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很震惊，造梦也没想过那么大幅的绿化天台会‘哄’一声掉下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定死了很多人，好恐怖。”这是5月20日黄昏，詹志勇刚开完会回到家中，在电视新闻上得悉城市大学一面绿化屋顶倒塌后的第一反应。
63岁的詹志勇是香港大学地理系讲座教授，亦是推动香港屋顶绿化的第一人，传媒称他为“屋顶绿化”之父。
这次发生塌方的是香港城市大学胡法光运动中心的天台，整面天台超过1.5万平方呎、重700吨，事故中三人受伤，无人死亡，但巨型天台的倒塌，一夜之间令香港全城掀起对绿化屋顶的恐慌。
屋顶倒塌后一周， 城市大学立即移除校园内其他绿化屋顶上的草皮。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亦在事发后翌日，表示会发信要求中、小学检查绿化屋顶﹔建筑署及屋宇署又赶去检查政府设施及公共屋邨的绿化屋顶。
绿化天台被污名化，如今全城也说要拆，实在是惊弓之鸟，令香港在全球将建筑物绿化的大潮流中‘开倒车’。
5月25日，詹志勇在其位于香港大学的办公室接受端传媒专访，一脸无奈地表示︰“绿化天台被污名化，如今全城也说要拆，实在是惊弓之鸟，令香港在全球将建筑物绿化的大潮流中‘开倒车’。”
被迫上天台的植物
早于2004年，詹志勇就开始在香港推动天台绿化。当时香港受珠三角的空气污染物及气旋影响，空气持续污浊，詹志勇察觉到香港实行屋顶绿化的曙光，开始在传媒公开建议香港效法欧洲及日本等地，在市区的建筑群天台或平台大量种树，改善空气质素。
作为学者的詹志勇，于2006年7月，向香港大学成功申请资助，展开香港第一个有关屋顶绿化的研究。
在香港大学邵仁枚楼天台，他以韩国草、假莲翘及花生藤，种植了三幅合共192平方米的草地。经数据采集及分析后，他发现绿化天台对降低下层建筑物室温以及延长屋顶防水层寿命均有帮助。
詹志勇兴奋地解释︰“不同负重上限的天台，可建设的绿化工程规模有所不同。负重量高的天台，可采用庭园式，土层达1米厚，足够灌木生长﹔负重力较低的天台，可选择粗放式，在排水及防漏物料上，铺上10厘米的泥土，便可种植简单的草木植物。”
谈到种植，詹志勇随即在身后的书架拿出几本他撰写的书藉，笑着介绍每张植物图片，俨如小孩般雀跃。 对树木小草，詹志勇一直情有独钟。他于50、60年代的北角长大，当时物质缺乏，孩子都是通山跑，在大自然里成长。“那时沿着山边的楼梯向上爬，十多分钟已到山顶，那裹有大量树木，每天都有不同的形态，慢慢地我爱上了树木的形态、触感、香气，以至风吹叶声、树上虫鸟声。”
往后半世纪，他一直与树为伴。詹志勇在香港大学地理系毕业后，考获英联邦奖学金，到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农业学院土壤系继续攻读， 1981年，毕业后的詹志勇回到香港大学任教，自此研究树木至今35载， 多年来，传媒称他为“树博士”、“树痴”。
在香港这个石屎森林里，詹志勇一度花力气在地面推动种树。
1994年，詹志勇获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其中一项他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求地产发展商在重建大厦时，把大厦退后一点，留地种树，却遭到政府和发展商的反对。
决策者偏袒地产商，没有发挥居中平衡的角色，未有考量市民对树木的需求。
“他们说那是私人土地，别叫人种树了。”詹志勇说，他至今仍感愤怒︰“决策者偏袒地产商，没有发挥居中平衡的角色，未有考量市民对树木的需求。”
花费8年，詹志勇终于意识到，在香港的地面与地产商争地种树，胜算渺茫，于是他离开政府后，决定另辟“绿”径，向高空发展，研究屋顶绿化。
“香港的植物不是被逼上梁山，是被逼上天台。”詹志勇一脸苦笑。
“政策缺研究基础，好事也变成坏事”
2002年，詹志勇离开城市规划委员会后，得知邻近地区的天台花园及空中花园十分盛行，于是四出走访东京、札幌及新加坡等与香港同属建筑群密集的城市取经，发现别处已经成功利用屋顶大量栽种植物。
“当时外国不少国家已规定绿化计划，北京已落实指引，目标要求三成已建成楼宇的天台进行绿化，新建楼宇则要六成﹔东京的要求是两成，新建楼宇就将目标推至六成﹔德国及瑞士亦要求五至六成屋顶绿化。”詹志勇介绍。不过，香港政府并无计划以立法形式，提高大厦的绿化率。
2001年，香港政府开始推行绿化天台时，主要集中在新建政府工程项目，对于私人建筑，仅以豁免计算空中花园和平台花园的楼面面积，吸引私人发展商进行绿化。直至2006年，香港建筑署亦只提出鼓励已落成的政府建筑物加入屋顶绿化。
根据立法会文件，2001至2014年，共有159幢政府建筑物设有绿化屋顶，仅是由工务部门负责保养的8500座政府建筑物的约1.9%。
