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季，饱受平原上酷暑煎熬的印度中产，都会成群结队飞到克什米尔避暑。首府斯里那加（Srinagar），海拔1500多米，周围环伺着雪山和富饶的原野，城中浩渺的达尔湖（Dal Lake）边，专为游客开设的餐厅、大排档和豪华船屋一字排开，小贩和船伕四处招徕，本地盛产的樱桃、苹果与羊绒制品，也是热门的伴手礼。
但今年夏天，克什米尔的旅游生意遭到了双重打击，先是七月开始，因“真主穆斯林游击队”（Hizbul Mujahideen, HM）领袖布尔罕·瓦尼（Burhan Wani）被政府军警击毙，引发克什米尔人大规模抗议与骚乱，使克什米尔又一次陷入宵禁和街头冲突中；冲突尚未结束，武装分子又在九月袭击克什米尔的印度军营，不仅引起人们担忧1990年代末的“自杀式圣战”（Fidayeen）再临，也让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南亚核大国，再次笼罩上军事冲突的阴云。
克什米尔是印巴之间数次军事冲突的导火索。上世纪的大规模印巴战争并未远去，近在1999年和2002年，两国仍出动正规军，在克什米尔的高山地带激烈交火。此次印度借袭击报复，跨越实际控制线“打击恐怖主义”，恰逢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由政治强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带领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政府在位。印巴的敌意是否会随着克什米尔的乱局升温？着实令人担心。
但这次，我们至少可以大胆预判：印巴之间的冲突，表演成分居多，恶化可能性不大。
印巴两国的夸张表演
在很多人看来，印度现政府因其右翼民族主义姿态，对巴基斯坦非常强硬。在此之前，印度人民党最近一次执政，是1998到2004年的瓦杰帕伊（Vajpayee）政府。瓦杰帕伊上台时，曾经和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谢里夫（Nawaz Sharif）投入核试验竞赛，加剧对峙局势。1999年，双方又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Kargil）地区爆发军事冲突。谢里夫和军方之间的龃龉关系，与卡吉尔行动的失败，造成了巴基斯坦军方领袖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1999年尾政变上台。
但是，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反而对克什米尔、对巴基斯坦采取了游刃有余的实用主义手段。
早在1999年初，经历了核试验危机的印巴两国，就在瓦杰帕伊的主动下，展开“巴士外交”。瓦杰帕伊乘坐首次开通的国际巴士，抵达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Lahore），和总理谢里夫签署了《拉合尔宣言》，承诺改善两国关系。就算是1999年之后两国又因边境冲突、印度国会大厦遇袭（2001年）遭遇寒冬，乃至产生2002年一触即发的边境对峙。瓦杰帕伊还是寻求办法，在2004年和穆沙拉夫完成了会面。出身右翼民族主义的瓦杰帕伊，在对巴政策上并非狂热之辈——用核试验和军事胜利满足民族主义诉求，再立刻用外交上的示好缓和僵局，避免内外非议。
经历了2004年开始，延续十年的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政府，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借助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强人政治和大国崛起的议题，狂扫下院，拿下80年代开始就再没出现过的半数以上议席，把莫迪捧上总理之位。而挟澎湃民意支持的莫迪，虽然和人民党诸多大佬传言不和，却似乎延续着瓦杰帕伊的对巴外交路线，一手摆出强硬姿态，一手握住橄榄枝，更在2015年圣诞节闪电出访巴基斯坦，实现了2004年之后印度首脑的首次到访。
有趣的是，此时的巴基斯坦，在政局变幻多年之后，又回到了谢里夫当政的态势。
如今，克什米尔的枪声再次响起，再次担任总理的谢里夫，大概会回想起1999年卡吉尔山谷冲突的场面。那时，巴基斯坦军方在穆沙拉夫指挥下实施冒险行动，谢里夫态度暧昧，其后他试图把行动失败归咎於穆沙拉夫，却被后者反过来赶下台。
巴基斯坦军队同文职政府之间，远有齐亚·哈克（Zia Haq）将军，近有穆沙拉夫政府，只要克什米尔战端打开，国内的不满、军方的投入、印度的回击，随时会变成压垮民选政府的弹药。而在克什米尔冲突上吃过大亏的谢里夫，更不会轻易再踏入险境。
