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以下简称为《Knowing China》）里，几十年来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荷兰人类学家Frank N. Pieke（中文名彭轲）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用于描述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共生关系。
他认为相对于“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更能说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全新的、不符合西方已有理论的期望之路，“它既指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决策中的普遍性，又承认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持续影响”。彭轲认为，中共在1989年之后，已经逐渐发展为能够同时融合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平台， 组织治理十分灵活，并且在持续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对大多数在里面生活的人基本上可行”的社会。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进行的共产党改革，却让他感觉到中共的“语气”已经不是他曾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时所熟悉的。彭轲称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力量仍然“比较乐观”，但最近几年的集权趋势，却令他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Knowing China: 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Frank N. Pieke
1957年出生的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教授。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在新书《Knowing China》里，他希望跳出学术圈，对更多读者讲述他几十年来观察的中国社会变迁。
端传媒近期专访了彭轲，探讨了“新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目标和管理手段的变化，以及它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危机。
端：书一开头，就是六四时期北京的一个场景。你当时正好在北京做博士研究。当时抗议者受到政府的暴力打压，这使全世界都非常震撼，西方世界当时普遍认为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日子似乎很快就会到头。不过，你也写到，现在的共产党反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转变？
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当时也以为共产党近乎终结。这是当时西方学者的共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我们都错了，包括我在内。
我认为后来的结果跟共产党的学习能力有关。共产党的学习能力比大部分其他政权要强很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已经有几次差一点被敌人灭绝，比如被国民党、外敌、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敌人。不过每次在快到临界点的时候，它都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作出迫切的变革决定，想尽一切办法，让统治权重新稳定下来。
端：六四之后共产党同样有几个迫切反应：一方面大力鼓励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扩大社会自由。你特别提到，西方不要“低估”目前大部分中国人的自由水平，包括其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但你认为，这是一种国家“赐给”的自由吗？
彭：确实是这样。目前中国人拥有的自由不是通过对立和利益谈判的政治体系而慢慢获得的。同时，它也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党创造出来的，作为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当时生存战略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人拥有的自由不是通过对立和利益谈判的政治体系而慢慢获得的。同时，它也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党创造出来的，作为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当时生存战略的一部分。
端：但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自由的权利意识已经出现了。
彭：是的。尤其是在具体领域里面，如劳动权、环保、食品安全，很多人认为他们有法律上的权利，并且为了保护自己这方面的权利，可以跟共产党和当局有抗争。这是很正常的事。不过更广泛的政治权利则不一样。共产党本来就给予人民比较少的政治权利，而且目前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少，比如党增加对地方选举的管理程度等。
端：你认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在哪些因素的驱动下发生的？与当时的领导层态度、政策有关系吗？
彭：主要是中央政府决定给出法律上的空间、让老百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结果。当然，权利意识的提高也是来自人民和独立的社会组织，比如在污染问题上提出的有关透明度要求，不过即便那样，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允许这些声音起到作用，而没有选择打压。现在可以看到法律上的空间又开始缩小，这可能会导致以法律手段来维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回到比较封闭、集权主义的社会。不过现在没有到这个地步。
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内容不断地转变，而且大方向上并不符合一种相对纯粹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有人说这种模糊性让共产党进入意识形态空缺危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把意识形态看做为一种一直在追求的最高、几乎是形而上的目标，那么目前的共产党的确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不过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个很20世纪的解释方式。在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某一些部分（如共产党作为社会的先锋位置、民主集中制要求的地方服从中央的治理理念、干部职务名称表制度）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关系。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种织毯状，每一部分之间都紧密联系，不能随便分开。我把这种共生叫做新社会主义，以便于强调其超越社会主义和借鉴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中国的现实否定了在西方仍然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即资本主义和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没法克服的矛盾。
