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们应该说北京话、闽南话，客家话，英文还是日文呢？”在总统府内，李登辉朝陈舜臣走近，微笑问候。这一年5月，他正式接任总统，还称不上握有权力，敌人仍然环伺，见到旧人不免欣喜，又感安心。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医生好友何既明，还曾打算合伙开书店。
“还是讲日文最容易沟通吧。”陈舜臣回答，他见着总统不时向随行人员说明他们的对话，仿佛是个口译。如此轻松的景况，过去难以想像，毕竟，将近半个世纪，受家庭背景影响，陈舜臣屡受驻日使馆刁难，作品虽曾被翻译，在报纸副刊上连载，但媒体上的讯息量之少，和他的名声远不相称。直至1990年底，在何既明协助，与李登辉幕后支持下，终于踏上睽违41年的台湾土地，这也象征一个时代的句点。
陈舜臣上次踏上台湾是1946年2月。和其他留日青年一样，陈舜臣兴奋又期待，当时的心情都记述在半自传《半路上》：
“对台湾而言，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究竟有什么意义？航程间的对话，虽然也会出现了这种困难的主题，不过最有趣的话题，却永远都是马上就可以吃到的台湾故乡美食。接下来我们的眼前会出现什么？大家满心期待，眺望着海洋，一边无止尽的聊天，一边懵懂的思考着逐渐接近的故乡。”
当时，陈舜臣的好友何既明已先他一步从东京到达基隆。他在那班船上，认识了一个比他还嗜读的台湾青年，即是李登辉。在不久之后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何既明打开自家碾米厂的大门庇护李登辉，当时只是慷慨仗义，没有人想到这位青年日后会贵为中华民国总统。
从何既明到李登辉；到周恩来的秘书林丽韫、邓小平的日文翻译陈弘，乃至于日治时期台湾共产党创始党员谢雪红。这些近代历史要角，都在这个时期，和陈舜臣一起走上历史舞台，共同定义那个流离、战乱和政治及身份认同歧异的时代。他们之中有人奋不顾身投入了共产中国，有人留在台湾，进入国民党体制而日后飞黄腾达。陈舜臣的世俗权位虽远不比上他们，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实践，无疑是最忠于自我而多样的一位。
不谈政治却一生置身政治
在学生、亲友眼里“不谈政治”的陈舜臣，一生都置身于“政治”之中。作为一个殖民地子弟，在日本社会生活、学习的他，难免会遭到歧视，尽管他明白与台湾本地人相比，生长于神户的他遭受到的差别待遇已算少，但终究了解自己还是个外人。
在日本，华商结成社群，是因贸易所需。战争前后，在日华侨有4万多人，台籍占约一半，其中神户的华侨人数一直高居第二位，仅次东京。神户在1868年开港后，就是日本对外重要通商口岸之一，是对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主要港口，擅长贸易的华人在日本形成一个活跃的华商社会。尤其是神户。根据日本帝国统计年鉴资料：在卢沟桥事件（1937年）发生前一年，神户港输出入总额达全国36％，而神户华商的交易量占约半数。
“我阿公（编按：“阿公”为台语“祖父”的意思，此处指陈通）本来在西村商店工作。总公司在神户的西村商店，专门出口海产到台湾和中国。中国人喜欢吃干贝这样的日本海产。”陈舜臣侄女陈来幸表示，那时到日本做生意的台湾人不多，“像我阿公一样做海产贸易的人虽然少，但生意都做得很大。”派驻神户工作的陈通，后来成立自己的贸易商行，名为泰安。
九一八事件（1931年）后，中日贸易虽受战争影响，但依存关系仍深，战后也难以切断。在日华侨于国共内战（指第一次国共内战：1927年至1937年）后面临诸多难题，例如，如何在两个中国之间选择？如何在中日无外交关系情况下，继续贸易？更重要的是，如何生存？
然而，陈舜臣之父陈通的“政治”选择却很明确。神户华商各属不同组合，有广东、上海、天津等，当时从事海产贸易的台湾商家甚少，却都加入“福建公所”。一日，日本“特高”（秘密警察）上门，质问陈通为何加入中国人的团体，还出席那边的会议？“难道你们忘了台湾人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吗？”这不是特高第一次找陈通麻烦。
