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中共全党的思想学习活动意在何方？党员干部们又该如何顺利通关？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今年2月发起的“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活动已持续数月。官方文件强调要“发挥媒体作用”，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宣传。于是，“手抄党章100天”的文案，便根据这一精神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微信平台“学习小组”推出。
这期间，“新婚之夜抄党章”与“农民工抄党章维权”的新闻，成为官方意料之外的坊间谈资。一场高层的博弈逐渐浮出水面：就在“学习小组”将全国各地的“抄党章”更新了八十几天后，官方突然叫停了这场由宣传系统发起的活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抄党章”引发的公关危机都不是“两学一做”的重头戏。与过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不同，“两学一做”明确包含着“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这一内容。
在中共即将召开党代会（十九大）、本届“新指导思想”即将出炉之时，把学习最高领导人讲话变为一场专门的思想学习运动，已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便作为单行本推出，供党内学习；同时，一并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作为对外宣传的范本。“两学一做”则顺势而为，将学党章、做合格党员与学领导人讲话捆绑起来。
“抄党章”尽管被中央叫停，但直至六月初，基层的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甚至一般的国企，都仍乐此不疲，在本单位微信公号上添加着“抄党章”的内容，各种制式的“手抄专用本”还在不断推出。
党员干部们战战兢兢地模仿，似乎并未领会到高层的意图。他们要如何在朝令夕改的指示下顺利通关？这令人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一场简易版“两学一做”——文革前夕的“学毛著”运动。
从“学马列”到“学毛著”
时间拉回到1958年。彼时的团中央，没有微博作为主战场，却也能成为话题制造者。当年6月，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在“大跃进”正酣时，在团组织内和高校学生中推广。
1960年，大饥荒肆虐全国，林彪借助庐山会议出山，《毛选》第四卷出版，中共中央把共青团的“两学”活动带入全党。“学毛著”成为林彪为毛泽东所犯错误救火的一步好棋，眼光独到的他则先从树立“学毛著”典型做起。
“树典型”，是中共干部内部上下互动的一种检验机制。基层干部会适时地发掘符合当时政治情势的人物事迹，并上报高层，经过激烈竞争和精心筛选之后，由中央确定为某一方面的“典型”并推向全国，要求全党学习。对于“典型”所在的地方来说，这自然是一次绝佳表现机会，而中央则可以借助典型，表达某种政治倾向和政策侧重，在全国掀起效仿的风潮。
1960年的廖初江，是军队推出的第一个“学毛著”典型。这位识字不多的贫农能够声名鹊起，其创新点在于发明了一套“学毛著”的“忙里读书法”：“早起点，晚睡点，多看点，少玩点，多写点，勤想点，遇见师傅就问点，总结收获及时点，加紧工作挤出时间多学点，夜战星期六，不放星期天”。显然，这种方法并非效率上的创新，重点是态度的诚恳。1960年，廖成为“学毛著标兵”，风光地游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甚至在“文革”时得以执掌《解放军报》。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林彪在1962年检讨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与反思错误的诸干部唱反调，毫无保留地将毛泽东绝对权威化，为毛挽回了颜面，也让“毛泽东著作”逐渐成为神圣符号。当年由共青团发起的“两学”，也彻底只剩下单纯的“学毛著”。
然而，“学毛著”本身不论多诚恳，如果无法成为社会道德标准，说服力仍然有限。1963年，在林彪的指示下，军队内部推出又一个“学毛著”典型：雷锋。在宣传这位坚持乐于助人、默默行善的解放军战士时，其正面道德行为与“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特殊身份紧密相连，由宣传部门精心编排的《雷锋日记》也用大量篇幅记载了雷锋“学毛著”的内容——毛泽东思想进入日常生活的私领域。
林彪的不断示好，得到了最高领袖的回馈。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充分肯定解放军的学习活动。于是，“学毛著”成为全民参与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林彪顺利在一波政治清洗中通关，地位迅速上升。
“学毛著”留下的通关经验
1964年，正值“防修反修”的“四清运动”，许多干部被批斗，各地已感受到阶级斗争的浓浓火药味，政治上“向左转”不仅事关邀功，更关乎前途与性命。地方领导纷纷跟进，也效仿林彪治下的解放军，争相推出“学毛著”的典型。
不过，“学毛著”并不是一件轻松事，各地针对“学毛著”规定了一系列强制办法，不少地方发明出“天天读”活动，要求民众每天工作前用半小时学习毛著，并轮流高声朗诵，定期上交心得体会。
这种政治上的时间规训，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大陆老一辈人记忆深刻的“早请示、晚汇报”荒诞仪式。在这种强制任务下，苦于加班加点又能别出心裁的“典型”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大部分基层党员来说，将“毛著”变为不断斗争环境下自保的武器，才是头等重要之事。
在“全民学习”的风潮中，地方首先以街道、工作单位为原点，将全民编入“学毛著小组”，同时在干部中开办学习班。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几乎使所有人在整人与被整之间不断跳转，没有缓冲的地带得以喘息，整人本身即成为避免被整的有效方法。大家逐渐认识到，将“语录”断章取义地引用，就可以使自己的话成为绝对正统。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民众，面对着最高领袖自相矛盾的只言片语，很快找到了攻击对手的法条。
然而，正是这积累数年不断升级的“学毛著”，让中国大陆在“文革”爆发之时“语录一夜红满天”，使领袖的一言一行，都能成为日常批斗会上消灭个体生命的绞肉机。
“两学一做”的矛盾与难题
今日发起的“两学一做”，不仅表明中共向毛时代寻求正面的“党建”思想资源，更凸显最高领导人树立领袖权威的清晰方向。如何把重点引到“学习近平系列讲话”上来？最高层早有表态。
回翻“两学一做”活动的通知原文，其强调“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孰轻孰重，“基本”与“根本”之别已泾渭分明。更何况，4月中宣部与中组部又曾额外发布通知，要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在此背景下，宣传系统自导自演的“手抄党章”，不仅将“两学一做”中的另一重要文本《讲话》束之高阁，更因做作的形式引发舆论质疑，显然是带错了路，会错了意。抑或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南昌铁路局主动出击，制造“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新闻，自然也不会得到最高层的正面回应。
然而，即使没有“抄党章”的插曲，自上而下的“两学一做”又能否如高层所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本届执政之后，“党建”活动不断出现“旧词新用”的现象。从“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时的“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的延安整风修辞，到如今“两学一做”与当年共青团“学马列、学毛著”的高度雷同，无不体现其对于毛时代种种符号高度青睐。
当然，这并不能代表最高层对“文革回潮”有任何好感，因为所有的“旧词新用”都止步于文革之前。但最高层对中共执政前十七年时期乃至延安时期的“怀旧情结”，也很难说是明智选择。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共和国初期党内的种种政治运动，这期间形成的规训和斗争逻辑，正是“文革”爆发的根源。
今天，在最高层希望重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中共在革命与阶级斗争年代“统一思想”的经验，难以在今日的土壤中成功复制。与五十年前相比，混杂在新媒体中纷繁的政治宣传，不仅缺乏全面控制社会的能力，就连执行者自己，也不相信可以靠“学习讲话”就获得擢升机会。因为对基层党委书记来说，政绩考核、经济指标早已取代当年的政治挂帅，把“党建”这种难以量化的工作放在首位，甚至推出几个“两学一做”的模范典型，既不划算，也无必要。
面对表面上雷厉风行的党建活动，跟紧脚步，“多说少做”，或许才是基层干部们最有效的通关法宝。
（三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