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个周末，王宝强婚变所激起的大众情绪，已经远超出八卦消遣的温度，而近乎狂热。当一个女人因为出轨而陷入全民声讨，当针对她的暴力已经如此真实，此种超大规模的激越，令人惊讶莫名，因此必须成为袪魅的对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义愤执著”这个问题简直迷人。90亿人次的微博阅读量啊！能解释这个问题的，一定也能掌握宇宙的真理吧。
公知倾颓、八卦崛起的微博
2011年6月的一天许多网友在微博上“忙碌”，据说拿着红十字会的钱炫富的女生郭美美要坐飞机去北京然后潜逃澳洲，不能让她跑了……当时的一则新闻说：“26日晚，无数网友守在电脑萤幕前，时刻关注著‘郭美美’从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动向。从等待起飞到落地，一切“追踪”都持续在网路上发酵，并在‘郭美美’走出机场被‘接机’的记者和网友堵截时到达高潮。“追踪‘郭美美’”似乎已转化为一场网路大狂欢。”
5年之后，当马蓉也被曝光航班资讯和被传说要”潜逃“时，可以发现这套路与郭美美所遭遇的何其相似，只是强度倍增。这两个女人，一个靠包养为生还炫富，一个背叛好老公，都作为“坏女人”而为千夫所指。只是，2011年，人都知道追究郭美美有醉翁之意，真正的目标还是官方基金会黑幕。而到2016年，目标就是女人。
郭美美事件是微博公共议题活跃期的围观事件之一，虽然本身不算成功。在打击大V并引入寻衅滋事类罪名整肃网络言论之后，2014年公共议题低迷，有人慨叹“微博已死”。但就在当年3月，中国男演员文章的出轨事件令微博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话题高峰。也就是说，公知情怀者还在怅惘哀悼的时候，微博已经启动去政治化的“成功”转向──或许用户几乎是换了一批人，有些人走了，剩下的，聚集在明星名人周围，比听大V号令时更自在，自我，公共知识份子就这样失去了又一个启蒙的视窗期。
然而，在视窗曾经敞开时，公共知识分子也未能示范和教导网友如何独立与批判地思考。他们这一波“圈粉”（扩大社交网络上的粉丝数）未遂之后，在国民老公、段子手、行销号、网红到一堆官方帐号各种无所顾忌的操弄之中，微博已然陷入某种“虚假意识”——刻意忘记了现实。那许多在各大帐号下蜂拥说著几乎同样话语的网友，是自主的，还是被动的？这已经没法有简单的答案了。或者说，真正的答案是；人们既是被动的，也是自主的，他们仍在尽量施展与体会著自己的能动性，却是在别无选择的空间与语言里。
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后菁英时刻的话语权重组现象，有些话语权被取消，而另一些则下降和分散，却仍套在政府与市场的两层暗箱之中。这其实也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说的“双重思想”的体现：如果遗忘禁锢，就能体验到自由。当公共领域近乎消失，没有自我觉察的激情，在相互激励之下合成的洪荒之力，别无选择地，将明星八卦当成了个体与集体赋权的替代场所。而且人人都知道，这里绝对安全，没有“寻衅滋事罪”——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前提。
泛道德主义兴起
对“无知即力量”式的奇异赋权来说，非黑即白的逻辑，不假思索的陈词滥调，未经反思的主流价值观，都有所帮助。于是看到“泛道德主义”——我用此词指“以道德之名集体越界的现象”——兴起。当然，大众文化从来都富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或者说，道德就是大众之事，而菁英式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们，对其常近乎无能为力。因此，在微博后公知时代，此种兴起或许并不足为奇。
然而，这种泛道德主义的脉络，还值得进一步的追究。
中国从来都是实行道德治理，而且其合法性深入民心。个人，尤其是女人之行为检点与否，涉及伦理性家庭的稳定，被认为绝非私事。家族和社区成员、政府，监察和惩戒个人行为完全合理正当，甚至是一种义务。社会主义年代不尊重家庭秩序，但严厉管制性和婚恋。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从未降低其道德教化的调门，但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对私领域的干涉——这是对市场经济而主要不是个人权利的让步。有私人领域的多元差异，才有消费主义崛起。然而，这一领域从未被平等与权利意识所疏通，受市场支持的“个人自由”，却成为破坏与伤害的特区，而其间又充斥男性特权与女性焦虑。
