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的左脚背上，有个淡淡的痕迹，像是台湾烙下的记号，提醒他不忘自己的文化血脉来自哪里。那是年幼的他在当时仍是田园风景的新庄行走，被孟宗竹削过的伤疤。他的幼年记忆，大多挂在这块土地上，但往往都是难为情的，不是跌落河中，就是脚受伤。
还有一段邻里传颂的趣闻：在刚学会站立的年纪，他爬上了正厅的神明桌，边拉着关公的胡子边说：“台湾人是这款的。”（台湾人是这个样子的）这童言童语很快被目击这幕的叔母传播出去，以至于成年后，陈舜臣回新庄教书，人们见着他便说：“你就是‘台湾人是这款’的舜臣吗？”
“台湾没有好好传承他，中国那边认为他是台湾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个华侨，三方都没有好好评价过他。”
这是陈舜臣的侄女、日本兵库县立大学经济学部国际经济学科教授陈来幸对陈舜臣这位“台湾”作家的总结。
在“台湾”上头加了引号，是因为这位在日本与声名赫赫的司马辽太郎齐名的作家，在九十年的生命里，他先后，或者同时是台湾人、日本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最后又发现他的“中华民国国籍”始终有效。多次身份和认同的流动，原因来自血缘、文化、政治认同、和个人无法抗拒的历史演进，用陈舜臣自己的话说，就是“被时势左右的人”。
因推理小说成名的陈舜臣，以历史小说奠定大师地位。但即使如此，他在日本仍被视为外人。在1990年之前的台湾，他的两部获得直木赏的作品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台湾读者认识这位日本文豪多是因他的文学作品。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 --- 与这块土地的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国族认同。在戒严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报导触及这一块，遑论他本人踏上台湾。即使到了1990年代，远流出版大量翻译、引入他的作品，本地读者也难以在他的书写中，辨识陈舜臣的“台湾”样貌。
“我常说的‘台湾人云云’，恐怕是因为我对于自己是台湾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缘故吧。自己应该是台湾人没错，不过周遭都是日本人，让还是小孩的自己产生了错乱。”
国籍的困惑对这位主修印度文、写亚洲史的创作者而言，是养分也是课题。在半自传《半路上》开头，他直言自幼生成的困惑：“自己到底是谁？或许长久以来，心中总是没有抛开这个疑惑吧。年幼时期的自言自语，其实就是我成为作家的出发点，每次只要回头展望，就能看到当初自己的起点，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现在身处的定位。”
陈舜臣寻找的“起点”，似乎呼应着自己童年的那一句戏言：“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
台湾意识 源于海洋
1924年生的陈舜臣，原籍现在的新北市新庄。当时是日本殖民时期，善于汉文的父亲陈通受西村商店聘用，专事商业文书写作，1919年派驻神户后，举家迁移于此。次子陈舜臣便在这座日本城市出生、成长，却仍勉读汉学。其历史学养来自饱读诗书、能篆刻，喜爱盆栽的祖父陈恭和。
“我不确定何时开始读历史的。我是跟祖父学习的。他读书时，就放任我们在旁，让我们读些对孩子来说，非常困难的书。” 2001年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陈舜臣这么说。
神户，则提供他创作的沃土。这港埠城市是日治时期往台湾的唯一航线。童年时期，他常望着窗前的港景，知道眼前的海连结着台湾。“我的台湾经验不多，但之所以保持台湾意识，都是因为海洋的关系。”1994年陈舜臣的“海洋三部曲”在台湾出版，便在《中国时报》开卷主办的讲座里，谈起海洋的重要性：“毫无国界之分的海，不但是运输物质和文化的通道，同时也象征自由。”
1868年开港的神户，在锁国的幕府时代便是与外界交通的重要港埠，工商业替这座城市奠定重要基础。城市里有着各种外来族群，气氛多元且包容，“神户有西亚人、印度人、俄国人……，没有地方去的人都来到神户，成为这个城市很特别的气质。”陈来幸说，这是神户受陈舜臣钟爱的原因。他为神户创造非常多跨越国界商人的故事，而这也是这个城市独有的气质。
