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雷动，策略投票，踢走建制派！”6月5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和18个参与计划的伞后组织代表宣布，蕴酿多时的“雷动计划”正式起动。
“雷动计划”游说理念相近的非建制阵营合作，在9月第6届立法会选举中减少出选名单，以集中选票，最终目的是让非建制阵营取得一半议席，改变现时建制派一方主导立法会的生态。
戴耀廷是“占领中环”计划发起人，当天他一如既往，在台上振臂高呼，但台下只有低头写笔记的记者，并没有支持者到场附和，气氛冷冷清清。
雷动计划推动各个非建制政党作出协调或配票，以求紧握胜算，这几乎是大型政治选举的传统策略。然而，这套“金科玉律”却冷不防在现下香港遭受冷遇，不想合作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泛民政党，还有新生代的政治组织。
戴耀廷今年2月提出“雷动计划”的初步概念后，新生的本土派组织“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马上调侃。“戴先生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话，我跟他说一句，你搞得掂（能够说服）各大党派⋯⋯就预我啦﹗”在3月3日接受电台访问，梁颂恒这样说。
“找个新战场，证明雨伞运动未输掉”
青年新政成立还不足两年。据梁颂恒回忆，在2014年12月一个临近圣诞节的午夜，他向四个志同道合的香港年轻人，发出一个几百字的短讯，约大家到一家连锁卡拉OK店见面。五人都是雨伞运动的前线参与者，在朋友介绍和牵引下聚首一堂。他们以前几乎互不相识，到K房不是为了唱歌联谊，只是看中K房那道厚重的隔音墙，能确保几名年轻人的对话滴水不漏。
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当时刚刚结束一星期，四名年轻人一直聊到凌晨三时许，点唱的摇控机、咪高峰原封不动，枱面上连一杯解渴的免费饮品也欠奉。数小时后，他们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在K房敲定首项决议——成立组织“青年新政”，一个强调“港人优先”的本土组织。
一年半后，2016年5月12日，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来到咖啡厅，接受端传媒访问。他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俨然一个白领打工仔。29岁的他本来是“政治素人”，学生时代是城市大学学生会会长，但只偶尔会参加游行，自言并不热衷政治，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商贸的工作。他说，自己过往习惯票投传统泛民政党，例如民主党、公民党，直至雨伞运动后才改变。“雨伞革命失败了，我想找个新战场，证明我们未完全输掉。”梁颂恒如是说。
雨伞运动之后，曾参与这场占领运动的青年组成大量政治组织，志在将社会运动的力量带入体制内。除了青年新政外，今年2月29日，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及城邦派合组“热普城”联盟参选，他们的目标是“五区公投、全民制宪”；3月28日，首个主张港独的政党“香港民族党”成立，召集人陈浩天表明考虑出选新界西；4月10日，青年新政和五个伞后组织组成选举联盟参选；同日横空出世的还有“香港众志”，以“自决公投”作为最高目标。
在2015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青年新政初试啼声，派出9名“政治素人”参选，最终取得一个席位。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他们举着“香港民族，前途自决”的旗帜，准备进一步参与议会政治。而梁颂恒今年刚辞去电子商贸的工作，现在全身筹备9月的立法会选举。
同样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出选立法会的新生政治组织，还有“香港众志”。
5月16日下午，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匆匆赶到咖啡室，与秘书长黄之锋一同接受访问。罗冠聪今年22岁，正就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三年级，近期他正在忙的是两件事——期末功课，和筹备立法会选举。
一旁的黄之锋今年20岁，是香港公开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的学生，自从14岁投入反国教运动一举成名后，他打开了香港少年参政的大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他坐在金钟占领区的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自从建立香港众志后，黄之锋几乎每日都穿着印着香港众志logo的白色上衣，清晨和傍晚时分在港岛区摆街站、派传单，晚上则与其他成员开会。“唉，好像我正在参选似的。”他脱下眼镜，揉揉双眼说道。
香港众志主要由前学民思潮成员及前学联成员组成，成员多为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香港众志于今年4月10日宣布成立，志在2047年、即“50年不变”承诺完结前，争取一个具宪制效力的自决公投，让香港人自己决定香港的主权形态。
“揽炒”抑或开拓新票源？
这些新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全属非建制阵营，在政治光谱中倾向民主和本土。因此，有人质疑这些组织会抢去传统泛民主派政党的选票，有评论甚至索性以两个字简短概括这场混战局面──“揽炒”（粤语，意为“抱着一起牺牲”）。
