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如何诉说香港的羁绊和狮子山的陈腐?后雨伞电影《点五步》

《点五步》的主体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来,力量之大是会叫人恐惧的。

特约撰稿人 谭以诺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6-08-29

电影《点五步》在2013年于“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专组胜出,获香港电影发展局的电影发展基金拨款200万港元拍摄。导演陈志发及编剧黄智扬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拍摄时动员不少浸大的毕业生或学生参与制作,在上映之前引发了剥削义工、“贩卖热血”的争论。这争论还在继续(希望能变成有意义和有后续行动的讨论),而这文章也意不在介入此争论之中,让我们还是回到电影去吧。

电影“点五步”剧照。
电影“点五步”剧照。

《点五步》改编自“沙燕队”的真实故事。沙燕队于1983年成立,并在1984年击败日本队伍,夺得香港少棒联盟公开赛冠军。导演说,他本想拍一个“屋邨仔”遗憾的故事,但构思的时间觉得故事难以发展下去,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沙燕队的报导,就想不如把自己原先的构思,结合棒球的故事,就成为了现在的《点五步》。

《点五步》的故事主要围绕着“屋邨仔”阿龙(林耀声饰)和他的邻居并同学细威(胡子彤饰),他们一同就读于沙田区band 5中学基觉中学。学校的卢校长(廖启智饰)想透过建立棒球队,改变顽劣的学生。这支棒球队就是沙燕队。所有青春运动片的元素《点五步》都有:刻苦训练、个人主义对团体意识、队友间的竞争与不服、离队再归队、由废柴球队慢慢进步,并常常在运动片出现的男性情谊。

当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发生于1984(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年),当电影开头插入雨伞运动的镜头,当电影镜头不断的拍摄着狮子山的时候,观众就明了,这不会是单纯的一部青春运动片。

这样看来,《点五步》不过是普通的青春运动片。但是,当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发生于1984(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年),当电影开头插入雨伞运动的镜头,当电影镜头不断的拍摄着狮子山的时候,观众就明了,这不会是单纯的一部青春运动片。透过这些设计,导演陈志发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讨论这部电影,那我也不避谈了,直接接受导演的邀请,就从雨伞运动和狮子山的镜头说起。

我说,这是一部“后雨伞”的电影。我这样宣称,是因为在开场和结尾,导演都运用了金钟占领区的画面。沙燕队的其中一位成员,在三十年后成为白领,走过了占领区的帐篷,收到旧时队友的电话,说要聚旧。然后旁白就说,已经差点忘记了,不想输的感觉。这个不想输,既是三十年前棒球场上的故事,也是三十年后在占领中发生的事。

作为观众,对于沙燕队三十年前是赢是输,大概没多少个人在开场时能说得出来,但对于两年前的那场占领,我们总会记得,占领区最后是如何被暴力清场。先不论这场占领如此收场是输是赢,但这两年间,香港的政治情况每况愈下,一股阴霾压在香港人的头上。离开了占领时的例外状况,占领者又再回到过去的日常,甚至是更加压抑而没有出路的日常。在此情此境下,到底《点五步》又要对我们说出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故事呢?

《点五步》

导演:陈志发
上映日期:2016年8月25日
发行:Golden Scene

说到香港故事,就自然不得不提开场不久的另一组镜头──狮子山。每次在电影中看见狮子山,总难免叫人抗拒,无他,以此标志代表香港,已经泛滥,变得陈腐,似乎已经难以翻出新的意义。但陈志发在电影开场所拍的狮子山(及后的狮子山真的多得有点滥,其实不需要不断提示观众的,观众其实看得清楚,也会记得)、所拍的棒球比赛场地,令人很自然想起另一部关于“梦想”的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

在《哪一天我们会飞》的结尾,主角余凤芝和彭盛华经历了中年/婚姻的危机后,带到自己母校的学生到山上平地放飞机,飞机满天飞,背景就是狮子山。这电影表面上说是谈“梦想”的,但其实是在谈“没有梦想”,又或,在这个狮子山下,所能实现的最大梦想,就是在后山放一次自制飞机,如此然已,没有更多。放完过后,我们可以想像,余凤芝和彭盛华没有变得不一样,不论他们的婚姻最后如何,他们人生最灿烂──亦即真正拥有梦想之人苏博文还在身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苏博文已经死了,梦想早已经不存在。

于是乎,当《点五步》在同一个地点取景,同样的拍摄狮子山,多心的观众如我就感觉到,他不是要重复再写一个在狮子山下无梦追悔的故事,另一个怀缅过去的青春故事(如果《哪一天我们会飞》算是“青春”的话)。

