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在巡逻时枪枝走火，误伤了非裔青年 Akai Gurley，又没及时抢救，导致Gurley 伤重不治。梁彼得被起诉二级误杀罪等五项罪名。2016年2月，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梁最高可能面临十五年徒刑；这在华裔美人社群引起极大反弹。
许多人质疑，为何白人警察过去误杀非裔美人都被判无罪，而偏偏这次是华裔警察有罪？在许多华裔美人的眼中，梁彼得是美国主流社会给非裔美人的“交代”，以回避系统性的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换句话说，梁彼得成为美国警察暴力的替罪羔羊。
2016 年 4 月初，法官宣判本案前夕，传出可能“从轻量刑”的风声，导致纽约州众议员 Charles Barron 扬言瘫痪纽约。纽约华人社区甚至呼吁：华人餐馆在宣判日歇业一日，免得若真的轻判，成为暴力示威下的牺牲品。结果 4 月 19 日宣判，梁彼得被判定成立的二级误杀罪因罪证不足，减轻为刑事疏忽杀人罪（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判处五年缓刑和 800 小时社区服务，无需入狱。判决结果造成非裔美人强烈不满，认为整个司法系统避重就轻，高举轻放。
面对判决结果，亚裔美人出现两极反应。一些人为梁彼得轻判而松了一口气；另一群人则对判决感到失望，认为亚裔美人应与非裔美人站上同一阵线，对抗系统性的警察暴力。本案表面上是非裔美人和亚裔美人的冲突，背后却是非裔美人长期以来，对主流社会积累的不满和愤怒。其提醒过去在种族议题上沉默的华裔美人，族群对立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族裔可以永久回避。
宣判两天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亚裔教授 Claire Kim 在洛杉矶时报撰文，认为梁彼得案挑战所有亚裔美国人，是否能跳出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站出来挑战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其他族裔的歧视。
梁彼得案的震荡，逼着我们许多人回到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思考歧视的本质。
陌生带来的猜忌
今年初我到纽约开会，在 Bronx 区下榻，那是全美最穷的社区之一，也是嘻哈文化的发源地。我走在路上，看着街上游民、戴着耳机口中哼着 hip hop 的年轻男子、穿着大衣身材壮硕的大汉，每个和我擦肩而过的人都让我紧张。以前也曾走在台湾帮派猖獗的地区，但从没那么焦虑。
那天在旅馆安顿后，却发现地铁停开，于是我跟同行友人试着搭 Uber 到联合国大厦参加下午活动。不知为什么，连续被几个司机放鸽子；而就在快迟到之际，一位年轻黑人男子忽然停下车，问我们要不要搭。时间紧迫下，我们别无选择。
一路上，这位黑人男子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讲电话，我心中则开始忐忑，担心该不会遇到帮派（可能看太多好莱坞电影）要把我们带到某处洗劫。我一路用手机地图确认位置，经过 40 分钟的内心煎熬，终于抵达目的地。
我为何紧张？后来反躬自省：原因是我不熟习这里的文化，无法从细微表现判断对方意图。糟的是，不安全感高涨之际，特别容易因恐惧而负面解读他人言行。
黑人的刻板印象
那次会议有场主题座谈，关于近来美国掀起浪潮的社会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也是命）。主办者邀请五位与谈人，包括非裔学者与投入运动的要角；其中某位学者提到：这场运动，源于美国社会长期不重视非裔美人的生命。
例如，在场的社运领袖 Darnell Moore 提到， 数年前他在报社上班，常报导黑人被枪杀的新闻，稀松平常。直到有次两位白人女性被枪杀，整个报社气氛凝重，总编还特别安慰同仁，反而让Moore 感到受伤和愤怒。黑人生命的价值，难道和白人生命这么不同？
另一方面，Leah Francis 教授则谈到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使白人警察对黑人充满恐惧。而美国主流社会似乎也接受，以“恐惧”合理化对黑人使用防卫性暴力。例如2014 年 8 月 9 日，18 岁的青少年 Michael Brown 在被白人警察误杀。在庭审记录中，和死者身材一样高大的肇事警察说到，“当他（Brown）转身向我走来时，我感到非常害怕”，之后就朝对方连开十几枪。陪审团似乎认为，这位白人警察的恐惧是合理的；最终该警获判无罪。
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受到美国主流叙事的影响，在内心深处认定：在一般情况下，年轻的黑人男子是危险的？如果那天开车载我的是白人，不是黑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法文，而不是某一种非洲语言，或许我非但不会害怕，还会享受纽约这种“多元文化”或“异国风情”的氛围。
结构暴力与文化暴力
挪威社会学家 Johann Galtung 研究人类社会的冲突与暴力，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结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和“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直接暴力”指的是有明确的施暴者所施加的暴力行为；而在“结构暴力”中则没有特定的施暴者，暴力是由整体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文化暴力”则是指社会中，被用来合理化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的意识形态或符号。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支持直接暴力的使用，而直接暴力加深社会中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