“自国民政府被中共逐出大陆，逃到台湾，大陆出身之华侨及台湾出身的知识阶级份子与学生，便开始向左转。助长此倾向者，为二二八事件。”
1945年战争结束后，包含国籍归属、资源分配、教育等问题亟待解决，神户华侨总会因而成立，战前旧有的台湾省民会也并入这组织。1947年，台湾省民会脱离华侨总会，由原会长陈义方带领，另组立场亲共的“华侨文化经济协会”，副会长为林水永。陈来幸学生许琼丰的研究中指出，这些台湾商界领袖之所以如此，除了战后国民党政府管理政策上忽视台湾人外，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冲击，也是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有一些台湾学生逃到日本，父亲接纳了其中一些人并照看他们。”林水永的女儿，日后成为周恩来秘书的林丽韫接受日本记者本田善彦采访时表示，其父在华侨社会是有名望人物，因为在公开场合批判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被列入黑名单，“神户的华侨社会也二分成蒋介石派和毛泽东派。不过台湾人受到二二八影响，导向毛泽东派的变多。”《台湾人的牵绊》中写明林丽韫家人的选择：原本对台湾光复狂喜的林水永受到二二八影响，才会转变成公开发表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1955年12月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也明白表示：“自国民政府被中共逐出大陆，逃到台湾，大陆出身之华侨及台湾出身的知识阶级份子与学生，便开始向左转。助长此倾向者，为二二八事件。”这些亲共的华人而后更进一步组织一个与北京政府直接连结的团体，是为“华侨联谊会”。中华民国外交部则称之为“神户附匪份子组织伪华侨联谊会”。
对二二八事件厌恶的陈舜臣，未曾解释自己父亲的选择。被陈通带大的陈来幸却说，阿公当上华侨联谊会会长，只是因为“没人当，只好我当”。因为联谊会中的福建和广东人多不愿意出头，造成台湾商人多半亲共的印象，“冷战时期，国民党势力很强，与国民党友好的都广东人，反而有能力的台湾人比较亲共。”
或许受到父亲陈恭和家学影响，陈通对中国较为认同。陈舜臣的弟弟陈敏臣实现了父亲的心愿，考上中国暨南大学──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举办一场考试，录取一百名台湾青年到北大、厦大等校升学，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由政府有计划培养的知识份子，也是唯一一次。这群公费生富有学习祖国文化的责任，以促进两岸交流。战后随陈舜臣返台的陈敏臣，就是其中一员。
白色恐怖 C.C派当道
在这批同学当中，还有后来担任李登辉时期驻日代表的林金茎、《人民日报》驻日记者陈弘（陈伯熙）及陈舜臣新庄中学同事刘碧堂。他们原本抱持着对祖国的期望，到中国大陆读书，却在这段期间遭到不少震撼，例如中国几起大规模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学潮，以及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这些经验听闻，让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愤怒，加上共产思想在校园间散布与共产党对台湾人民的声援，都是这些青年学子认同动摇而转向的原因。
例如陈弘。本名陈伯熙的他，就读基隆中学时，因公开表明对日本人欺压不满，遭控秘密组织抗日社团，后酿成“F-MAN事件”。为了继续升学，他先是到东京读书，后藉公费转读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期间，因对国民党失望，留在中国大陆，担任周恩来、邓小平翻译。然国共内战（指第二次国共内战：1946年之后）爆发，也让他与台湾未婚妻从此分隔，这段爱情故事后来不仅被同样在厦门读书、在中共中央高升的台湾人张克辉写成《云水谣》，也被陈舜臣写在《含笑花之木》这部作品中。
F-MAN事件
