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恐怖科幻小说家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曾在其作《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写道︰“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便是对未知的恐惧。”（The oldest and strongest emotion of mankind is fear, and the oldest and strongest kind of fear is fear of the unknown.）
这种恐惧于政治上往往表现在对外来者的态度上，比如英国国内因难民移工的涌进而引起的恐惧情绪，人心思潮更动摇国内大选结果。又如香港不少人对新移民的排斥，或是自由行等问题成为中港矛盾加剧的表征，因此令一种掺杂了民粹情绪的狭意“本土”意识日渐获得拥趸。白晓红的新书分析了英国社会极右派的崛起，处处涉及这种对陌生外来者的恐惧心态。今日读来，或可对解读香港现状有所借鉴。
以下节选自《愤怒的白人︰直击英国极右派！》第七章〈新的外来者〉，获南方家园出版社授权刊出。
《愤怒的白人：直击英国极右派！》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出版社：南方家园
作者：白晓红
译者：叶佳怡
二○一五年初，英国“PEGIDA”组织成立，这是二○一四年十月于德国成立的反穆斯林团体“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ät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PEGIDA）的外延组织。对此，UAF（Unite Against Fascism，对抗法西斯联合）观察指出：
在长久以来的恐伊情结氛围中，这些德国的极右派及法西斯分子就一直在寻找集结机会。举例来说，二○一四年十月，在德国科隆（Cologne）有五千位新纳粹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与“反赛莱菲主义流氓组织”（Hooligans against Salafists, HoGeSa）共同上街示威⋯⋯在德勒斯登（Dresden），也就是PEGIDA的发源地，每周也有好几场抗议活动。PEGIDA打从一开始就努力宣称自己不是新纳粹分子或之类的组织，但还是很难得到大家敬重。他们动员的对象大多对自己在德国的命运感到不满，或是那些对主流政治感到疏离的人，而PEGIDA的领导团队希望将此情绪转为对移民与难民的不满。他们最盛大的一次游行是在科隆，当时有超过两万人⋯⋯。
然而，他们的创立者路兹．巴赫曼（Lutz Bachmann）在网路上放了一张装扮成希特勒的照片，图说还写“他回来了”，最后因此被迫引咎辞职，PEGIDA那时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反法西斯主义者成功地在PEGIDA内制造出各种紧张关系，导致这些新纳粹分子和更懂得掌握民粹气氛的AfD（类似英国的英国独立党）愈离愈远。”UAF如此评论，“目前，PEGIDA是随处存在的种族主义阴影，其实在德国，甚至是全欧洲，这类等待利用恐伊情结和反移民情绪的势力无所不在。”
拉斐尔．里奥杰教授认为UKIP的民粹主义让“人民成为虚构的概念”（people become fiction），和极右派动员民众一样，UKIP利用了他们的“集体情绪”（collective emotion），并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巩固了来自传统极右派的支持。
英国PEGIDA是由一群极端国族主义者、效忠派与白人至上主义者集结而成。二○一五年初，部分EDL成员曾透露，英国PEGIDA的运动者主要来自分裂组织，像是“西北异教徒”和“东北异教徒”。二○一五年二月，英国PEGIDA在纽卡斯尔举行了第一场全国性示威游行。“UAF作为‘纽卡斯尔联合’的一部分，花了好几周发传单、举行座谈、在全纽卡斯尔设立大型摊位，还和足球迷、‘对种族主义举红牌’及音乐家们串联，就为了确保这些盲目的信徒初登场就能充分感受到反对力量。”UAF的保罗．席列特表示，“当天共有三千人与‘纽卡斯尔联合’及UAF一起朝向那群盲目信徒出发。那是纽卡斯尔最美好的一天。反观英国PEGIDA则气势萎靡，因为参与者没超过两百五十人⋯⋯再一次，借由广泛连结动员来抵抗极右派垃圾的策略奏效了。”
