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桂林街信兴酒楼一横一竖的巨型霓虹招牌上月初遭拆去，在香港的文艺界引起了一阵骚动。上次出现类似的躁动与不安，是去年八月初，西环森美餐厅门前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被屋宇署勒令拆卸。不过拆除牛型招牌的消息给传媒事先张扬，招牌又获西九龙文化区的 M+ 视觉文化博物馆看中，成为藏品，有如心理补偿；信兴酒楼的招牌则戛然消失，命运迥异，却很可能是深水埗以至全港众多特别而不突出的招牌的共同结局。
然而，为招牌消逝而惋惜的又有几人？若招牌有潜在危机，何不尽早解决？这正是政府的想法。2010年12月，政府全面实施“小型工程监管制度”，整顿全港约19万个招牌；2014年1月，屋宇署成立招牌监管小组，集中处理违例招牌，其后更于多个区域展开大规模行动，向违例招牌发出清拆令。故此，今天的局面实不难料。但是在众人都低头看手机的年代，头上的招牌又有何意义？且让我们由招牌的建筑价值说起。
招牌的建筑价值
也许大部分港人皆不察觉香港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质，只觉城市很挤迫，但很方便。有些本地建筑师会以近乎本能的“地尽其用”技能和高效率作品自诩。有瑞士建筑师欣赏香港建筑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和独特的建筑类型，甚至为此著书立说。（注一）曾经对香港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很感兴趣的日本人，则另有看法。
不少人也知道，九龙寨城于1993年清拆之前，有一群日本建筑学者来港，详细地记录了寨城的空间和生活环境，成为后世考究这座人类史上居住密度最高的建筑物的经典。其实1990年12月，东京大学的大野秀敏教授与大野研究室，一行十人也曾访港，精要地分析了当时的香港城市结构与建筑。他们欣赏的并不是过于刻意的现代规划和建筑，而是在现代建筑上，由民间随年月添加的丰富元素，如街上穿插的招牌、露台非法加建的金属笼、随意加装的各种装置和摆设，不经意地造就了香港精彩的城市面貌。他们在香港找到城市高度规范化的日本所没有的民间活力。（注二）
香港的建筑物表面，不只是单纯的外壳，而是一层满有沟通功能的表层，犹如城市画廊，而招牌就是重要的构成部分。街上的市集，则有如这城市画廊的日常生活表演场所，繁杂而有趣。可惜两者在现代城市的市容标准、安全与卫生准则下，都“如鲠在喉，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有研究员认为走在城中，若不是头上的中文招牌，以及建筑物表层丰富的民间添置，香港其实和一般的亚洲城市分别不大，不过密度更高、空间更紧凑。
正是那些正式建筑以外的民间添置，令香港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持着些许地区特色。那是在严苛的建筑条例和紧绌的空间资源底下，市民的实际回应；是在缺乏人性的功能建筑内，市民加上自己个性和赋予归属感的方法。那些包括招牌的民间添置，使人在枯燥的现代城市中，拾回对城市的幻想。这亦是多出描述未来城市的电影，来香港取景的原因。
制度以外的历史轮廓
诚然，在现行法例之下，以上所述的招牌和金属笼等皆属僭建。招牌是小型工程，而未获建筑事务监督批准，改建或加建建筑物均属违法。在安全和道路畅通等近乎无可非议的原因面前，旧招牌的城市景观、社区与文化价值，似乎显得乏力，尤其在发生意外事故之后。究竟以上价值与城市安全、社会发展可能有抵触时，该如何取舍？
保育招牌的困难，在于招牌属私人拥有，涉及大量业权，但是香港没有就全港的招牌做历史文化价值的普查和制订保育指引，以至拥有人在遇上招牌安全、维修和物业发展等问题时，没有依据决定招牌去留。2013年9月，政府实施“违例招牌检核计划”，让招牌拥有人申请检核和保留违例招牌，不过拥有人须每五年内重新提交检核文件，不然就要把招牌拆除，而且通过检核的违例招牌，仍属违例建筑工程。于是招牌拥有人要定期花费检核和保养招牌，招牌的保育取决于拥有人的意愿。
旧招牌是否历史建筑？社会对此应甚有分歧。单一招牌的文物价值可能不高，但是如果把多个招牌综合来看，就成为有多重价值的整体，是社会发展重要的“座标”。每个年代的建设，多少带几分那年代的时代气息与美感，也是历史的凭证。此所以保留不同年代的建设，对整个社会的宏观论述非常重要。可惜香港的保育政策（注三）缺乏如此宏观的概念，一幢又一幢被评为“文物价值不高”的建筑物不断遭拆卸，结果城市的历史轮廓更加模糊。这亦是保育招牌的困局。
招牌的多重意义
招牌中西方古已有之。中华文明有源远流长的招幌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酒旗──招幌即招牌与幌子的合称，招牌记有店名以资识别，幌子说明业务内容、招徕客人。（注四）西方社会在汽车普及前，大型户外广告多涂在大厦的墙身上，及至1882年爱迪生把电力引入纽约，世界各地的城市才把照明技术应用到广告的范畴，后来发展出现代广告板的雏形。（注五）所以在实际的层面，招牌在古代和近代的意义，都在表明商号、宣传业务与招徕客人。
但是到了20世纪，招牌有了另一重意义。传统的中西方建筑物，都有叙事的功能。例如中式庙宇内的檐板和驼峰装饰有以戏曲场面为题的木刻、西方教堂内绘有《圣经》故事的壁画。这些润饰，不单有装饰之美，还有传意和教化的作用。20世纪初，着重功能、崇尚简约、去装饰的现代主义建筑渐行，新落成的建筑失去传统建筑的叙事功能。另一方面，商业机构除了在报纸、杂志等媒体卖广告，还在建筑物外墙和城市空间宣传。建筑物的表层与四周环境，以招牌为广告载体，跟路上的驾驶者和行人沟通。传统建筑物的叙事功能，由润饰转移到现代建筑的招牌之上。（注六）
香港市区的建筑稠密，单位普遍细小、外墙面积不多，加上易手快，于是建筑的空间和外观，便未必与用途有关：不同的用途挤进同质的空间，例如商住大厦中有教会、健身房和餐厅等多种用途。招牌于当代香港的意义，除以上所述，还有成为建筑空间与用途的符号（symbol），有能指（signifier）的作用，使人联想到招牌所指地方的性格和格调，有时甚至成为社区地标，象征某地区的特质与风貌，例如文首提及的西环巨型安格斯牛霓虹招牌。