例如，美西华人普遍歧视墨西哥裔移民，认为他们就是懒惰和不负责任，才会造成许多人活在贫穷中（文化暴力）。按照统计，墨裔移民较多的区域的犯罪率的确较高（直接暴力）。然而我们是否愿意诚实问自己，为何那么多的墨裔移民会陷在贫穷中？为何他们居住的区域帮派猖獗？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结构是否是帮凶（结构暴力）？
又如梁彼得案，非裔美人和华裔美人间张力（直接暴力）的背后，绝不是“白人找代罪羔羊，黑人不讲理，华人被欺负”这样简单道理能解释的。要理解非裔美人的不满，则须正视美国社会在不同族裔之间资源分配的落差（结构暴力），以及主流社会对黑人的叙事（文化暴力）。
在台湾，许多人聘请东南亚劳工。他们常常薪资低、工时长、工作内容也常不符合合约；甚至有些雇主会因担心她与同乡串联，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直接暴力）。但更深一层，我们还需追问：台湾对东南亚劳工的法律，是否在无形中压迫他们的工作权益（结构暴力）？三不五时关于东南亚劳工的新闻报导，是否间接强化本地人对他们的担心和不信任？我们是否正用某种叙事，来合理化对东南亚劳工的剥削和压榨（文化暴力）？
文化暴力，总是牵涉到我们相信什么样的“故事”。
活在宏大叙事中
我们需要新的故事，来重新理解群体之间的关系，并想像共同的未来。
Jacques Derrida 在《Of Grammatology》中论证，人类对真实世界的理解，都是透过诠释。整个世界是一个需要被诠释的文本，我们不可能客观中立的描述所在的世界，因此提出“文本以外无一物”。我们诠释这世界的方式，则是透过某种“叙事”。而那些宣称能以理性来支持自己的叙事，则称为“宏大叙事”。
另一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家 Jean-Francois Lyotard 继而揭露：人类在启蒙运动中透过主体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建立起的各式各样世界观，其实都是某种宏大叙事。例如消费主义是一种宏大叙事， 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活在某个宏大叙事中。 Lyotard 反对的不是宏大叙事本身，而是宏大叙事不承认自己的神话基础，宣称自己看法建立在普遍理性和科学准则上。
Alasdair MacIntyre 在《After Virtue》中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或多个故事中；这些故事影响了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塑造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社会科学已普遍意识到，这世上没有所谓中立不带有成见的判断。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透过与外界的互动，发展出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世界观。
我们所相信的故事影响了我们怎么看自己和他人，使我们在深入认识他人之前，就产生某些成见。偏见正是在没有真正认识他人的前提下，就以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对待他人。这些成见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而是建立在主流社会的叙事上。歧视，则是偏见的具体化表现。
学习新的故事
几年前，我在学校中认识了一对夫妇──先生是拉丁裔美人，光头，身材矮小壮硕；太太是韩裔美人，年轻美丽精明，而当时她才刚怀孕。而早几年前，他们才放弃了居住在治安良好的区域，搬到洛杉矶一个贫穷的社区居住。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即将生产的亚裔妈妈，竟然会住在一个治安和学区都极差的社区？
某次聚会中这对夫妇提到：有次他们听到隔壁传来枪声，但太太没有选择躲起来，反而冲到邻居住所，发现倒在血泊中的邻居。她一边抱着倒地伤者，一边安抚邻居孩子。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至少能在悲剧发生当下，陪伴邻居的孩子。”
我问自己，为何这对夫妇能做到？是什么支撑他们对贫穷者和其他族裔的爱？我想，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不同的“故事”中：他们是基督徒，活在上帝救赎人类的故事里。因此，即便是在贫穷和暴力猖狂的社区中，仍能选择坚定地去爱他们的邻舍。
面对族群冲突，许多人所深信的故事，可能加深族群间的裂痕。如果要面对族群间的张力，光是修法解决社会中的结构暴力，或执法来限制直接暴力，都不够。只要人们心中持续活在彼此对抗和竞争的“故事”，文化暴力就会持续存留，合理化我们对他人的暴力。
最终，我们相信的“故事”决定了我们的行动，面对种族的对立和歧视，我们不只需要透过订立和执行法律来解决，更需要有新的“故事”。梁彼得案虽发生在美国，却给全世界的华人一个机会，重新检视在多元社会中我们相信什么样的故事，并透过聆听其他的故事，重构我们的故事。
要正面迎击文化暴力，我们需要学习活在新的故事里。
（董家骅，美国富乐神学院神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