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左右，我在云林海边的一间餐厅吃饭，吃完后走出餐厅抽烟，朋友指着远方告诉我，那是六轻（台湾炼油厂，全称为第六套轻油裂解厂）。突然间一个红光，碰！好像爆炸了！”回忆这段故事时的林生祥，瞪大眼睛双手在空中比划着，像是余悸犹存：“远远看就是一团火光，近看那是更恐怖啊！”事后云林县政府的工安事件资讯网资料显示，六轻在2010至2014年间，至少发生13次各种工安意外。
那一天，林生祥与台湾西南沿海的石化污染错身而过。而这一场亲身感受六轻工安的体验，也成了他2016年最新专辑《围庄》的楔子。
与六轻相遇前，林生祥的故乡高雄老早被石化产业包围。1947年，位于后劲的高雄炼油厂（五轻）投产，占地262公顷的炼油厂，烟囱就这么一根接一根竖立起。“每回坐高铁回高雄，进入左营后就能看见一根一根的烟囱，闻到空气中的臭味；那臭味，有时让人感觉好像点一根烟，空气就会爆炸。”林生祥皱了皱鼻子，像是又闻见那股气味般地说着。
这并不只是一个比喻，1983年，后劲居民陈苏罔渡在自家三合院点燃一支蚊香，意外引爆空气中的油气，她自己身受重伤。不只空气布满油气，炼油厂的污水打井排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脉，导致邻近水井抽出的水，竟点火便燃。地方民众嘲讽：“后劲水，呷ㄟ死”（后劲水，吃了会死）。从那时起，高雄的日常就与污染、工安交缠，直至2015年底，五轻熄灯，仍未了结。
生活里的石化产业，早让林生祥和他的老搭挡，制作人兼作词者钟永丰想把“石化污染”这议题放在创作中。2009年出版的专辑《野生》里有一首〈问南方〉，一句“加工区贴希望，石化工厂发梦想”，轻轻道出台湾南部靠着工业开发换取发展，结果换来的是“烟囱管无日无夜，人茫茫天茫茫”。
数十年来如一日的老问题，幽灵一般地缠绕在两人制作过的无数专辑中：离乡的青年、衰弱的农村、进步的幻象，以及被牺牲的南方。“那时我就想做一个石化议题的专辑，但又觉得哎呀不可能！要用什么语言做？用什么音乐做？”钟永丰说道。
当年搁下的梦想，在随后几年激发的“反国光石化”运动中找到能量。
一次反国光石化的记者会上，一位妈妈怀抱小女儿，诉说自己的村子一条街上好几人都死于癌症，同一时间好几家都在办丧事。就这么一段话，引出摄影师钟圣雄与许震唐的《南风》摄影集，捕捉记录了六轻邻近的彰化台西村村民的生老病死。
“看着《南风》，那么真实的脸孔，岁月的刻痕就这样摆放在你面前。你甚至可以闻到酸臭的海风、时间的无奈和记忆的斑驳。”钟永丰吸了口气，“多样的运动形式加进来后，我觉得，谈石化产业似乎可以不用这么硬梆梆。”
意识形态与美学高度
这一转念，催生出生祥乐队2016年新专辑《围庄》。以石化产业的漫天铺地为经、常民的生活与抵抗为纬；以诗词衬托悲伤，用音乐抵抗遗忘，唱出石化围庄下的众生像。而这也是距离1999年“交工乐队”以“美浓反水库”为题，出版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后；几经改组最后蜕变成的“生祥乐队”，再次以社会议题为轴心制作的专辑。
“但意识形态的正确，不见得会与音乐的成功划等号。”台湾知名的乐评人马世芳认为，林生祥与钟永丰厉害之处在于，他们的音乐并不会为了意识形态服务，而是在意识形态与美学高度之间，拿捏出一个平衡。
早在“交工乐队”时期，林生祥与钟永丰的合作，已呈现出音乐性上的丰富饱满。当年为了把林生祥劝回美浓参与反水库，钟永丰把自己以美浓乡亲北上抗议为题而写下的〈夜行巴士〉传真给他。几天后，林生祥拨了电话给钟永丰，在电话里自弹自唱为〈夜行巴士〉谱的曲子。“那时我就知道，这家伙不得了，”缓缓吐出一口气，钟永丰说。
当年透过话筒，在林生祥的歌声里，钟永丰看见的是比自己的词所描绘的更巨大的影像，“他的音乐把我的文字带往另一个我没看过的风景。他的音乐不会只是运动里的帮衬。”至此，如何让林生祥的音乐有更大的空间，成了钟永丰的悬念：“毕竟把人家劝回美浓，总不能让他觉得后悔嘛，不能浪费他的天份啊。”
就这样，“交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诞生，这对合作搭挡也一路延续近20年，且型塑出与唱片工业中多数产制过程迥异的合作模式：钟永丰先出词、林生祥再谱曲。