与神户经历天灾与战祸的陈舜臣，二次大战结束后，考虑离开。“战争结束后，总算看见了未来曙光，不再有阵亡或爆炸。该开始考虑将来了。未来有许许多多的选择，对青年们来说想必相当振奋。”陈舜臣在半自传中提到：“我也面临了选择。”
“我感觉自己必须更加探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台湾虽说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只有在那里短暂停留两三次。这回我终于有机会能够亲眼亲耳去体验从挚友何既明那里听来的故乡台湾。”
自大阪外国语学校毕业后本想走学术研究的陈舜臣，因战后失去日本国民的身份，原本助教工作被迫中断，必须重新思考人生去向。回台湾成为选择，“我感觉自己必须更加探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台湾虽说是我的故乡，可是我只有在那里短暂停留两三次。这回我终于有机会能够亲眼亲耳去体验从挚友何既明那里听来的故乡台湾。”
当时陈舜臣并没有考虑清楚，回到台湾能做什么，却想着祖父有许多藏书留在新庄老家，待他探索与阅读，“我应该可以自由地阅读中国的现代书籍”。但工作很快就找上他，出身东京大学法学部、任职日本工厂的郑联铭直接邀请他担任新庄中学英语教师──郑联铭即是新庄中学第一任校长──郑联铭、吴建熹与何既明等人，留日期间便常与陈家人往来，甚至借住陈家，形成一个强烈的人际网络，自然也彼此支援、协助。
二次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施行“一乡一中学”政策，新庄镇决定将“小学校”移作“中学”之用。“新庄初级中学校区在日治时期是一间日本小学（小学校）。”新庄中学第一届毕业生赖为政解释，“是日本人跟家境较好的台湾人子弟才能念的。台湾人如果要念的话，要改成日本名，还有使用日本话的国语家庭才能进去的日本学校。”战后日本人离开，小学校空了下来，便成为现成的中学位址。
新庄中学成立，多靠地方有力人士四处奔走、许多留日乡亲协助筹组，甚至投入教学，陈舜臣是其中之一，“陈舜臣教的是英语，给我们很好的基础。”赖为政说，大家都很怀念他。
移民群聚性 台湾城镇开放不足
对陈舜臣而言，父祖的家乡新庄是和神户一样重要的城市。
台湾人多半知道台北城的兴盛始于艋舺（现今台北市万华地区），但鲜少有人知道新庄的发迹还早于艋舺。陈舜臣祖厝离新庄老街不远，这条街素有“北台第一街”之称，早在清乾隆年间便已发展，彼时来自中国大陆的船从大汉溪河口这处上岸、形成聚落，后因淤积、河道变浅，渐渐失去河港功能，贸易重地才往艋舺迁移。
新庄大汉溪岸边的碧江街仍保留完整的闽式建筑。当地文史研究者吕其正指着碧江街上的潮江寺说， 这里本来是码头工人停驻之所，后因新庄与对岸的板桥关系紧张，该处就改建二层设置了望处，可注意河面动静与板桥情势，“正是历史课本中械斗的场景。”
那个年代的台湾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尤其是漳州、泉州──新庄人多是泉州出身，又几乎都来自同安，集体性很强；一水之隔的板桥则以漳州人为主，两者之间并不和睦。这些移民虽丰富了新庄等城镇的文化，但移民固有的群聚属性，也让台湾城镇不若神户开放。
战后初期，新庄甚至以“没有阿山 （编按：台语，指外省人），令人心旷神怡的市镇”为号召，希望吸引更多台北人迁移至此。“过往曾是繁荣的河港市镇，现在却成为夕阳小镇。虽然有搭巴士前往台北只需三十分钟的优点，但人们仍不愿留在新庄，造成人口持续外流。”陈舜臣如此写道。
陈舜臣成为作家后，很少谈及自己内心世界，也很少讨论自己不管在日本或者台湾都感到边缘的痛苦。
但这并不折损新庄的风采。“以前的人称新庄是‘一本町’，一条街而已，没有多长啦。”陈舜臣的学生陈远钦解释，新庄街又分“顶街”和“下街”，从新庄神社开始，接着是几个宫庙，那个时候很常搬演布袋戏，“仙仔（陈舜臣）很喜欢看布袋戏，都跟吴建熹一起看。那时的布袋戏跟现在不一样，文言文的。”战时，布袋戏是禁止出演的，陈舜臣到台湾正遇布袋戏解禁。
陈舜臣住在新庄老街入口的新庄神社里。“当年不管日本人去哪里，都会建造神社，大概是当作一种征服的象征吧。征服行动结束后人们撤走了。”他解释：为了展现征服者的威势，征服者便把神社盖得颇为宏伟，“特别是新庄在过往淡水河河道还够深的时代，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港镇，因此旧时的寺庙类建筑，与稍后的市镇规模相比，往往给人超过需求的宏大感。新的神社或许也承继了这个传统，所以也盖出了超过新庄镇需求的庞大建筑。”移作新庄中学校长宿舍的神社，因此过于宽阔。
在同事、学生心里，陈舜臣是一个寡言、安静的学者形象，和学生聚会时，反而是学生讲得多，陈舜臣多半时间只是倾听。