共产党一直为了自己的政权能持续下去而努力。唯一的例外是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攻击共产党。不过即便是在那时，当党的生存情况进入危机时，毛还是选了保留和重建党组织。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奋斗，是共产党的基础。不过很多人，包括我以前，都以为共产党除了自己的存续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目标了。但其实这个组织一直认为自己有一个伟大、比自己大的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很多其他集权或独裁政权的执政党之处。
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大家造反 (make revolution)，不过目前这一套言论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让大家not make revolution。“革命”被重新塑造为一种遗产，让大家意识到共党历史以来都是对的，并且需要受到我们的不带批判的赞扬。
以前，这种“比自己还大”的目标是阶级斗争的持续、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等。目前，这个目标其实很古老，就是“救国”，维护和振兴中国，让中国内部强大、让外在世界尊敬甚至畏惧中国。为达到这种目标，共产党的领导方法越来越官僚技术化——它居然会把所有中国面临的问题列出来，然后用一种管理者的眼光，来设计的最佳解决方案。
目前维持中共管治合法性的一个方法就是重新评估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角色，这种对中国伟大历史的重新想象和构建。从80年代持续至今，中国越来越被看成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我感觉这是毛泽东之后的想法。现在很多例子也证明了这个趋势。
刘云山2014年在丹麦跟外国专家会见时提出共产党合法性的五个维度，其中的“文化维度”有一句是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成长、发展、执政，离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还提到中共的“执政理念”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句话特别直接：共党是王朝体制的合法继承者、是某种“中国治理模式”的新替身。2015年王岐山说了类似的话。这种言语可以有很多的具体解读，不过具体内容其实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跟过去建起来的联系。
端：除了借鉴传统文化之外，现在的领导几乎也很喜欢回到习近平所说的“红色基因”。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建党根基的思想，这你如何解读？
彭：我认为这一点是习从他的对手薄熙来学会的。因为重庆的红色文化复兴比较成功，所以他发现这是增强合法性的一个有效方式。当然，这个趋势也符合一种强调领导的个人魅力的治理方式。
不过这并不仅仅是习的行为。最近十年共党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历史，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的成就都受到很多的关注。“红色旅游”从2004年开始受到重视，也被纳入干部培训当中。这是一种新的古为今用的方式，也是新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不在于让大家回到毛时代的革命思想，而是创造出一种可以用来支持很多目的的历史遗产。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大家造反 (make revolution)，不过目前这一套言论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让大家not make revolution。“革命”被重新塑造为一种遗产，让大家意识到共党历史以来都是对的，并且需要受到我们的不带批判的赞扬（admiration）。
有人问，还有人相信红色思想吗？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如果你上学、出去旅游、看媒体时一直看到这种话语，它已经变成了你跟社会、跟自己对话的一部分。
用“重建意识形态”来描写这个趋势可能不太正确。在中共，意识形态一直是比较具体的一套思想方案，告诉你什么是对和错，并且有对应的行动。不过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党性”一词，来说一种无处不在、又很不明确、甚至没有任何内容的思想框架。“党性”是来自列宁主义，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党总可以看到这种神圣性, 不过共产党把这个概念推到前面，把它看为修正党的治理合法性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在，除了列宁主义带来的深层精英主义之外，中国领导层还具备技术官僚主义给其带来的精英主义：他们的教育水平、经验、财产、权力比什么时候都高，因此他们（自认）比谁都有资格塑造出新的社会。
端：《Knowing China》讲的是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治理方式，不过这届领导上台之后中国共产党几乎也在进行一些质的变化。在书的结论里，你的语气有很明显的变化，习近平作为个人的集权行为和社会上独立声音空间的缩小，好像让你越来越悲观。
彭：对，我的语气变了。这是因为在我写书的这几年，中国的语气也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来说是预料之外的。尤其是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共产党曾经为不同观点和利益提供了一种表达的平台。这并不是说它走上了西方民主道路，不过的确是体制的逐渐开放。现在的中共总书记正在做出的选择，则在违背这个“新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让我特别遗憾的一个变化。
在我看来，背后的原因跟2012年最高领导层换届阶段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薄熙来事件让我们重新看到共产党之内不同政派之间的矛盾，也展现出了社会不同阵营之间的区别。
89年之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相对大，一方面，共产党尽量保持了一种共识和集体领导模式，很少把内在矛盾往外面透露（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争论），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跟政治层的联系不多，即使有关系也大都是隐秘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出，党的中央领导仍然有内部分裂。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来源，让习近平几乎认为他不得不回到80年代的老政派政治。此外，一直不太受政治分裂的负面影响的社会，包括媒体、学者、老百姓，也看到他们的自由部分被收回。这跟一些学者和媒体公开支持薄熙来，让领导重新怀疑社会上有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力量有关，这些因素几乎都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近期的变化。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目前领导层的某种自满，或者过于自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真正相信他们是最适合统治中国的。与这种官僚骄气相伴的是作为精英的一种不耐烦，这让他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在新加坡也可以看到这种态度：我们没有必要听取社会的意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问题是什么，并且是最有资格解决它的人。