虚拟世界之下的城市景观
以前为了吸引车上的乘客和路人的注意，招牌要夺目耀眼，在闹市中争妍，造就了招牌景观。现在不少行人的目光留在智能手机的方寸之间，会举头观赏路边风景的人，已渐成异数。招牌的指路明灯作用，遭互联网的搜寻功能和地图取代，一些新店更没有伸出道路的招牌，只有舖面设计。于是招牌在当代的香港，表明商号、宣传业务、招徕客人、叙事和符号的意义，只余下首尾两项，中间三项已转到网上。
最近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AR）游戏“Pokémon Go”风靡世界各地，游戏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扩增实境技术，把现实的地理位置与虚拟游戏世界重叠，玩家从手机看到游戏中的精灵犹如置身现实之中，可以“捕捉”，并能与其他玩家“战斗”。
扩增实境技术可让用户看到现实与虚拟世界交叠的“超现实”，城市景观或许不必再靠大兴土木建立，可在虚拟世界补足完成，而且更多变精彩。若果将来扩增实境的应用普及，大众从智能手机、眼镜或其他装置，看到建筑物的资讯，又何需招牌？那时的建筑表达与城市景观建构，应别有风景。
不过，将来由谁来提供这些资讯，又是另一重大议题。建筑物的资讯和面貌，除了由业主和用户提供，还可能给扩增实境的供应商筛选，甚至控制。另一方面，若果谁都有权建构虚拟世界，当虚拟世界影响到现实时，我们又怎样处理？有事故发生时应向谁追究？大厦外墙有公契界定业权人之间的权利，遇到外墙或墙上悬挂的招牌需要维修或拆卸时，费用由谁支付等纷争尚且难解决，何况无边际的虚拟世界？昔日一些发展商或业主会保留大厦的外墙业权，以便日后作宣传之用。未来大厦的业权，是否应包括大厦某范围内，关于大厦的虚拟世界资讯？这涉及财产、公共空间、公民权利与自由等范畴之间的权衡与取舍。
扩增实境的资讯以定位系统连结到现实的地理空间，再向用家展示，固然较易界定范围。但是若果扩增实境没有配合定位系统，只以视觉影像侦测技术分辨城市景观和建筑物，再显示某机构或个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又应以什么准则衡量利弊与解决冲突？那时候，招牌或许有如艺术品，成为多变纷乱社会的恒久朴实抵抗。
这城市以安全之名，行管理之便，未有顾全招牌的建筑与城市景观价值和意义，就决定整顿，足见其文化底蕴。时代精神不一定藏于伟大的建筑，有时反而在平民生活之间更能体现，也更充分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也许我们现在应好好记录即将逝去的招牌与城市景观，以待将来在扩增实境技术下“重现”。我们正站在建构虚拟世界与现实分界线的转捩点。
（何尚衡（Alfred Ho），城市研究者。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后往荷兰修读建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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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 Emanuel Christ, Christoph Gantenbein, Hong Kong Typology: A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on Hong Kong Building Types, Zurich, Gta Verlag, 2010.
注二： 伊藤公文：《特集：香港超级都市》。东京：鹿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注三： 现时古物咨询委员会按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组合价值、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保持原貌程度、罕有程度六项准则，为历史建筑评级（一级、二级或三级）。只有文物价值最高的一级历史建筑才会获列为古迹，而只有法定古迹受《古物及古迹条例》保护。
注四：高灿荣：《中国坐商古招幌》。台北市：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初版，二○○九年四月。
注五： Richard Poulin, Graphic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A 20th Century History: A Guide to Type, Image, Symbol,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the Modern World, Beverly, Massachusetts, Rockport Publishers, 2012.
注六：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Architecture as Signs and Systems: For a Mannerist Tim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最著名的例子，是拉斯维加斯赌城大道（Las Vegas Strip）两旁的招牌与建筑物，由美国著名建筑师 Robert Venturi、Denise Scott Brown 与 Steven Izenour 在合著的建筑学经典《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九七二年）提出。在高速公路上，首入眼帘的是招牌与建筑物的外观，所以建筑的沟通功能比空间重要。而招牌以文字和图像传意，又与符号（symbol）有关。著作的主张成为后现代主义建筑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