“我阿嬷常跟我说，二伯小时候会躲在衣柜里，那种小孩子害怕的黑黑小小的空间，可是他喜欢那个地方。”侄女陈来幸记得陈舜臣的沉默，不仅不怕黑暗和孤独，甚至自己去寻找它，“或许是在脑中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吧。”
这样的陈舜臣成为作家后，很少谈及自己内心世界，也很少讨论自己不管在日本或者台湾都感到边缘的痛苦。 他写过日本战争时期，写过神户大水与地震。他在书写中，极少强调情感与情绪，即使谈到神户大空袭的经历，也是客观描述当时的悲惨，只有偶尔的惊骇与感叹。或许那是日文书写多有的雅致感与淡然所致。
3部作品 在台出版
他虽著作等身，但触及个人经历及认同与战后台湾的篇幅却少，或与在台湾停留时间不长有关。陈舜臣1946年2月从神户迁居新庄，1949年再返回日本。3年期间他都在新庄中学教书。在这3年中，台湾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台湾主权重新移交中国；台湾人从“日本人”成为“中国人”；国民党接受台湾措施失当酿成“二二八事件”；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
陈舜臣用3部作品记录了在台湾这3年亲身经历政治变化，而这3部作品，于今年4月陆续在台出版：
《青云之轴》是部自传体小说， 锁定在1945年，日本败战，准备撤走之际，台湾正混乱之时。主角俊仁幼时经历的内外不同语言文化世界开始，论及在日台湾人受到的歧视的问题，最后止于1945年8月15日那天。
《愤怒的菩萨》是本以新庄为背景的推理小说，就藉着一对从日本返台的台籍夫妇的眼睛，看到国民党军队接收台湾的情景，以及汪精卫政府、国民党军统、中统等谍对谍势力，延伸到台湾的故事；日本殖民时期奔赴大陆“反日”的台湾青年，也是重要角色。藉着故事主角，陈舜臣评论了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时的政策问题，也说出在不同政权之下生存的台湾人处境，“看到被时势左右的人的悲哀。”
《半路上》则是第一人称的自传。这可能是陈舜臣第一次揭露自己在台湾所见所闻及受到的震撼，笔下情绪十分强烈。例如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在一水之隔的新庄，他听见了枪声：
“当时我所听到的枪声，究竟杀死了多少台湾人？只有在远处听到枪响，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内疚。随着那些枪声，自己同胞的性命一个随着一个陨落，而自己当时却无法实际感同身受，让我至今仍怀抱着罪恶感。如果被问及，当时我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听那些枪响，我只能回答：怀着满心的祈祷听着。如果问我祈祷些什么，那就是祈求实际听到的那些枪响，不是恐怖的杀人枪弹声，而只是威吓用的空包弹。”
“3月8日，从基隆开始发出的枪响，是我人生最恶劣的回忆。”
那天他留在叔父家，外面传来啪啪声响，隔壁的爷爷一派悠闲地说：“那是爆竹的声音吗？唉呀，今天是哪里办庙会呀？”但从集会回来的叔父则摇头：“阿山好像在反击啦。我们这附近还没有人找过阿山的麻烦，如果能不出大乱子就好啦。”陈舜臣以不小篇幅描述二二八的缘起与经过，谈到自己认识的人因此牺牲，但他也描述“阿山”被保护等情事，族群间的愤恨并无世人想像那般决裂。
“3月8日，从基隆开始发出的枪响，是我人生最恶劣的回忆。”陈舜臣整个3月都待在新庄，没有离开过。“虽然听见声音，但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想要听到接近事情真相的谈话，得等到许久之后了。”
《半路上》出版时间是2003年，当时他已经往返台湾多次。或许台湾政治气氛改变，或许重回故土知道更多消息，陈舜臣终于提笔写下这个经历。这个事件，是促使他离开台湾的原因之一，他当时不知道，离开台湾后，新庄中学的同事卷入了白色恐怖中，死在狱里，他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有40年，再也不能回到这块土地。陈舜臣作为台湾人的身份，不被这个社会所知；而作为台湾人的感觉，于他而言，也逐渐稀薄。
从基隆港上岸，又从基隆港离开，对于同时视神户和新庄为故乡的陈舜臣而言，心情万分复杂。1949年他乘着“乐生号”，即将抵达神户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甲子园。战争空袭摧毁神户，而甲子园依然完整，他不禁动容──甲子园建立于1924年，正是陈舜臣出生那一年。他回到自己的另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