另一边，莫迪政府也深知巴基斯坦的情况。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满足上台时人们对强人政治和强硬外交的期待。于是，印军跨界报复，以及后续的种种政府行为，就被赋予了两重任务。一是满足印度本土民族主义者“报复敌人”的心态；二是不能给巴基斯坦的强硬派落下口实。于是乎我们看到：印军在第一时间通报事态，宣称跨界打击成功，并称和巴基斯坦有所沟通；而巴方则迅速否认印军跨过实际控制线，指责对方在边境引起事端。
双方古怪而彼此矛盾的宣称背后，无非是各取所需的内政算盘。印度借行动舒出一口长气，国内民族主义声音得以雀跃一阵，就连反对党也站在政府一边，莫迪得以巩固雷厉风行的强人形象；那边厢，巴基斯坦政府需要摆出一副强硬姿态，以拒绝更强硬的力量借机捞取政治资本。
印巴各自表演，惊起一身冷汗，但未必伤筋动骨，倒是克什米尔从七月开始的乱局，在剑拔弩张的夸张表情背后，再次被人们所忽略。绵延60余年的克什米尔问题，绝不是印巴之间的双人舞这样简单。
克什米尔六十年：帝国遗产与自决争议
克什米尔如何落到今天这般田地？这一问题不但牵扯南亚两大国的旧仇新怨，更有本土政治与历史脉络留下的伏笔。
克什米尔问题，我们往往容易陷入简单理解，想像成笃信伊斯兰教的克什米尔人和印度教徒占大多数的印度内地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然而，印控克什米尔一千万人中，穆斯林只占一半多。而克什米尔问题之所以长期悬而未决，肇因之一便是复杂的在地族群关系。
克什米尔按地形可分为三大区域：靠近旁遮普平原的印度控制之下的查谟（Jammu）与巴基斯坦控制的“自由克什米尔”（Azad Kashmir）；海拔较高但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的政治中心克什米尔谷地（Kashmir Valley），现时由印度控制；以及海拔更高，靠近中国边境，干旱贫瘠的边境山区——两国各占一部。
这三个地区的住民，宗教信仰与语言各不相同。查谟一带居住着说旁遮普语方言的印度教徒与少数穆斯林，巴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也操持同样的语言；在克什米尔谷地，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小量克什米尔婆罗门（Kashmiri Pandit）说克什米尔语；更地广人稀的边境地带则居住着信仰藏传佛教，说藏语分支的拉达克人（Ladakhi）。
这种混杂性，源自英国19世纪扶持的本地土邦大君（maharaja）。后者在东印度公司帮助下占据了今天的整个克什米尔，成为英国在印度“间接统治”的重要一环。大君是印度教徒，在其治下，印度教徒吞并了克什米尔的多数土地。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克什米尔谷地的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建立穆斯林为主的国民会议党（National Conference）会一呼百应——其纲领便是均分土地，建立现代民选政府，废除大君制度，推动独立。
在英国撤离印度前的乱局中，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希望克什米尔加入。出身克什米尔婆罗门家族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lal Nehru）和国民会议党关系较好，后者担忧巴基斯坦的军事入侵，与印度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克什米尔先行加入印度，换取印度出兵保证安全，之后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克什米尔的未来命运。
然而，承诺中的公投并没有到来。阿卜杜拉前后活动，试图推动公投独立，但最为难的一点，是多族群多宗教混杂的局面，让克什米尔人的认同五花八门。以谷地居民为主的国民会议党，无法团结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更以其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将他们推向印度政府的一边。
而经历了印巴分治悲剧的尼赫鲁，坚决希望自己的故土留在印度版图之内。1953年，一直推动公投的阿卜杜拉被一场党内政变所推翻，随即下狱。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政府一手推动克什米尔逐步与印度本土接轨，另一手通过控制选举左右了克什米尔的“地方自治”，国民会议党成为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阿卜杜拉虽然在70年代获释并重掌克什米尔，但已羽翼尽失，和中央政府达成妥协，不再提及独立公投。
