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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克:香港70s世代,历史夹缝中的模糊面目

这些年间的反抗运动,70s世代不是没有角色,不过他们学会反抗的时候,已经过了最热血和愤怒的阶段。

刊登于 2016-05-03

库斯克:70s世代成长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努力读书考试,争取社会上流。在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中产专业阶层不断移民外流的时代,这一套是行得通的。摄:林亦非/端传媒
库斯克:70s世代成长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努力读书考试,争取社会上流。在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中产专业阶层不断移民外流的时代,这一套是行得通的。

早前写过一篇短文讲70s 世代,我描述这个世代为被“遗忘的一代”,想不到引起了不少讨论。这篇短文引用的例子是沈旭晖,很巧合地,几天之后沈在一篇长篇访问中说会“转换跑道”。接着,沈的朋友,前政治助理陈智远在 Facebook 写了政界“七种虚伪”,成了新闻。

70s 世代只是个笼统的说法,这代人大约就是《四代香港人》里面的第三代(1966-1975出生)和第四代(1976-1991出生)混合,以及社会学界讲的“X世代”(大约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出生)接近。总体来说,不论是70s世代还是X世代,他们是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

70s 世代是比较听话的一代,这当然是相对于他们的后来者而言。这种所谓的听话,是指他们还会跟从上一代设定的规矩行事。

在灿烂的年代成长

70s 世代成长的70年代到1997年,是英治香港最好的年代,这一点应该没几多人会反对。这二十多年间,香港经历了经济起飞、社会基建现代化(地铁、隧道、公路网、新市镇)、大规模社会工程(公屋计划、廉政公署、社福及教育改善、代议政制出现等)。对于70s世代来说,他们自懂事开始,社会便不断改善──人们可以透过教育上流、贪污几近绝迹、可以由木屋上公屋、新市镇美轮美奂。

他们成长的日子,香港开始有不同形式的公民教育,由70年代开始的“清洁香港运动”和公益团体(例如公益少年团和少年警讯),到80年代起步的有关公民权利及义务的公民教育。这样的教育,展现给他们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二十多年间,除了经济条件和硬件改善,社会政治软件也在更新。到了1997前,两个市政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已经近乎全面直选,港英政府会利用行政吸纳政治,利用公职吸收反对声音。虽然当时香港仍不是民主社会,但至少宗主国是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殖民地政府还是要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像现在要向独裁政府负责。

因此,当时的政府高层相比起现在的特区政府高层,实在谦虚得多,也不会恶形恶相的搞政治斗争。在这种社会氛围成长的的一代,很容易习惯依循社会游戏规则行事。不幸的是,到了九七之后,很多人还是习惯用英治时代的眼光来看政治和社会问题。

70s 世代见证1989年六四事件的时候,他们只是中小学生。六四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复杂,那混集了战后婴儿因六四唤起对“同胞”的同理心,以及认清楚暴政的可怕。他们不像90后那样接近“天然独”,而是对中国这头巨兽厌恶,但无奈地接受主权被移交的现实。大约在2008年,中国在北京奥运前后撕破开放的面具,人权和社会问题接二连三出现、政府对香港态度转趋强硬,不少人才明显开始移向否定中国的一边。

70s世代成长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努力读书考试,争取社会上流。在经济一直快速增长、中产专业阶层不断移民外流的时代,这一套是行得通的。香港的出生率自60年代开始一直下降,不少70s兄弟姊妹的数目减少到只有一二人,同时教育资源一直增加,他们的普遍学历远比上一代高。这代人踏入社会的时候,期望能承继这个“盛世”。可是等待着他们的,是九七后的“建华盛世”。

如果以踏入社会的年份来划分,70s 世代可分为70年代前半和后半两批。前半尚且在九七前踏入社会,幸运的可以搭上高薪厚职的尾班车(尤其是进入公营体系的人),不过也有不少人在高位买楼,背负了十多年负资产,而且还有不少人被裁员。70s世代的后半,一踏进社会便是低薪、失业、裁员、合约制。这个相对地听话的世代,面对上流困难,默默地干,一干便是十多二十年。

2003年以来,反抗的学习路

这代人第一次总爆发,是2003年。那一年,香港经历了SARS灾难,董建华政府在社会尚未复原之际,以恶形恶相推动国家安全法(《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社会累积多年的忿怒爆发,50万人上街抗议。在那之前,正值盛年的70s世代和60s世代,根本不知道反抗为何物。这对于现在的80s和90s世代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不少人骂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是“港猪”,这种形容词或多或少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于上几代人的不满。上面已经说过,70s世代听话有其背景。他们年少的时候,还是天下太平的年代,香港人由1997年发展到2014年几十万人占领街道,这17年来的身份认同、政治意识、组织能力变化,不是一朝形成的。这些年间的反抗运动,70s世代不是没有角色;不过他们学会反抗的时候,已经过了最热血和愤怒的阶段。

除了施政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变数是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普及。互联网1995年左右开始出现在消费市场;到了2003年,宽频上网还不是每户必备的东西,手机上网还未出现。但后来出现的抗争运动,其实是和智能装置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过程同步的——

2006和2007天星及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是网志(blog)流行的时候;2008年左右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Facebook)开始流行,间接令2009至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能在主流媒体的冷处理下动员起来;2011年开始流行的智能手机,更与社交媒体结合成重要的社运动员工具,例如该年七一游行后的留守集结、2012年的反国教、2014年的雨伞革命、2016年的旺角骚乱等。