究其原因，“道德”虽从国家手里重新接管私领域，其基础已然相当涣散，就标准而言仍是性别双标的新瓶旧酒，却没有了传统社会和社会主义年代的强制力。其希望男人出轨以“不危害家庭”为限，对女人出轨则仍完全禁止，但是，当出轨“危害家庭”，道德却也没什么办法，无能为力。
所以这简直是最坏的道德时代。在过去三十年，在每个阶级，都有过多少男人背叛女人怨望的故事，埋葬了多少女人的宝贵时间，侵吞她们的劳动血汗，并毁坏她们对人性与正义的苦苦信任。被背叛与被抛弃，这几乎是一个时代异性恋女人共同的痛苦与恐惧。 不是说女人不出轨，而是说，女人出轨既比男人少，代价也比男人大得多，在道德上则无可赦。今天，社会生活的蓬勃表像下，勤奋的女性仍是第二性，因此重视家庭这一退居容身之地的经营，也是没有选择。重新强化私领域中的道德治理，成为她们的自发需求，首当其冲的就是迫切而绝望地管制出轨。
然而，在无法撼动男性性特权的前提下，展开的只是所谓“打小三”之类女性之间的恶质战争，也就是说，当女人希望摆脱困境，所依附的，仍然还是老派的道德，是“好女人”通过对“坏女人”的制裁而强化的道德自诩，一种仇恨式的假赋权。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目睹的这种泛道德主义，是对一个新版老问题的南辕北辙式的解决取向。
问题根源不是出轨，而是...
遗憾的是，这种看法归因是错的，解决方案也是错的。问题根源不是出轨，而是两个相联的问题：离婚的代价过大，以及男性性特权。
这不是说什么出轨有理，而是说，没有任何靠谱的办法能保障婚姻长治久安，这是操持婚姻的各种流派——以流行文学影视为代表的浪漫爱派、以网上情感咨询专家为代表的技术流派，和道德家派，都不愿面对的真相。
因此，在废家毁婚的新时代到来之前，减低伤害的必备方案，是让双方──尤其是受害方有从容退出的弹性余地，当然这必然带来离婚率的提高。于是大家又接受不了了！媒体年年都在宣布中国离婚率提高好可怕。所以第一不应出轨，第二不应离婚，可这是怎样的高压强制？注定爆事故。
实际上离婚率高基本是社会进步、生活多自由选择的表现；人们敢离婚说明他们不必困守婚姻。然而怕离婚不仅是观念问题，不仅是来自社会对离婚和单亲的歧视，尤更来自法律制度——离婚相关的财产权、抚养权、探视权，往往都没有可靠的保障。对女性来说，与离婚相关的大量的可见与不可见的不公平，更让她们难以将其视为出路。
要让出轨不再是那么严重的伤害，就要降低道德的调门，软化婚姻制度的强制性，开放多元生活选择，并且必须通行法治和提高妇女地位。或者说，解决私领域里的种种困境的出路，是解除此领域的神圣性，而不是重新实行道德治理。很遗憾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被理解的方案，很遗憾人总是不能处理制度的问题，总是固执于依赖和维护最直接──也几乎必然是保守和无效的脑回路。
因为：人都怕改变，尤其是价值观的挑战。惩治奸夫淫妇的方案多简单痛快！
至于男性性特权，像房间里的大象，被视若无睹的公然。文章是男性性特权的拥有者，马伊俐对他的重新接纳是非常普通的男权爱情剧。而王宝强也是，当他谴责妻子出轨，没有人劝他反思自己是否不够魅力及为孩子著想。
当然，为他冲锋陷阵的人们，一定认为在这里讨论男性性特权是胡扯，而且，他们也都坚信自己完全是出于正义。其中应该有一半人是大男子主义者，从“被戴绿帽子不可忍”这个角度出发来维护王宝强的──其实“绿帽子”恐慌，本来就是男性性特权的焦虑版。另25%的出发点大概是以正义的名义维护婚姻制度，有人给我留言说“只为公正，无关性别”，还有25%可能是处于对女利者——利用男权规则取利的女人——的厌恶。
但是，在一则男女公案中，说公正无关性别是不太可能的。女权主义认为正义是政治之事，即必然与情境和权力关系有关。当使用诉诸性别歧视与性别暴力的语言，或者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为伍的时候，声称占据无关性别的正义是很勉强的。
声称厌恶女利者的正义之士，其中很多是女人，充满洁身自好然后推己及人的自尊自信。她们认为女利者的不择手段，损害了其他女人的利益，玷污和降低了女人的整体道德水准，并使两性和谐失去希望。尽管这些人大义凛然，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性别，在一副新的道德面具下，延续著千百年来对“坏女人”的持续战争。
