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政府甫上台，教育部修改了《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在21条关于学生服装仪容的规定中，加入了“且学校不能将学生服装仪容规定作为处罚依据”。这个改革，固然让许多长期以来抗争服装仪容自由的学生欣喜，却也引发不少对其负面效果的担忧。
然而，这只是一个预期中的延伸，既不激进，也并不特别值得雀跃或恐惧。它之所以成为一件大事，主要是因为台湾社会意识中对于“一致”的执迷，而这充分表现在许多高中教官或老师的“便服恐惧症”中。
或更精确来说，这是一种对于虚构的“无规范身体”的深层恐惧。这种“无规范身体”是虚构的，因为严格说起来，任何身体都不可能无规范。但它必须被虚构出来，才能为恐慌者们建构出一个打得到的敌人。恐惧往往出自虚构，但这并不否定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反而，以情感作用来说，越是虚构，越是真实。
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真实是如何被不断重现、定义。
从发式到服仪，身体表达权的延伸
花点时间查阅条文，不难发现，教育部的新增说明，仅仅只是延伸了原条文上段关于发式的基本态度：“除为防止危害学生安全或防止疾病传染所必要者外，学校不得限制学生发式，或据以处罚，以维护学生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并教导及鼓励学生学习自主管理。”
而此一关于发式和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的连结，也是中学生在日常生活及公共领域中，长期抵抗和争取的结果。
一直到1987年以前，台湾经历38年的戒严体制，人民的身体与言论表达也受到高度控制。但控制和抵抗是并存的动态系统，在种种条件的渐进演变中，社会不同层面累积的能量在1980年代开始爆发。在求变的氛围中，1987年1月20日，中央教育机关主导的发禁解除，比蒋经国宣布解严还早了半年。
但所有的控制，都不是一纸命令可以立即解除的；求变的力量也从不是单向，经常同时交织著守旧的秩序。当年在求变与守旧的多重角力中，政府改由各校去制定头发相关规定，虽然大部分学校都制定出比原本更宽松的新规，但实在称不上“解禁”。
从1987年1月到2005年8月，又过了18年，中央教育部才致函各校，主张“学生个人发式属于基本人权范围”，言明校规不得将此纳入管教规范。
这样的转折同样是来自地方力量，尤其是国高中学生长期累积的不满 。例如2005年4月成立的学生串连团体“反发禁自治协会”，透过网络家族抨击校规箝制发式自由，并透过连署、陈情、座谈、记者会等方式，最后终于促成教育部表态。尽管诸多私校依然故我，但至少在学生身体表达权的论述上，已经形成了重要先例。
台湾社会对于身体表现的监控，比起昔日威权对形式民主的压制，更全面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身体表现所引起的骚动和不安，体现了秩序和混乱的战争，以及对于差异的排拒。但身体的规范本身即是一种表达，如同其他的表达形式，也反过来形塑了我们的思想。
相当程度来说，现在关于服仪规定的恐慌，复制了11年前关于发式自由权的惶恐。当时关于发禁解除的疑虑，不乏“头发变长，成绩变坏”的“分心论”。如今关于服仪的争议除了延续分心论，还要加上解除服仪限制将造成时尚竞争的“阶级论”，甚至还有如果学生上课不穿衣服怎么办的“裸奔论”。对于这些质疑声浪，有人嗤之以鼻，有人觉得就是反动。但情况或许更复杂，涉及到我们对于身体规范的想像。
军国主义、性别，与殖民身体政治
说到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问题。有趣的是，制服本身正是一种身份阶级的标记。这不仅是因为台湾升学主义和学校位阶的持续存在，也包含了历史层面。
以台湾的学生制服为例，乃是源自于日治时期，而且当时不仅学生有制服，军警公务员等都有专属的制服，标示他们的身份与职业。而制服的推广，尤其是模仿欧洲强国军装和正式服装的洋服模式，乃是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工程中的一部分，同时也充满了逐渐朝向军国主义发展的色彩。
在那段历史中，洋服与和服的竞争，重要性并不亚于欧化和国粹的辩证。台湾当时是日本第一个海外殖民地，由早期的改良式和服，到后来各种洋服改造的制服，不仅记录了日本对台教育政策因应本国（日本）情势的改变，也造就了台湾受到日本深刻影响的制服文化。
衣服显然不只是衣服，还代表了身份、地位、专业、精神，甚至思维。在这点上，制服并非例外，反而是所有这些特质的彰显。尤其是男学生的制服，更是直接承袭军装风格，代表了一种“自制、理性与冷静”的阳刚气质。
而女学生制服基本上模仿男生，恰如在教育领域中，把女人从家庭拉出来，让她们走到社会，“模仿”或希望“加入”男性主流社会。在服装一致化的倾向中，性别区隔却是近乎神圣而不可跨越的，最后的性别堡垒就是裙装。对女生穿裙子的执著，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对于性别界线跨越与重构的焦虑。
从定义上来说，发式是服仪的一部分。头发的长度，曾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身体政治的斗争重点──各种断发令不仅发生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与西化过程，也发生在美洲原住民族普遍认为充满灵性的长发。