对于1980年代末之后出生的“数码原住民”来说,很难想像没有互联网的反抗运动。假如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早十五年普及,也许70s世代会在仍然燥动的年纪,成为抗争主体。

狭窄的政治舞台

当香港社会反抗情绪升温到成型的时候,舞台已经不属于70s世代,而是属于“80后”。当然这是例外,例如朱凯迪和叶宝琳等;不过作为一个现象来报导和分析的话,焦点已经落在80后身上。

2012年反国教科运动,“90后”跃上反抗的舞台,连80后也开始“out”了。这个时候,70s世代已经以家长身份参与运动了。

时间和环境没有把70s推上舞台,这对于他们多数人来说,其实没什么问题,毕竟他们已经过了最热血的年纪。每一代人过了火红的岁月,步入壮年,绝大部分人还是回到营营役役的位置。不过,一旦社会议题触动到他们的愤怒或同理心,他们还是会走出来。尽管在一些武力抗争者眼中,他们只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假日抗争者。

九七至今这18年,70s世代要进入政治舞台的话,除了社运大概有两个途径:一是被行政吸纳,二是加入政党。

行政吸纳不是没有,曾经一些NGOs、三十会、智库(例如沈旭晖和陈智远等创立的 Roundtable)成了被吸纳的对象。在2012年梁振英上台之后,进入各种咨询架构的人,绝大部分是所谓的“梁粉”;吸纳意见的原则由兼听变成政治挂帅,行政吸纳政治这路径,已经窄得容不下在不同范畴有名有姓的异见声音。这种变化,首当其冲的是70s世代。

至于加入政党这条路,大家可以数一数:现在泛民政党中有多少70s世代已经成为“担大旗”(领军)人物?不少曾经在政党默默耕耘的70s世代党工,他们在政坛上一直跟随着战后婴儿大佬们,但大佬们仿佛永远不会退下来;到他们舍得退下来的时候,部分交棒对象已是选民觉得更有新鲜感的80后。

今届两大泛民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的大佬退下来,第二三梯队的70s和80s才有机会。反观建制政团交棒却比泛民早得多了,民建联和工联会担任公职的70s世代远比泛民多,民建联连主席也早交给了70s出生的李慧琼。这现象当然有其客观原因──建制坐拥的资源远比泛民多,能够给中生代的空间也较多;泛民位置僧多粥少,中生代就在那样排了半辈子的队,结果还是要让路给80后。近年泛民建制以外,还出现了本土派。本土派的90后,才不会和你们玩跟队游戏,他们自己已经能够走出来参选,而且有机会做到70s世代等了半辈子的事──当选。

在政坛以外的70s世代,不经不觉挨过了九七至零三年经济最差的日子,总算挨到中间位置,有的挨到管理层。不过,社会的机会是少了,移民潮上位的战后婴儿,不少人还没退下来。这个社会流动的月台,列车班次少了,战后婴儿还在车上,70s世代挤在月台上,80后也在月台上。在这个拥挤的月台上,听话的70s世代依稀还记得20年前看《Long Vacation》描述日本打散工世代的那种无奈感,不过他们已经不再忿忿不平。

70s 世代的崇优意识,与青年本土的合作可能

步向中年的70s世代,家有日渐老迈的父母,不少还有配偶和小孩。也许对于他们当中不少人来说,跟随游戏规则已经不是其中一个选项,而是唯一的选项。他们不少人参与过反国教科和雨伞革命,曾经听话的他们也渐渐明白,现在已不能用港英时代的眼光看问题。雨伞革命失败告终,他们跟年轻一代一样会感到沮丧和忿怒,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工作和家庭岗位。接下来的本土甚至独立思潮,也许有点超越了他们的想像,不过如果风潮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同情甚至支持的。

年轻的朋友或者会很讨厌这些三十几到四十几岁的人。人生本来就是如此──人们总会有一天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历史上大变革,最初站出来的多是年轻人,当他们争取到社会大众认同、压倒了压迫者的时候,事就成了。相比起战后婴儿,70s世代跟数码原住民们是没有太大的鸿沟的,他们应该会是年轻行动者们争取支持的对象。

写到最后,70s世代的身份认同和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是怎样的?这问题不易答。我的观察是:他们心里还是很怀念那个港督夫人不会大闹机场、行会成员不会上电视骂市民、市民不会“被洗头”、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的年代。不少人学了陶杰的一个说法──那不是恋殖,而是崇优。“优”的意思是文明社会的规矩和价值观。这也是我认为他们应该是自决/自治/本土派潜在争取对象的原因。

当80后和90后愈来愈多人倾向争取,与中国区隔(甚至割裂)的本土主义的时候,那跟70s世代“崇优”并拒绝大陆化的诉求,很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分别只是后者并不像前者躁动,他们需要被一套更有说服力及感染力的论述,动员起来。

后记:这篇文章,一些80或90后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在埋怨什么,或者是为同代“港猪”开脱。我强调,我只是尝试描述这一代人的想法和局限,我的观察不一定准确,也不是为了为谁辩护。毕竟讲世代,总有很多例外,也容易过度简化。如有这些问题,欢迎指教讨论。

(库斯克,香港知名网上博客、通识教师、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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