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Bob Dylan第一次来台湾演出，距离他从明尼苏达的小城前往纽约50年，离不知道的谁把第一张他的唱片带到台湾将近40年。小巨蛋演唱会过后的那个晚上，在Facebook看到了一篇朋友的转贴。作者是个中年男子，大意是说，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听Dylan，但那天晚上的编曲却面目全非，整个破坏了他的青春回忆。
“他忘了在结尾加上一句Judas啊”，我这样回了朋友。那篇文章里的愤忾之情几乎让你想起1966年的伦敦亚伯厅现场。那一年Dylan拿起电吉他，把民谣的歌词唱进摇滚的节奏，左派的民谣音乐爱好者直指这是一种背叛。
当Dylan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Facebook上洗版，从假新闻变成了超现实的新闻，在一篇篇的赞文、酸文、带着赞美的酸文之间（像你知道的，里面包括了Leonard Cohen、Bruce Springsteen与Irvine Welsh），我不自觉想起了那个中年男子，想他会贴出什么样的文章，想这个奖与各式各样的文章，是给哪一个Dylan的？
在台湾，带些文艺爱好的青年乃至中年们，对Dylan是那么熟悉。我们都知道Dylan影响了一代民歌运动的歌手，我们知道罗大佑有一本翻烂的Dylan歌词集，我们知道为了唱自己的歌而跳上台的李双泽，未发行的卡带里录了一首〈Blowing in the wind〉。电影、摄影、文学，各个领域的一代人都在他的歌里看到和自己相连的东西。在除了美国梦以外少有出口、苦涩微冷的戒严年代，Dylan代表了一种不是那样的美国的美国梦，一个不只是物质繁华与冷战体制的未来。
再晚一些，我们知道了，前往纽约的他，在一家疗养院找到老去的Woody Guthrie。那把贴着“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的吉他已经不在，Guthrie对着19岁的年轻粉丝说，“是啊，我还没死。”我们也知道他从左派民谣传统与黑人蓝调取得灵感，用着各种直白却又难解的隐喻，写了一首又一首歌。当Allen Ginsberg回到离开多年的美国，听完朋友带来的Dylan唱片，因为喜悦而轻声哭了起来。
在风雨将至的1960年代中期，Dylan像一个先知，从面目清楚的抗议民谣开始，接着在歌词里写上愈来愈多超现实的象征与困惑，然后他将音量开大，弹起电吉他，用撕裂自己的车速全速向前，卷进整个时代的喧嚣、彷徨与苍白。
“时代正在改变” “而大雨，大雨将要打下” “每个人都在大喊，你站在哪一边” “有件事在那发生，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不是吗，琼斯先生？”
一把木吉他，一支口琴，一名抗议歌手，或者一个叛徒，一位动荡时代的失去神祇的祭司。我们是那么知道Dylan，知道得像是他死在1966年7月的那场车祸一样。
但Dylan并没有死。在我们还停在1966年的时候，他已经沉浸过药物，皈依过耶稣，有过离群索居，有过票房惨淡的巡回，离过两次婚，参加了几位好友的葬礼。时代的风潮落下，他的歌曲很少直接写到政治与社会，但是下一代的乐手都说受到他的影响，也在这时，各式各样的颁奖典礼填上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些都像是与他无关了，从1988年开始，他带着乐队踏上了Never Ending Tour的旅程，一直到现在。（是的，在诺贝尔基金会联络不上Dylan的现在，他们正在美国德州的El Paso。）
这样，我们便在那天的结尾听到了几乎辨认不出来却分外美好的〈Blowing in the wind〉。
前奏开始的时候，全场几乎没有观众发觉接下来是哪一首歌，直到他开口唱道：“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算是一个人”台下才传来惊呼。但是场内很快又静了下来，观众席上似乎有些疑惑起来，那旋律完全没办法跟着唱。
歌词跟记忆里是一样的，却不曾沿着耳朵期待的旋律前进。电风琴、吉他、贝斯、小提琴、鼓交织叠起，有时像是另一首古老的草根蓝调，有时又像是唱片里某一小节的变奏。不断延伸重复，没有起伏高潮，没有怀旧的合唱时间。而Dylan的声音就在里面，半念半唱之间，有时熟悉的调子一闪而过，像是漫不经心的呓语，却又十分精准，仿佛这首本来就该是这样唱的。那些辨认出来的碎片，让你有着错觉，这首歌是演出前才刚写好的，却又让你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刻。
大部分歌手翻唱Dylan总是中规中矩，同辈的Jimi Hendrix跟Neil Young，就算电吉他飙得再猛烈，但只要一开口，就可以辨认出那是Dylan的歌。晚辈的Eddie Vedder跟Cat Power都有着独特的歌喉，唱起Dylan却一一照着谱。连以实验噪音跟随性低传真著称的Sonic Youth跟Stephen Malkmus，也不曾改动编曲，像是刚买了吉他的高中生。只有Dylan自己，把那些歌唱得面目全非。
那像是说，Dylan知道，即使唱得跟唱片一样，这些歌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了。经历过1960年代青年反文化风潮与流行唱片工业的起落，作为其中神话的一部分，他知道那些歌词所要传达的讯息，只会随着不断复制而消失。即使带着温暖与敬意，那些歌也注定磨损，失去锐角。要带回那个历史时间点上的宝贵事物，只有自己重新敲打，直到它们像是为此时此地而作，不再是唱给一个怀旧的夜晚。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Dylan对Guthrie的回应。当流行歌曲不再有能力指向世界，世界却再一次动摇，等待着新的声音。在这样的时代里，Dylan让歌曲回到了古老的模样。那时，音乐甚至还不是透过黑胶唱片与广播电台来传播。在一个一个城镇，不同的歌手各自在同一首曲调加上那天的故事，关于隔壁矿场的吝啬老板，关于跌到河里的醉酒老爹，关于凶杀，关于被男人抛下的爱情。沿着公路，他们一路唱下去，换一个三明治跟一晚住宿，直到整首歌变成新的调子。这样的歌离我们已经太远，但是走出演唱会大厅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跟那些巡回歌手有些靠近起来。在下一次哼起熟悉的曲调时，你将会想起那有些陌生的版本，想起在不同的声音之间歌词所没有唱出的事物。
这20年的几张专辑里，Dylan一头钻进美国的土地，钻进蓝调、摇摆乐、民谣、福音、草根的历史地层。在现场听着新歌与旧作，不禁会觉得，它们都属于更早更早的一个夜晚，像是他在〈Desolation Row〉里唱的，“你提到的这些名字，是啊，我知道他们，他们的脚都瘸了，我得重新排列他们的脸，给他们另一个新的名字。”
比起抗议的歌手与颠狂的先知，现在的Dylan更像一个巡回乐队的领班，并不激越也没有烟硝，他不是谁的代言者，只是让那些歌重新与观众相遇。那可能并不助于回忆青春，却与此刻更加靠近。也许，这便是Dylan得奖对台湾的意义。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看到后来的Dylan，如何面对他自己的歌，看到在没有先知的时代，该怎么开口歌唱。
至于流行歌词算不算诗的问题，我想，从那些不断在磨损之间重唱的歌声里，没有回信的他已经给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