而两人南辕北辙的个性，也让音乐发展出独特的气质。访问那天，每一个问题，钟永丰总能连珠炮似的一发不可收拾，显见他对于自己创作的概念，早已在脑中百转千回好几遍，只等着有机会把这些想法串成故事；而林生祥则是穿着后劲反五轻的纪念T恤，衣服上写着大大两字：坚持，恰恰呼应了这十多年来的人生。不同于钟永丰，林生祥说话语气缓慢，像个邻家大叔一样。“林生祥就是个很‘接地气’的人；而钟永丰则是有点‘阿宅’性格、目录狂那样的人。”马世芳形容道。
“钟永丰是相当思考型的作词人，且因他本身的社会学背景，让他们每一次的专辑都围绕着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这在台湾是相当少见的尝试，也是与其他独立乐团不一样的地方。”知名文化评论人张铁志说道。
但这对搭挡并非一开始就天作之合，“我们之前吵很凶的。”谈起合作近20年的伙伴，林生祥笑了笑。幸而这一路的磨合，终于在《围庄》找到平衡。钟永丰的词较以往精简洗练，“合作这么久，我也慢慢知道，怎么让乐手有发挥的空间。写词的时候，我会把他的想法也包含进来。”歌词的留白处，钟永丰把它让渡给乐手。像这次专辑中一曲〈南风〉，6分多钟的长度仅仅用不到百字的歌词，反覆诉说着空污对地方造成的健康风险。一句“海风北上帮忙敲门，它一身酸臭”，留下许多对于气味与身体感受的想像，全交由乐手诠释。
短短的歌词，却能让听众凝神。生祥乐队到“一条街好几家办丧事”的台西村表演时，“原本我还担心，这里老人家哪有几个听得懂客家话，但他们表演时，台下几十个阿公阿嬷安静地听着。”当年抱着小女儿在环保署前控诉空污致癌的妈妈许立仪说，这首为了台西村而作的歌，唱出了地方面对空污的悲苦，即便是毫不熟悉的客语，依旧唱进当地人的心坎里。
七人编制的有机体
除了合作上的默契走向和谐，编曲上驾驭繁复编曲的能力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交工乐队”解散后，林生祥放下过去的乐团编制，逐年以减法呈现音乐创作，乐器也愈用愈少。这段拆解的过程，被马世芳形容为：“把建筑物盖了又拆，台湾创作音乐十多年来，最意味深长地探索过程。”
音乐上逐步拆解装备的同时，林生祥还找上搭挡大竹研（Ken Ohtake）学琴，寻找身体的节奏感。“他知道如何闪躲已存在的音乐线条，寻找没有被弹出的声音，堆叠和谐、冲突、高潮或安静。他清楚扮演乐手的位置与分寸，在有限的音乐空间里试图用吉他挥洒无限，但绝不逾矩。”在一篇描写大竹研的文章中，林生祥如此盛赞大竹研的音乐。
林生祥说，把基本功扎好后，重新回到舞台上，自己真能更加自在与享受。而这前后差异，马世芳一听便懂得，“大竹研对林生祥来说，可以算是恩同再造。林生祥学琴后，更能抓到身体的律动，音乐内含的动机（motive）完全不同。做音乐就像盖房子，他会从地基结构开始思考，想像盖出来的是怎样一栋楼。”
上一张专辑《我庄》中，林生祥重新将打击乐器加了进来，像是把过去拆解的建筑盖了回去，在骨干上添上血肉。马世芳认为，《我庄》可以说奠定了林生祥在独立音乐圈的地位，过去玩摇滚的人可能会觉得他的音乐不错，但毕竟不是摇滚，到了《我庄》，玩摇滚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他们让台湾玩音乐的年轻人知道，还有多远的路要追赶。”
《围庄》更又是另一番风景。为了加入与台湾西南沿海匹配的乐器，钟永丰说服林生祥去学北管与歌仔戏。当年钟永丰成功让林生祥回到美浓，之后林生祥的月琴也是钟永丰一句：“这月琴这么便宜，不然你买一把学一下。”阴错阳差地让月琴成为他往后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乐器。
这一次七人编制的乐团，除了吉他、月琴，还有北管与爵士鼓，编曲的繁复程度更胜以往，曲风含括了摇滚、庞克、前卫爵士⋯⋯“但你可以感觉乐器彼此间的和谐，有时鼓是主奏，其他则各自展现不同的花招；有时贝斯跳出来撑起骨干，带领曲子往前。”没有单一乐器独撑大局，彼此互为主角与配角。当年拆的只剩钢骨支架的建筑，如今重新起造，“《围庄》便是摩天大楼，七人编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世芳说道。