同时，极右派团体的底层成员多希望透过UKIP（UK Independence Party，英国独立党）替他们发声。这点已清楚反映在二○一四年五月的欧洲议会及英国地方选举上，此外可以看到的是，二○一五年五月普选时，UKIP的许多选票来自之前的BNP（British National Party，英国国家党）选民、EDL（English Defence League，英格兰护卫联盟）及“英国第一”的运动者和追随者。确实，在民粹主义背后，UKIP的政治路线本质上和针对社会中特定族群的传统极右派极为类似。拉斐尔．里奥杰（Raphaël Liogier）是宗教现象观察所（Observatory of Religious Phenomenon）总监，也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与哲学教授，他认为UKIP的民粹主义让“人民成为虚构的概念”（people become fiction），和极右派动员民众一样，UKIP利用了他们的“集体情绪”（collective emotion），并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巩固了来自传统极右派的支持。确实，所有我在EDL见到的人都投票给UKIP，举例来说，在李．里格比的纪念游行中，我遇见了来自EDL伦敦分部的运动者克里斯（Chris），他说在选举时曾为英格兰民主党（English Democrats）提供行政帮助，但UKIP仍是他投票时的唯一选择。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不只在街头发生，也透过英国的政治机构进行宣传，上议院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期间，我很清楚自己面对的种族主义与恐伊情结规模远大于极右派街头运动。英国民间有一个政府透明监督组织（Spin watch），他们负责调查政治场域内的宣传与游说的公关手段，而目前的调查项目就是英国现有制度下所运作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及圣战反制运动。透过彻底调查，巴斯大（University of Bath）社会学教授兼此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表示，由国家及其体制所实践并进而巩固的恐伊情结才是最危险的。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不只在街头发生，也透过英国的政治机构进行宣传，上议院就是一个例子。EDL支持者艾伦．雷克就曾与UKIP的前任领导者皮尔森勋爵（Lord Pearson）扯上关系，他试图帮助皮尔斯将荷兰国会议员基尔特．威尔德斯带进上议院，使得威尔德斯那部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电影《伊斯兰教的战栗》（Fitna）能在二○○九年二月上映。他们的计划终于在二○一○年成功，当时由考克斯男爵夫人（Baroness Caroline Cox）担任这场电影放映的主持人，并协助在上议院发起成立了“英国伊斯兰律法观察”组织（Sharia Watch UK）。记者兼运动者的希拉蕊．雅琪德（Hilary Aked）曾检视了这个在二○一四年由安．玛莉．华特斯（Anne Marie Waters）创办的组织，结论指出此组织的意识形态与EDL或“英国第一”等极右派组织并无不同。华特斯是在二○一四年五月加入UKIP，并在巴休敦和比利里基（Basildon and Billericay）一区代表UKIP参选，她也和欧洲圣战反制运动合作，共同推动横跨全欧洲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每日邮报》和《周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这类主流媒体的报导，使得她的伊斯兰律法观察组织变得有公信力。
然而，华特斯之后被UKIP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名，原因不明，不过仍是党员。二○一五年一月，希拉蕊．雅琪德如此写道：
因为抱持反伊斯兰思想，她成为UKIP“是一个恐伊党派”的证据（UKIP领导者皮尔森和考克斯共同主持了《伊斯兰教的战栗》的放映之后，皮尔森表示穆斯林必须“面对《可兰经》中的暴力”，一位工党国会议员因此做出了以上指控）。其他党内高层人士也曾间接参与圣战反制活动，包括杰拉德．贝顿（Gerard Batten）和麦格纳斯．尼尔森（Magnus Nielsen），而且在巴黎恐攻之后，奈杰．法拉吉也使用了极右派运动的语言，比如“穆斯林是第五纵队”、“犹太—基督遗产”和穆斯林“禁行区”等概念。很显然的，UKIP就和PEGIDA一样，它的反穆斯林、反移民敌意可说是源源不绝。
UKIP在英国政治领域可说大有斩获，其反移民论述已经影响、被整合进联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大部分英国媒体的每日语言。