及至2007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建议向原有的“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入10亿港元，供学校及非牟利团体申请进行屋顶绿化工程。屋顶绿化进入校园，由2009年至今，约有100间中、小学获该基金拨款兴建绿化天台。
也是在这一年，詹志勇拿着在香港大学的研究数据及实战经验，向汇丰银行提出免费为香港中小学校绿化屋顶，并成功取得500万港元资助。詹志勇取得经费后，以招标形式选择合适承建商。岂料，他发现，香港在推进天台绿化时，可能忽略了在高空种树的隐忧。
“有承办商给我看的物料是一按即破﹔有的说是德国货，但我一看就知是假货﹔甚至有人连排水板也放反了﹔更离谱是有承办商说把泥直接倒在天台地面上便可种植。”詹志勇指当时的承建商，建造绿化屋顶的费用为每平方米1,000至2,000港元，每间学校所需的费用约数十万元。
詹志勇即时察觉到，承办屋顶绿化工程的承建商良莠不齐，“随便有个BR（商业登记证）就可做（屋顶绿化），我一听就知他们不懂做，但普通市民呢？”他立时向政府提出监管承接屋顶绿化工程的承办商，但政府没有理会，“当时我想到的是会有人被骗，屋顶会漏水，但发梦也没想过会好像今次城大塌天花般严重。”
他提醒说，就算是多轻型的屋顶种植，负重上限最少要有 3 kPa，即每平方米负重约300公斤。而城大倒塌的天台只有0.75 kPa，詹志勇表明︰“一定不会为这种负重量的屋顶做绿化工程。”
詹志勇自言十年前得悉承建商良莠不齐，到今天城大绿化天台塌下，政府仍未对症下药，作出监管。
今天他希望再向政府建议︰应订立合资格进行屋顶绿化工程的合资格人士名单，保障市民选择合适人士承接工程。
2007年，政府力推屋顶绿化时，曾由建筑署委托规划设计公司进行《香港绿化屋顶应用研究》，10页的报告中，主要介绍屋顶绿化可减低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素及楼宇隔热的好处、为绿化屋顶制订技术指引，以及提醒注意结构及漏水问题。
詹志勇直斥该份报告只属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并无研究基础。他自言过去曾撰写20多篇关于屋顶绿化的学术研究，但向他查询的全是来自美国、英国、澳洲的人员，从没有香港官员接触他。
香港就是不信学者研究，要制定政策，第一时间就去找顾问公司，对本地研究不看、不用。缺乏研究基础下，政策出现漏洞，好事也变成坏事。
他指出，外国要制定政策时，会去大学找学者，所以政策都是“based solidly on research（具扎实的研究基础）”，“香港就是不信学者研究，要制定政策，第一时间就去找顾问公司，对本地研究不看、不用。缺乏研究基础下，政策出现漏洞，好事也变成坏事。”
詹志勇明言，城大绿化屋顶倒塌事件发生当日，在传媒揭发下，城大校园发展及设施管理处长黄家裕指，当时承建商聘请的注册土木工程师认为植被不影响建筑物结构，故未有向屋宇署呈交图则。詹志勇认为，这正是政府一直无视监管漏洞的恶果。他建议政府列明豁免呈交图则的条件，堵塞灰色地带。
“勿做惊弓之鸟”
城大绿化屋顶塌下后，一切同类的工程顿时被看成是计时炸弹。
城大随即移除校内其他相类似的屋顶绿化草被。事发后4日（5月24日），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告，要求学校定期安排合资格人士检查与维修绿化屋顶。
香港道教联合会邓显纪念中学在2009年5月，亦在校内增设绿化屋顶，该校校长刘志远向端传媒表示，当时用了基金拨款的44万元，找了一间园艺工程公司，在校内天台建造了一个大草地，以及一个小范围种耐罕植物。刘志远指出︰“44万元包括头2年的保养费用，每个月会有人来检查去水及漏水情况，但由于该笔拨款属一次支助，我们没钱请其他人看，于是就由我们的校工做维修保养，定时看有没有漏水。”
“教育局现时要我们安排合资格人士检查，其实我们没有额外的钱，所以都是问有没有那位校友、朋友合资格，免费来帮忙看有没有危险性。”刘志远坦言。
詹志勇认为，政府一直忽视绿化屋顶的维修保养，在拨款时并没考虑到维修费用，至今还要学校自行负责检查与维修，实在“凉薄”。
学校以外，现今不少私人楼宇，都在政府推动下，进行屋顶绿化工程，但政府却没有储存相关资料。“连什么地方有，有多少（屋顶绿化）也不知道，还谈什么监管？”
一场绿化屋顶塌下事件，唤起大众对屋顶绿化的忧虑。不过，詹志勇呼吁，各界切勿成为惊弓之鸟，只要政府愿意完善监管制度，屋顶绿化绝对是有益之事。
那时我就知道，一定要为下一代建设更多草地。
他记得2007年时，他帮一间小学的屋顶建设草地，当时一个小学生跟他说，自己以前从来未在草地上坐过、躺过、滚过，那天他玩得很开心。“那时我就知道，一定要为下一代建设更多草地。”詹志勇坚定地说。
（端传媒实习记者马婉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