对，“女利者”之谥，只是一个连有些女权主义者都能接受的“坏女人”的代名词而已。这并非是为女利主义辩护，任何女人——阴性的下属者，缺少阴茎的二等公民，即使曾赞助男权社会或玩著火中取栗的冒险游戏，但仍都无法为此规则的制定负责。而且，在男权社会之下也不可能展开对她们的公正审判。
更进一步问，在这个男权社会，女性搞内部甄别，建设“好女人共同体”的目的是什么？此类“好女人”运动实际上是异性恋女人仰男人鼻息和自我厌恶之可悲的表现，须知古往今来，此运动的参与者，下层结局多很可悲，上层则靠踩踏其他女人，例如《红楼梦》里发起大观园女性性道德整肃运动的王夫人——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的女利者吧。
总之，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不想制约男性性特权的时候，追杀女利者的显著后果，就是稳定男性性特权。而且女利者必然还将源源不断——因为这“就是”女人的最佳生存之道。
简单正义遮蔽的不平等
王宝强是好男人，马蓉是坏女人，这种能如此简单站出的正义立场，正是男权逻辑能够吸粉的机会。当捧出一个“好男人”当主角的时候，人们就忘记了：对“坏女人”的审判，始终在附和男权，而指望“好男人”拯救的大多数女人也会积极赞助。
男人的遭遇从来都被认为关乎社会安全，例如三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那必须是国家和社会都需要重视的问题，以及女人要献身解决的。好男人的遭遇更是头等大事吧；如果好男人都无法保有“不被女人凌侮”的支配性男性气概，整个社会还能有什么志气？大家都来保护他。这不是夸张演绎，当有人在与中国运动员的励志合影中，打出“宝宝加油，强强强”的标语时，所指还不明显吗？
当今的婚姻，已经越发赤裸地变成经济投资，不仅是男女双方的，而且还是家族式的。在刚结婚时注入的资产（主要是房产），是一对年轻人步入中产阶级和稳定上升的保驾，也使婚内利益的维护变得更凝重──出轨有令利益流失之虞，离婚则是一场财务灾难。因此，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新生中产阶级之恐慌，与和颐酒店事件、雷洋事件所表现的不同，即不再是对抗外部对本阶级成员的侵害，而是反对内部分裂。虽然目前的婚姻法下的财产分配对男性实际有利，但两性的安全感其实都不强。因此，在这种时候，反对出轨所带入的还不仅是道德，更是在道德的背后有利益。
道德治理承诺大同，然而，其所生产和再生产的恰恰是“不平等”。这是因为，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声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道德，从来都是等级性地实施，更强有力地施于下属者，例如关于出轨的道德文化，无法真正制裁男人，却可以毁灭女人。这是就这一事件试图发起集体道德自治的网友们所看不见的。
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平等的问题。而看似放任这一领域的国家，最终将会收到贡奉，因为它其实也需要道德治理。虽然国家和新中产者多有摩擦，但这一群体的家庭观，或许能帮助国家将家庭建设为稳定的治理单元。至于压倒性的单一价值观中，几乎必然蕴含的暴力失控的危险，或许国家并不担心，毕竟它的宣传机器早就鼓动和赞美了“FB远征”之类的活动。
“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其实人们都困在其中了。在这个危险状态中，正迫切需要女权主义。不仅因为这事无法不关乎性别，还因为，女权主义反对单一、粗暴、拒绝反思和裹胁挟持的言行方式，不但要做言论清流，也不怕做逆流。
不过，正像奥威尔所说，“无知即力量”的运作之一，是“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所以在这一事件中，女权主义的观点很多男人不喜欢，很多女人也不喜欢。如果说这也算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终将往何处去。
（吕频，媒体背景的女权分子，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