殖民政府在近乎文化灭绝的同化政策中，进行著对于原民身体的修剪，强迫去除他们独特的长发文化，以及其他传统的的服仪与文化表现。数以万计的原民孩童被剪去长发，带离父母亲，穿上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制服，也从此在灵魂上被画上了一道又一道的殖民伤痕。台湾日治时期的蕃童教育所，也让原民孩童穿著制式和服，接受所谓文明开化的教育。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制服文化并未消除社会阶级，而是在不同脉络中，以一套新的阶级制度，取代了一套权力者认为“较不科学”或“落伍”的身份或阶级制度。把便服和制服的差异，简化到阶级辨识度的有无，忽略了许多复杂因素。
学校是什么？教育任务和学生人权
回到学生制服的争议，核心问题在于，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有多大的权限？为了确保教育任务和教学目标，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辅导和管教，可以有多大空间？
教育体制是整个社会结构再制的一环，这是学校内建的保守性格；但同时，教育在精神上，也负担了成就个体发展的理想。两者的张力，是教育者的内在矛盾。教育同时是压制与解放，取决的关键，往往在于教学现场的实践。由于教育必然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不免得持续思考“合理的管教范围”是什么。
曾经赋予学校高度控管权利的“特别权力关系”（又称特别服从关系，适用于公务员、军警、学生）理论，早在1980年代中开始面临挑战与解构。2011年1月大法官做出的释字第684号解释，肯定了大学生应具有宪法保障的完整诉讼权，不再仅限于退学和解除学籍等直接影响受教权的重大事件。这个解释确立学生人权的不可剥夺。而法律学者李惠宗当时即主张，其他教育层级的学生也应该有同样的权利。
在美国，相关的法律诉讼和案例非常多。诚然，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透过法律来解决，甚至法律在很多时候，落后于社会意识的发展──但也因此，法律往往是民主法治国家中体现意识转变的所在，也是不同意见力量与群体斗争协商的重要场域。
美国关于学生人权最经典也很常被提及的，应该是1965年越战期间，爱荷华几个中学生戴黑色臂章反越战，而遭校长停学的个案。这些学生在公民自由组织的支持下进行诉讼，并于1969年获高等法院裁定，支持此案中学生的言论自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人权确立的判例，无法杜绝类似争议再度出现。
美国关于制服或服仪规范的辩论一直存在。比如，早期公立学校普遍没有制服，但在1980年代，因为公立学校学业表现往往不如私立教会学校，反而有些公立学校开始学私校制订制服，希望能改善学习表现。但制服真的有助于学业成绩吗？学界也没有定论。不过，无论有没有制服，很多学校都有关于服仪的相关规定。而由服仪所引发的争议和诉讼也没少过，包括迷你裙、跳跳虎的袜子、影射政治人物吸毒酗酒图案的T恤，以及非裔小女孩的自然爆炸头，都碰过麻烦。
“学校管教的正当性”是一个多重争议的热点：教育任务、学习权利、自主人格、表达自由等，彼此之间往往充满表面上的冲突。吊诡的是，当今民主国家的教育，包括美国和台湾，大多标榜“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如果这是终极目标，那么目的是否可以合理化手段，尤其当手段本身是对于自主的限制或剥夺时？不自由的手段是否可以达到自由的目标？
我认为，答案不会是一道是非题，而需要很多历史探讨，以及更多对于教育现场中学生身体的了解与探讨，包括他们的日常抵抗与顺服，尤其是种种貌似顺从中的抵抗策略。
服装和发式的抵抗力量
规范并不是全然建立在负面排除的作用之上，尤其当涉及文化与信念的正面表达。
当又我们开始反省“原子化”的个人表达，也暂时搁下只看到社会经济高低的狭义阶级论，并从一个更历史化的角度思考服仪的文化（比如殖民者对原民身体的修剪，或资本主义和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动员），我们就等于开始思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动态连结──特别是这些群体的建构，对于个体来说具有重新商榷自我认同的意义。
服装和发式的抵抗，乍看之下可能仅具有个人主义色彩，肯定个体的自主独立与创造力，而且这点确实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服仪发式的力量，也表现在当它们被用来肯认某些抵抗的价值，作为一项抗议的宣告，或仅仅再度确认了个体所认同的非主流或底层群体的文化。
尤其在各种殖民教育仍存，对性别和族群少数的压制仍是潜在规范的社会，服仪和发式的自由，对于主流秩序维持者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些自由的开放意味著，学生的身体本身不再（被想像成）只是承载学校制服所彰显的标记与象征，而有潜力（尽管不必然）去承载、体现与创造不同群体价值，并建立抵抗威权的动态身体规范。
（张君玫，东吴大学社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