过去几年，在法拉吉的领导下，无论就选举结果或意识形态影响力而言，UKIP在英国政治领域可说大有斩获，其反移民论述已经影响、被整合进联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大部分英国媒体的每日语言。现在他们将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移民视为新的敌人，是威胁英国国族主义大梦的新一代外来者。二○一三年初及二○一四一整年，在国族论述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成为移民负面论的焦点。即便证据相左，数字游戏却再一次掌控全局：从二○○四年到二○一一年，根据《卫报》报导，共有一百三十二万位移民抵达英国，同时另有六十四万四千位在欧盟出生者离开；二○一一年，五十六万六千零四位欧盟公民进入英国，同时有三十五万七百零三位欧盟公民迁出。根据英国国家统计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在英国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的工作限制于二○一四年一月解除后的头三个月，在英国工作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数明显下降，之后也只有微幅增加。此外，二○一四之后，随着季节性农工计划（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cheme）结束后，来自这两个国家的临时工已经少了六万人。但大家还是不停针对这两个族群，称他们为英国就业市场及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UKIP对于传统工党及保守党的选区都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包括一些UKIP之前从未现身的地区。二○一○年，UKIP在三个地方补选工党席次的选举中以18% 的得票率获得第二名，这三个区域分别为罗赛罕、南榭尔兹（South Shields）和怀森萧与东塞尔（Wythenshawe and Sale East），另外在中巴恩斯利（Barnsley Central）和密德斯布勒（Middlesbrough）他们也以10%拔得头筹。二○一三年，UKIP在全国地方选举中都有实质斩获，那一年，法拉吉被誉为“扭转局势之人”。再次，UKIP在保守党主导的县议会获胜，另外也在传统工党选区中获胜。五月，UKIP在其参选的县议会中赢得超过一百四十个席次，也就是平均25%的选票；全国票数排名第三。UKIP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长，另一个清楚指标是他们在肯特郡确保了十七个地方议会席次、林肯郡则有十六个席次，另外在诺福克（Norfolk）也有十五个席次。
UKIP在汉普夏（Hampshire）也首次有所斩获。二○一三年六月，UKIP在一场位于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地方议会补选中直接威胁到工党原有地位。在南安普敦的伍斯顿（Woolston）选区，UKIP获得七百三十一票，但工党相对于前一年的得票一千六百零七（55%），这次却只获得八百六十四票（33%）。六月纽卡斯尔的地方议会补选也发生了类似状况，在其中的沃克门（Walkergate）选区，UKIP获得了六百六十八张选票，工党获得了一千零八十票（44%），但工党前一年拿了一千九百一十二票（68%）。在这些席次中，三个主要政党的得票分布从二○一二年的95%下跌至二○一三年的65%，而UKIP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自从二○一三年开始，伊斯特利（Eastleigh）的政治情势也开始对UKIP愈来愈有利。在比夏普史托克与良橡（Bishopstoke & Fair Oak）一区，UKIP获得的一千八百二十四票也赢过自由民主党的一千六百五十七票；东伊斯特利（Eastleigh East）也是，UKIP的一千六百零九票也胜过自由民主党的一千四百四十票。在西伊斯特利（Eastleigh West)，UKIP的一千六百零四票胜过自由民主党的一千五百三十三票。另外在二○一三年二月，伊斯特利前任市长格林．戴维斯—迪尔（Glynn Davies-Dear）撕掉自由民主党证，宣称此党只是在欺骗选民，叛逃至UKIP。自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UKIP在伊斯特利的关键角色。英国东南部是全国最大选区，人口超过八百五十万，现在也成为UKIP的大本营。法拉吉已经在此担任超过十年的欧洲议会议员。他是在一九九九年开始代表UKIP在此参选成功，自从那时候开始，此党的得票率逐年上升至19%，占有此区欧洲议会议员十个席次中的两席。