长期的政治权力真空，选举不民主，导致了90年代大规模的暴力冲突。1987年克什米尔选举，亲中央政府的国民会议党借助参选人资格审核等手段，让对手穆斯林联合阵线（Muslim United Front）的候选人无法参选，后者中很多人转入暴力斗争，拉开1989年到2002年间大规模血腥冲突的序幕。各路游击队暗杀政府官员，与部队交火，换来的则是印度军队的介入“戡乱”（counter-insurgency），整个克什米尔无处不是战场。据保守统计，在这十余年中，至少四万余人死于非命。
而克什米尔的复杂之处在于，就算是流血冲突，也仍然面临着认同的四分五裂。支持独立的游击队（如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和亲巴基斯坦的游击队（如真主穆斯林游击队）之间，常有暗杀、交火，与各种流血冲突。十余年的流血，除了留下种种惨痛创伤，加深与印度中央政府之间的裂隙，加速克什米尔内部的族群分化之外，并没有为主权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
民主选举，能维持克什米尔和平吗？
2002年开始，克什米尔的血腥暴力逐渐走向低潮。印度政府试图推动民主选举，取代实行多年的选举管控。主要政党仍然要在中央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推行政纲，但参选人门槛不再严格控制。帮助种票、强行当选一类干预手段，也日渐减少。
民主选举的推行带来了政党轮替。2002年，新成立不久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itic Party）利用人们对国民会议党的长期不满，在选举中夺得第三多数，和占据第二多数的印度国大党（票源来自查谟的印度教徒）组建了联合政府；2008年人民民主党在Amarnath 征地案中措置失误，引发数十万人游行抗议，只好解散联合政府重新选举，国民会议党又卷土重来。2014年选举，人民民主党又获得第一大党地位，实现了前后三次的政党轮替。
日益发达的政党政治，在克什米尔带来愈发高涨的投票率。而高涨的投票率又使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顺应民意。
无论是国民会议党，还是人民民主党，都可算是服从于德里政府的建制党派。然而他们的票仓，都在多数人有独立倾向的克什米尔谷地。为了争夺选票，双方必须在可行的范围内尝试打出“高度自治”的牌面。国民议会党的奥马尔·阿卜杜拉（Omar Abdullah，谢赫·阿卜杜拉之孙）08年当选时，便承诺要处理印度军警在克什米尔“戡乱”中滥权的问题（虽然成效不大）；现任的首席部长，人民民主党女党魁穆夫提（Mehbooba Mufti）则以走访武装冲突各方死者家庭，安慰家属而著称。
然而缓慢的民主进程，未必能为克什米尔的未来带来足够希望。尽管莫迪政府对克什米尔相当稳健务实，印度人民党政府也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拒绝了党内右翼力量的极端主张，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民间激起的回响，如禁止屠牛、尼赫鲁大学事件等等，都足以令克什米尔人对现政府毫无信任。本土政党与中央政府的长期关联，也助长了腐败、利益输送与不作为。与印度人民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党也因此不断流失支持，在七月开始的街头冲突中无法迅速安抚民众。更重要的是，当下的莫迪政府承诺带领印度经济腾飞，可过去十年中诞生的克什米尔中产阶级，依旧缺乏自主权与安全感，新的工作机会增长缓慢，而早已不受信赖的中央政府，自然要被当做最大的标靶，承担社会整体问题于一身。
2014年上映的宝莱坞电影《Haider》，把哈姆雷特的故事搬到了今天的克什米尔：男主角读完大学回到斯里那加，面对90年代父亲在戡乱中的失踪，试图寻找真相，最后在绝望和无奈中与告密的叔父同归于尽。承载了厚重历史的克什米尔年轻人有足够理由绝望：在可见的未来，坚持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印度政府，不可能给予他们自决权；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也不太可能达成解决纠纷的协定。克什米尔内部的分化仍将继续维持，甚至更加撕裂。这次的冲突动荡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得以平息，游客会回到斯里那加的街头，回到城市周边的高山滑雪场，但仍然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是否会带来下一次冲突？而下一次冲突，会否还只是街头的掷石那样简单？刚刚发生的自杀袭击，像是提前到来的一记警告，然而这样一局鏖战，又有谁可堪破解？
延伸阅读： Bose, Sumantra (2003) Kashmir: root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UK
（任其然，北京大学南亚系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