑与自省:到底什么才算“国际感”?“国际感”的程度有具体标准吗?而在大环境备受“不够有国际视野”指摘的岛内,一个影展又能做到哪一步?
罗珮嘉认为所谓“国际”交流,很简单两种概念:“他们来”和“我们去”。
“我们去的效果不会在这个地方被看见,一定是在对方国家。而他们来的部分,像我们请国外选片人来做台湾评审,他们看完片都会发FB说非常喜欢哪些台湾导演的作品,并会带去他们自己地区的影展放映,这就是一个对外、对国际的出口。”
每个人看待“国际感”的角度不太一样,但女性影展始终如一从细节着眼,每场映后都会有纪录,放上部落格让大家知道那些国外的片子到底在谈什么。罗珮嘉认为:“要看每个观众从哪里取得什么样的国际资源。”
当然,有些欧洲导演的映后分享可能碍于语言关系,有现实因素上的不足,所以难以用单一个案去评断。而交流这件事本身就是个互动过程,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才是常态。
双城展演,Why台中?
回到文初的问题,其实今年女性影展的选择是女性导演与性别议题兼顾的“双线叙事”,而整场影展的最亮点则是另个地理层面上的“双线”:首度采用“双城模式”,在台北与台中同时举办。
Why台中?
罗珮嘉坦言:“台北资源太多了。”台北到处都有展览,艺文环境丰沛。她自己是南部人,而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的几个伙伴里,理事长则住台中。“我们一直觉得其实真的要推的,是台北以外的不常看到电影的女性朋友,或者根本困在一个女性痛苦的枷锁里面,而没有去说的管道的朋友。”
之所以选台中也没什么神秘理由,只因幸运得到台中市政府鼎力支持——所以“女性影展”未来的野心,其实希望是三城、六城、全岛满地开花。
“世界任何一个capital city都一定有它必须比其他城市更整合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没有要离开台北呀,我们只是希望把台北人能够享受到的这些资源,也让其他人受惠。”
只是,今年刚好是“双城”。
有意义之处在于这是台湾国际女性影展从“单城”迈入“双城”的第一届。算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罗珮嘉解释:“不是规定说我们每年都要做双城,它还是可以回到单城做草根,它也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
其实此前22年里,影展在全岛都做过巡回,只是并非院线规模,这一次,他们希望台中观众可以在戏院看到跟台北观众一样的高画质规模、大院线规模的影片。
走出台北,要克服多重困难:长途舟车劳顿、去和人生地不熟的场地人员轮番交涉,但让罗珮嘉他们欣慰的是:“我们在台北办了23年,在台中是第1次办,就有很多台中观众络绎不绝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们很期待然后很想买票,因为他们从没在那边看过女性影展,这次终于不用再坐火车大老远跑来台北还抢不到票了。”
是台中人的热情,抚慰了台北策展团队所付出的辛劳。
台北作为首都,垄断文化资源在罗珮嘉看来也是人之常情。“世界任何一个capital city都一定有它必须比其他城市更整合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没有要离开台北呀,我们只是希望把台北人能够享受到的这些资源,也让其他人受惠。”
台湾的“性别平权”真的可以引以为傲吗?
台湾女性影展的规模之成熟、运作之严谨,放在整个东亚地区都堪称翘楚。
以全亚洲来说,韩国和台湾的两个女性影展是全亚洲最大的,台湾仅次于韩国。罗珮嘉也说自己在想办法看能否帮助其他的亚洲女性影展成长。“像中国女性影展和香港女性影展,我都有帮他们选片过。然后也教他们怎么策划。”
对比两岸三地,已有20多年经验的台湾在办“女影”这件事上,无论规模抑或观影品质,都远远走在前面。有些女性影展还停留在放映DVD、以及在艺文中心举办的阶段,但台湾与韩国早已走入戏院放映拷贝,按罗珮嘉的话说“光是这部分,对放映的要求就不一样了。但因为香港刚刚第一届结束,中国女影现在也才进入第三届,我觉得要慢慢来啦,能够开始,已经很不错。”
台湾又能将怎样的经验带给香港呢?
“香港本来就是比台湾更国际化的地方,可是相对来讲,它的新自由主义,它的资本主义社会商业体制也让艺文空间缩小,现在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会开始跟台湾的『文青』们交流,我觉得很好——让香港人看到:女性议题也好,环境议题也好,在台湾可以从多重议题面去讨论。”
“女性的不平等”即使在全世界最先进国家也依然存在,但台湾在性别方面给人的普遍印象,至少在两岸三地似乎最具“平权”的自觉。
然而尽管对女性议题的讨论环境在台湾相当成熟,而且有那么多活动与性别平权相关,女性议题确有被更多“看见”,但罗珮嘉强调,台湾离性别平等这件事,依然有“很远很远很远”的路要走。重要的事说三遍。但为何她会有这种判断?
很简单。“今天只要还有一个女性被强暴就不是性别平等。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被物化、我们受到性侵犯时人家还怪罪我们是裙子穿太短,或者我们蜡烛两头烧被要求独立时还因为无法相夫教子被指责,那就还没有平等。”
“女性的不平等”即使在全世界最先进国家也依然存在,但台湾在性别方面给人的普遍印象,至少在两岸三地似乎最具“平权”的自觉。
让我大为意外的是,珮嘉却说“我觉得反而中国大陆做得比较好。”
她说:“中国大陆的女权是因为受到政府局限,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像我们自由在媒体上讲,但是他们比较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习俗压抑和宗教钳制,相对来讲,我不觉得台湾性别平权的发展在亚洲算比较好的。”
最难以逾越的就是对女性极不公平的性别习俗。到今天为止,台湾女性来月经依然不能进庙拜拜——法律层面当然可以改,然而观念却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远非不断完善性平法就能解决的问题。
罗珮嘉说:“所以为什么要放电影?就是因为观念的思想养成,要透过非常长久的时间才能做到。”
唯有电影,能与时间同在,并在岁月经年的累积之中,用潜移默化的最直观的影像,去一点一滴化解种种加诸于女性身上的僵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