二○一四年春天，UKIP为了欧洲选举发起造势，为了宣传反移民政策，他们投入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广告费用，此外，也吸收了极右派政党和团体，例如BNP、EDL和“英国第一”，都全心拥护它的政策。UKIP的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公开表示他的政党吸引的是“得体的BNP选民”，指的便是那些在二○○九年欧洲议会选举时“觉得被移民淹没”而投给BNP的那些人。在此同时，尼克．格里芬指控法拉吉窃取BNP的语言，还骂他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公平地歧视所有外来者”。五月时，UKIP的媒体曝光率最高，在欧洲议会选举时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总共获得27.5%的选票及二十三个席次，而工党只有25.4%的选票及十八个席次。
UKIP在那一次的地方选举表现也很好，全国总共拿下17%的选票，只落后工党（31%）和保守党（29%）。他们显然扭转了传统工党选区的优势。罗赛罕当地就是，原本由工党掌控的二十一个议会席次被UKIP拿走了十个。
他们（UKIP）的出现确实造成改变，也在伊斯特利的众多社群中散播了恐惧。
东南区的伊斯特利早已被视为UKIP的核心领土，法拉吉也称此地为“家土”。尽管伊斯特利区议会当时议员有三分之一都是自由民主党员，UKIP仍在二○一四年五月全面为参选的十五个席次展开了造势宣传。法拉吉本身也曾于一九九四年在此地参选国会议员。虽然二○一四年五月因为选票分散，UKIP没有得到任何席次，但高得票率已不可忽视。
其实早在选举之前，已明显感受到极右派对伊斯特利社群的影响。这里一百年来就以铁路小镇闻名，是英格兰南部铁路工业的枢纽。二十世纪初期，伊斯特利是火车工业中心，巅峰时期雇员高达三千人。不过二次大战后，小镇工业开始衰退，二○○六年，火车站关闭，大量人民失业，一个时代正式终结。铁路工业之死带走了这个地方的精神，导致前来此地的访客总是不停重复描述这里的“一无所有”。
“这个小镇已经缺乏特色到让人注意的地步了。”英国政治网（politics.co.uk）的编辑伊恩．丹特（Ian Dunt）在二○一三年二月这么表示，“那里真的没有任何特色。大部分地方至少会有一个过得去的景点，但伊斯特利却是无趣到底。你甚至也无法说那里丑，就是无话可说；它已经被战争及之后的经济衰退澈底摧毁了。”
不过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当地居民也用同样方式形容自己的小镇。“这里死了。”好几个人这样告诉我。“所有主要工业都没了。什么都没了。”他们仿佛想了解那种空无。
我在二○一四年春天造访伊斯特利，那里的少数族群虽然人数不多，但仍担忧UKIP这类政治势力的兴起。选择远离这股影响力似乎不可能，于是有些人试图以对话进行“灾害管制”。我就参加了这样一场当地座谈，其中来自各族群的运动者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当地的种族犯罪及种族问题。
UKIP的伊斯特利分部主席格林．戴维斯—迪尔也获邀解释自己选择的新盟友。他从自由民主党叛逃时宣称该党都是行径腐败的“一群骗子”，而现在既然加入了新政党，他希望挑战大家对此党的既定印象。“你们可能听说UKIP是一个倾向于拥抱种族主义的团体，只想把时光倒转回一九五○年代⋯⋯”他说，“我本人就是来自威尔斯的移民第二代，让我告诉你们，UKIP绝对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
他念出一串自己曾来往过的当地少数族群团体名单，然后又拿出UKIP的入党表格与政党宪章发给大家，说“曾经参与BNP与EDL的人不能进UKIP。” 为了知道UKIP在伊斯特利立足的始末，我和当地一些运动者见了面，包括伊斯特利种族平等论坛（Eastleigh Race Equality Forum）的主席黄世雄（Denis Wong）、劳工党党工玛格丽特．瑞夫（Margaret Raff），以及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人社学院的客座研究员伊恩．布莱恩（Ian Bryan）。“二○一三年时，UKIP在怀森萧普选中得票率是第二名。怀森萧离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并不远。”黄世雄表示，“他们的出现确实造成改变，也在伊斯特利的众多社群中散播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