《点五步》正正是要覆写《哪一天我们会飞》那个破碎的无梦,写出一个真正的青春故事。虽说这是一个三十年前的故事,但无碍它在诉说当下,尤其是导演在开头和结尾加入占领的画面,那就更难以抽离地纯粹把它看成另一个运动的传奇:既然导演有意与当下对话,那作为评论者就不妨进入这个对话的领域。

每次在电影中看见狮子山,总难免叫人抗拒,无他,以此标志代表香港,已经泛滥,变得陈腐,似乎已经难以翻出新的意义。

说到青春,《点五步》所描述的,比黄修平/陈心遥他们塑造出来的“热血”与“梦想”,对我来说是更为着地的,这全在乎对主角的角色设定。《点五步》的主角阿龙,生性懦弱、怕事、被动,一直是靠屋邨好友细威“罩住”(保护)。引人注目的是他听walkman的设定,看似是普通不过的安排,却立刻使阿龙这个角色比黄修平/陈心遥塑造的青春人物多了一个维度。

对于我们浸淫在日漫成长的几代人来说,看见这个塞着耳听walkman的年轻人,怎么不叫人联想到《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碇真嗣(以及后来岩井俊二《青春电幻物语》中的莲见雄一)。不知陈志发和编剧黄智扬是否真的有参考碇真嗣来设定阿龙这角色,但他们的相似是显然易见的:懦弱、怕事、有一个在walkman背后不为人知的禁闭世界,被“父亲”(在《点五步》中是廖启智饰的卢校长兼教练)点名担任自以为不称职的岗位(阿龙本为捕手,后被点名当投手)。

电影“点五步”剧照。
电影“点五步”剧照。

如此,我不会以“热血”来称呼《点五步》,“热血”是属于《狂舞派》的,那种没有犹豫,虽有挫折但依然勇往直前,那种没有顾忌的生命的爆发力。这种“热血”有其迷人之处,但未必能很有效的向当下的年轻一代说话。说要勇往直前,要“热血”,要无惧追求自己梦想,但年青一代会说,对不起,我们有很多郁结(尤其在雨伞这个集体的崩坏后),我们有很多羁绊。是的,是羁绊。《点五步》并未“热血”,它是“碇真嗣”,是被指派,被呼召,被要求回应父亲,被要求超越自己/他人,它是羁绊,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缠绕,在友际间,在家庭里,在爱情中,在对上一代之上。

如果《点五步》有召唤出主体性的话,这个主体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而往往,碇真嗣式的主体,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来,力量之大是会叫人恐惧的。这大概是《点五步》超越“热血”的意义吧。

说《点五步》是“后雨伞”的电影,所说的羁绊,就不只是个人,而是关于整个世代,关于整个城市。有说《点五步》像是香港版的《KANO》,若是如此,我会说不只是因为两部电影都拍棒球,还是因为两部电影都透过回顾自身的小故事,回应自身的殖民历史。但不论是《KANO》还是《点五步》,他们处理殖民历史都会被后殖民论述诟病。

《点五步》所说的故事在1984年,这年份对香港人不会陌生,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一年,这就成了香港这座城市三十年来的羁绊。在结尾,电影再次回到金钟占领区,成年后的阿龙走在占领区的道上,旁白(林海峰声演)就突然怀旧起来,说1980年代是香港最光辉的年代(那就要看从什么的角度去评价了),说很想回到当时,尤有很大可能性的屋邨仔那时(根本就是香港的[经济]成长故事嘛,这意识型态在旁白中表露无遗),却又不忘加一句注脚说要为当下踏出那怕至少半步(怀旧与踏出之间出现很大裂缝,似是为了不想完全被说成是怀旧不思进取而加上的一笔)。

我看到这里时,就感到有不同的力量在剧情中角力,电影到底是往后还是向前?面对羁绊──特别是“后雨伞”的羁绊──还是跳过旁白,回到沙燕队对灰熊队最后的对垒妥当:在第九局的半局,阿龙早就踏在投手丘上,就如校长替他练习时所说,投手一踏出投手丘,就无得返转头。不是你热血不热血、有梦没有梦而去行动,而是位置已经决定了:你在投手丘,就得投球,一如碇真嗣在EVA机体内,就得战斗。

电影“点五步”剧照。
电影“点五步”剧照。

如果说,近年香港电影因黄修平/陈心遥的两部作品,出现了以“青春”、“热血”和“梦想”来诉说本土的倾向,那么《点五步》则承着这个脉络,给它转了一个弯,诉说了青春的羁绊,诉说了这个城市在后雨伞时期的羁绊。如果《点五步》有召唤出主体性的话,这个主体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而往往,碇真嗣式的主体,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来,力量之大是会叫人恐惧的。这大概是《点五步》超越“热血”的意义吧。

关于《点五步》,可以谈的还有很多,但文章过长,恐怕没有人读,就此打住,望有心人继续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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