林金茎、刘碧堂与陈敏臣则选择回到台湾。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陈舜臣、陈敏臣兄弟决定回到神户、远离风波；刘碧堂则进入新庄中学教书，白色恐怖时期被逮捕，最后死在狱中；而当时保护他的校长陈炯泽，也遭牵连而被拘留。
“我对他（刘碧堂）还算放心，因为他个性温厚，大概不致于做出什么太过偏激的行为。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左倾思想，毋宁说还担心他可能遭受左倾份子的暴行。”离开台湾前，陈舜臣一直认为刘碧堂不会出事，日后听闻恶讯，不免对国民党C.C派（指国民党员陈果夫、陈立夫创立的党内组织）感到愤怒：“设计陷害刘碧堂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功绩，为了达成目的，完全不管会让多少人流泪。对于这群人，我实在没法不怨恨他们。”陈舜臣在以台湾背景的推理小说《愤怒的菩萨》中，便大篇幅描写、批判这个组织。
二二八事件后，部分菁英离开台湾，从事台独运动，也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到了中国，投身共产革命……当台湾进入反共肃清的白色恐怖年代时，日本则充斥着左翼思想。
二二八事件后，部分菁英离开台湾，从事台独运动，也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到了中国，投身共产革命，如台湾民主自治联盟首席代表谢雪红。陈舜臣新庄中学的同事苏仲卿任职《民报》期间，亲眼见到历史现场，他选择隐忍留在台湾，但同事吴克泰难以容忍，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吴克泰日后成为中共高官，并且宣称“ 吸收李登辉入共产党”。但李登辉否认加入党组织，只说是自己组筹的“新民主学会” 被共产党吸收，之后自己就退出了。
当台湾进入反共肃清的白色恐怖年代时，日本则充斥着左翼思想。陈舜臣弟弟妹妹就读的中华同文学校，便有浓厚的左派气息。
中华同文学校是1899年梁启超呼吁而成立的，为华侨子弟读书之所，教育也多来自左倾的汪精卫政府。该校毕业的陈来幸解释，她的上一辈受到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姑姑陈妙玲。
排行第五的陈妙玲，就读同文学校时，受到校长李万之、老师李荫轩影响，对共产中国无限向往。加上，父亲陈通认为女人不必受太多教育，令满怀理想的陈妙玲趁1950年代“北京协定”实行，藉着在日华侨归国管道，到了中国。后与陈弘、吴克泰担负类似的工作。而一同长大的姊妹淘林丽韫早她一步到中国，替周恩来、毛泽东翻译，也见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森（香港与中国译作尼克松）访中、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中，以及1972年中日建交的过程──与之相对的，第一届台湾公费生林金茎见证了台日断交的过程。
背景亲中 屡受R.O.C.驻日大使馆刁难
那个年代，每个人或主动或被动，为认同做出选择。在研究者心中，“陈家的政治选择并不算意外。”推动陈舜臣出版计划的内容力企划长陈思宇认为，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对中温和，想承认北京，又受控于美国，然两国贸易依赖很强，必须在政治关系外另求解方，于是在1952年签订《中日和约》，实行政治经济分离的交流方法。陈来幸也解释，当时如果要和大陆做生意，就要加入“友好商号”，因此，很多台湾人都做此选择。