再拘泥和泛民主派‘分饼仔’，没有意思，分到2047年亦不过如此。香港的好处是，很多选票都不在对家手中，只是选民没有出来投票。
青年新政梁颂恒随即反驳说他们不是抢票，并明言难以与传统泛民主派政党协调：“用民主做招牌所能够招徕的人，在雨伞运动中已经一次过推了出来，就是那130万个踏出占领地的人，但最终仍是失败了。如果还想要民主，我就要一些讲求现实的香港人加入我们──当他们认为民主不关他们事，我们讲‘香港前途’，你或许香港有一层楼，关你事了吧？”
按这个逻辑推论，梁颂恒认为青年新政不是去分薄泛民票仓，而是去开拓新票源：“再拘泥和泛民主派‘分饼仔’，没有意思，分到2047年亦不过如此。香港的好处是，很多选票都不在对家手中，只是选民没有出来投票，所以我们做很多工作，都希望唤醒沉睡中的选民。”
假如继续和泛民政党坐在一起，我们可能可以完全地协调，但未必能为政坛带来任何改变。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种参选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现时坊间缺乏准确反映民意的民调，政党之间只能藉著基本数据，例如是上届立法会结果、过往区议会得票率，来部署出选策略，当中并没有精密的计算。
“我们参选不只是为了赢，更加是为了带出全新的政治议程。假如继续和泛民政党坐在一起，我们可能可以完全地协调，但未必能为政坛带来任何改变。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种参选是没有意义的。”旁边的黄之锋，以一句干净利落的句子下注脚：“运动先于选举，选举只是配合运动。”
传统政党的最终目标，是赢得议席，从而获取执政力量，香港众志明言参选不为胜负，完全颠覆政党政治的旧有意识型态。
翻看选举历史，2012年香港上一届立法会选举，公民党前党魁余若薇与郭家麒合组一张名单，在新界西选区出选，结果郭家麒入主立法会，名单一万多余票，却不足以保送余若薇晋身立法会。而同区出战的民主党李永达、陈树英，分拆两张名单出选，结果两人配票失利，双双落败，民主党在新界西一席不取。
往迹可寻，政党要在选举中获胜，有必要作出仔细部署及配票，近日建制派民建联大手部署今届立法会选举时，为了集中选票，决定不准许其现任立法会议员钟树根分拆名单出选，钟树根及后更声称可能退党。
意识形态上的“大台”之争
传统议会政治中，选票要计算，政党要配合，然而，新生政治组织现在却有不一样的声音，认为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这些所谓政治现实并不可行，他们奉行的是“理念至上”。
你提倡这套，我提倡那套。难道将香港切开一半，东面你的、西面我的？现实是大家就是不同。
青年新政的梁颂恒略带吞吐地承认，新政党在理念上不会协调、亦协调不了。“实际上，我们只能够控制自己的朋友。我们和‘热普城’？怎么协调呢？他们都摆了阵。和众志、列阵，也协调不了，你提倡这套，我提倡那套。难道将香港切开一半，东面你的、西面我的？现实是大家就是不同。”
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随着运动愈走下坡，示威者出现内部矛盾，矛头直指当时的“大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学民思潮和学联。11月18日晚上，五名蒙面示威者以铁马破坏立法会大楼玻璃门，成为众矢之的，被学民思潮谴责“只攻不守，攻完就走”，令相对激进的示威者，更不满大台捆绑抗争路线。
走出雨伞运动，大台文化亦见于不同战场。2015年区议会选举，青年新政出战三个选区，即葵青区长安、中西区坚摩、油尖旺大南选区，都和泛民主派直接交锋。2015年11月3日，民主党等四个老牌泛民政党召开联合记招，公开批评新政党的参选令“𠝹票（分薄票源）情况严重”。青年新政随即发声明反击，指民主党“俨如寂寞老人絮絮不休”。
“在雨伞革命发生时已经是这样，整件事叫‘大台’，只是今时今日‘大台’在意识型态上发生—— 即是说，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正确，才走在一齐。”梁颂恒口中批评的大台文化，说穿了，就是对于运动领导者的失效、传统大党指点江山的不满。
2004年长毛（梁国雄）出选，亦没有和新界东协调。所以如果你问我，没有这个非建制联盟会否觉得很可惜？我会说，这个联盟根本没有存在过。
记者向黄之锋提出大台文化的质疑，语音刚落，黄之锋就回答：“我不同意。”在雨伞运动时身为学民思潮召集人的他，以子弹般的语速反驳： “这不是大台的问题，而是从来没有非建制派联盟。2004年长毛（梁国雄）出选，亦没有和新界东协调。所以如果你问我，没有这个非建制联盟会否觉得很可惜？我会说，这个联盟根本没有存在过。”
对于雨伞运动遗留的分歧，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这样分析：“早年的教协和支联会，都倾向相信从大型组织身上能得到最大的政治能量。现在的趋势是大家希望由公民决定，不希望和所谓‘大台’有任何关系，对传统组织化的模式抱持质疑态度，亦因传统政党公信力下降，让很多新人觉得可以取而代之。”
马岳亦坦言，即使是新政治组织之间，亦难以看到在选举上有合作空间。“大家关系不强，都是新组织、要上位，如果协调就会失去议席。将来若有更多政团加入，大家协调不来，更宁愿以这种小团模式打选战。”
他指出，新人固然有机会胜出，但选举有胜有负，当他们经历过一场大型立法会选战后，失落议席的组织要如何走下去，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新政党拿不到票，将如何生存下去？会加入其他派别还是怎样呢？这是一个令人存疑的地方，亦是从未出现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