端：这种“真正相信自己是最适合统治中国的人”、“最有资格解决问题的人”的态度，从何而来？如何理解？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基层对精英的反动而夺取执政权的政党，怎样自己走上精英主义的路线，这是否执政党的必然路径？
彭：共产党一直深受列宁主义的影响，党的中央作为社会先锋的身份就是一个核心的例子。列宁说，革命需要由“高级的人”来发起，比如精英或者革命家，也就是说一个精英群体比工农兵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违背了马克思。现在，除了列宁主义带来的深层精英主义之外，中国领导层还具备技术官僚主义给其带来的精英主义：他们的教育水平、经验、财产、权力比什么时候都高，因此他们（自认）比谁都有资格塑造出新的社会。把两种精英主义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
端：你提到的那种自信在国际舞台上几乎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在跟邻国的领土冲突上。中国领导同时也很喜欢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如杭州的G20，比谁都办得隆重。
彭：这是目前很明显的一件事：一方面中国的竞争性行为有增多，不过另外一方面受到认可仍然很重要，好像又想打人，又想被抚爱。
奇怪的是，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有其作为技术化官僚者的精英自大，另外一方面却有深层的不自信，对内如是：一旦相对的公开让社会越来越健康、多元、强大，领导层会担心之后的路线，假如他们的神秘性被揭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这种时候他们不得不回到依赖大量控制行为、不透明的社会管理方式。对外也如此，这是人类学家项飚所说的“太平洋悖论”（Pacific Paradox）: 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中国的目标。
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有其作为技术化官僚者的精英自大，另外一方面却有深层的不自信，对内如是：一旦相对的公开让社会越来越健康、多元、强大，领导层会担心之后的路线，假如他们的神秘性被揭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这种时候他们不得不回到依赖大量控制行为、不透明的社会管理方式。
端：随着最近几年的政治变化，党的内部文化好像也管的越来越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即将开幕的六中全会的题目之一。你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吗？
彭：讨论和加强党组织的意义是每一代领导都做过的一件事，平时是上台两三年、基本战略已经展开了之后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话题是属于党的正常运行。这次不一样的一点是对党员需要“信仰”党的强调，党成为一个超越社会、人民，不可批评的组织。无论你有没有被这些思想而说服，你就是需要显出对党的无条件忠诚。我十年前在研究干部培训的时候发现，干部受到的培训大多都是职业技术类的，比如教你怎么做出便于社会的政策、怎么让这个组织更好。那时关于党性的培训很少。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端：那目前政治上的收紧将如何影响社会？“回到文革”的可怕声音有道理吗？
彭：我还是比较乐观。要记得，集权主义的政权下本来没有“社会”这个概念。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创造出了一个党及其计划之外的社会。这个社会目前已经十分固定，它各个层面上的自由和多元性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收回来的。而且，这好像也不是中央领导们的意思：他们针对的对象很具体，而并没有攻击社会结构本身；另外，他们几乎还是认为中国需要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一个空间。甚至在政治自由方面，大部分政策是跟胡温时代是一致的。因此，目前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受到这几年变化的太大影响。
不过社会上受到冲击的正好是很明显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重新跟政治的挂钩。此外，主要是党的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包括集体领导模式受到侵蚀。这个趋势不是随便能消除的。这将来也会给社会带来风险。一个可能是，越来越独裁的共产党与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之间的反差扩大。另外一个可能是，社会受到的限制的持续增多。
端：这是否已经，或可能，给中共的合法性带来新危机？到什么程度，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在目前政治收紧的趋势下，中共可能如何进行迫切改革？
彭：至于目前的收紧趋势的边界在哪里，我不清楚。最重要的限制大概还是来自于经济改革的进展。目前的经济政策仍然不是可持续性的，尤其在地方层面，开支远远大于收入，还有国企对中央的持续性依赖。这种增长模式的寿命有限。中国领导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到如果2020年左右还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问题就大了。
与十年前不一样的一点是对党员需要“信仰”党的强调，党成为一个超越社会、人民，不可批评的组织。无论你有没有被这些思想而说服，你就是需要显出对党的无条件忠诚。
端：中国的崛起是否像上世纪的美国崛起？
彭：中国在军事和外交影响力上的崛起，完全没有美国当时强。中国的崛起是以经济为主的。不过中国越来越把美国当做自己需要模仿的榜样。他们认为，如果想变得更重要，那就需要很强大的军队、在世界各地都要有所表现，甚至没有直接利益的都不能缺席。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突出。
端：中国模仿美国的行为具体有哪些表现？
彭：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对外态度越来越新殖民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些被西方忽略的地区：非洲、南美、东南亚、还有中亚。冷战的时候，这些地方是美苏竞争大格局的一部分，不过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中国就跳进那个空间去了。这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很聪明的一招。从那些曾被忽略的地区来看，应该也利大于弊吧。
问题是，他们在那边将 来会干嘛？目前中国领导说得很清楚：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不过在非洲，已经有几个国家出现了中国参与指导政治的现象，比如在赞比亚，中国企业在矿业有巨大影响力，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很明显在考虑这些中国公司的利益（讽刺的是，这些政党领导在野的时候还是反对中国公司的)，并且帮中国企业控制本土居民的反华运动。也许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在一个地方有很大的经济利益，政治上也需要得到保障。这样下去，离下一步，也就是限制美国在赞比亚的行动，已经不远了。
因为中国这种“美国梦”，以及美国积极塑造对立关系，所以中美在重造一种超大国之间的竞争。不过这种游戏其实很落后，并不适合目前多极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