况且，1960年代安保运动兴起，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亲美或亲中的角力，直至1970年代，甚至出现“中国热”。几乎同时，陈舜臣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1949年，陈舜臣返日后，在日本一直以“外国人”身份生存，有“外国在日登录”，陈来幸说，“我们家留着中华民国侨民证，因为战后配给可以多一点。”但成为作家的陈舜臣偶尔得出国，因其家庭背景亲中，屡受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刁难。1972年，愤而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陈舜臣不太强调自己被列黑名单之事，在半自传中，也只简单提到其著作竟都成了禁书。“在台湾经历白色恐怖的悲惨时代，何既明偶尔会来日本，并且告诉我暂且不要回到台湾，因为当下情势还很危险。”他又写道：“我之后成了作家，屡屡前往中国大陆旅行，加上父亲商店也做些中国贸易，因此无法一开始就顺利获取前往台湾的签证。”语气淡淡。
但在《麒麟之志》中，陈舜臣罕见直指原因：“可能因为我们家是做中国贸易的，也可能因为父亲担任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华侨团体会长，所以被列入黑名单。”因为偶尔要到中国大陆访问，陈舜臣也成为国民党政府严密监控的人物，便再也没有申请过台湾的入境签证，“就算申请了也不会过吧。”
陈舜臣喜欢草原、海洋，喜欢没有阻隔的世界，“他会说，新庄到神户之间的海，对他来说不是阻隔，是顺理成章的连结。如同一片草原那样。”
转写历史小说的陈舜臣，在拿到中国护照后，更是频繁进出中国。尽管当时是文革，但在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保护下，陈舜臣还能进入故宫找材料，备受尊重。但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后，低调温和的他，却主动召开记者会，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罕见地以强烈语气批判李鹏政府。
该年8月，日本著名杂志《文艺春秋》刊登了他的投书：“用鲜血写下的事实，不能被隐藏。”文中他以《左氏春秋》中“在齐太史简”的故事开头，说史家不会因为畏惧丧命，就失了记录史实的节操，并盛赞天安门学运承袭五四运动的精神云云，同时批判邓小平与李鹏。当时已经超过60岁的陈舜臣，终于加入了日本籍，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隔年12月4日，他持日本护照，再次以“日本臣民”的身份回到台湾。见到了原本要一起开书店的“股东”李登辉。
重归故土的陈舜臣已将近70岁，心境自然不若旧时，然期待兴奋之情未减。不善言词、少表达情绪的他，难掩喜悦，在飞机上，与妻子蔡锦墩举杯庆贺，并写诗留念：
昨夜梦蓬莱，今朝宿雾开，凝视乡路近，涕举手中杯。
除了连载作品，陈舜臣过往不曾被媒体直接报导，解严后，却因《中国时报》邀他演讲，给了他回乡机会；李登辉在总统府召见，其后与新庄中学学生相聚等活动，占据了他返台的两周期间，却重新填满他几乎已快淡忘的故乡情怀。回程中，他又写诗一首：
乡路三千里，梦飞四十年，旅魂几点泪，宴罢尚流连。
这两首题为〈乡路〉的诗，与另一首名为〈回乡〉的诗，收录在《麒麟之志》这本汉诗随笔集中。据闻，陈舜臣众多著作中，只有这本在他去逝后，随其火化。原因不明，或许这作品坦然吐露他内心的一方天地。
回到台湾的他似乎很受鼓舞，想着要写台湾的历史，写下谢雪红的故事。他甚至还想在淡水设籍。只是直到去年1月去世时，“谢雪红”还未被完成，而几乎见证台日中三地近代史的他，几乎也快被这个社会遗忘。陈舜臣是谁？或许就在他留下的作品里。
“你问我他的认同是什么？我无法代他回答。”大量引进陈舜臣作品的远流出版董事长王荣文表示，陈舜臣喜欢草原、海洋，喜欢没有阻隔的世界，“他会说，新庄到神户之间的海，对他来说不是阻隔，是顺理成章的连结。如同一片草原那样。”王荣文认为，这是陈舜臣明显的创作意图。
从亲人的角度来看，也认为如此。“陈舜臣的作品没有华侨性，除了自传，不会谈自己的情感经验，也不会强调受苦。”陈来幸表示，更重要的是陈舜臣曾说他不喜欢国籍的观念，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个没有国籍的社会，“这种思想来自神户这个地方，也因为他身份转变多次产生。他总说，了解两岸的人才能填海，这是他向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