“因为合作的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每个乐手不但能够协助主角说好故事，更能在自己的空间里呈现自身对于故事的想像与感受。”钟永丰说，录音时，往往他只需要提出概念，乐手便能发挥各自的能耐达到效果，“像我们有一首〈宇宙大爆炸〉，我跟乐手说想要营造类似前卫爵士那诡异疏离感。他们商量一阵，然后我再走进录音室时，看了都笑出来。”钟永丰说，乐手们把浴室里的毛巾全拿了出来，包覆在鼓上，让打击的声音显得既闷且厚，“我整个笑出来：‘你们真的是天才耶！’”
概念双CD专辑的挑战
至于对负责写词的钟永丰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诠释一个广为人知的议题，把老故事说得有声有色有力，吸引人们重新凝视。
钟永丰因此造访每一个因石化污染而受苦的地方，贴近不同的行动者，试图以他们的视角叙述他们的无奈与坚韧。“像我联络了陈财能，但他不想被打扰，所以我就开车走一遍他逃离家乡的路径，想想他在不同的风景里有怎样的心情。”云林台西的陈财能，儿子14岁发现肝硬化，5年后过世。陈财能40多岁时发现同样罹患肝硬化等疾病，为了不再提心吊胆地与六轻为邻，把自家货车改装成“露营车”后，带着妻子逃离家乡。
2014年4月左右，林生祥收到全部歌词，但因为一整年的工作压力，加上前一年身体状况出问题，迟迟无法进入创作的状态。当他好不容易定下心神开始创作时，一做就把专辑“搞大了”。
“2014年底，我打电话给永丰，跟他说我想要做概念双CD。”林生祥说，自己大三时听着Pink Floyd的《The Wall》，想着自己终有一天也要做出这样庞大编制的概念专辑。这一次的《围庄》，对林生祥来说，时候到了。
写歌的这三个月，称得上林生祥生涯中创作最密集的时段，到创作的后期，林生祥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临界与精神的疲乏，以致一贯强调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的他，“根本失去仁慈，一点也不优雅！”
之前在生活压力下，林生祥之前什么工作都接，把身体搞坏了，“所以这次我很小心，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又走到临界点”。谈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与工作失衡，林生祥随性地站起身，开始一边聊一边做起“甩手功”。
“会这么疲惫一方面来自议题本身的深沉，里面讲的都是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另一方面更因为双CD的量体，工作量也以等比的方式暴增四倍。”林生祥双手托腮，一脸委屈地说，“录完后我跟其他人说，这大概是我生涯最后一次做概念双CD吧。这一次的身心负荷，真是过去没看过的风景啊。”
登上群众募资平台
回望过去几年间，以社会议题为主轴的音乐类型逐渐出现，但以石化为议题而且音乐主轴如此严谨的创作并不常见，“18首歌都互相加乘，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史诗’等级了。”马世芳说道。
可惜这样的制作在今天台湾的唱片工业中却难获支持，“现在台面上知名的歌手，要卖到一万张也是不容易，通常都只有几千张的销量。”马世芳坦言，当难以靠销售回本时，《围庄》这么大的制作会让唱片公司望之却步。因此，林生祥与钟永丰决定以群众募资方式制作发行。
但两百万的募款目标确实有难度，“过去的独立制作从没有这么大型的募资金额，我认为这次对台湾唱片市场来说将是一个里程碑。这或许也是一种试探，看看死忠乐迷的支持程度。”马世芳笑着说。
林钟两人的心情也被募款金额牵动起伏，“刚开始几天，真的会盯着那募款数字一直看，增加个1％、2％就很感谢。”林生祥说。“数字一直没上去时，难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太高估自己？其实我们没那么好？’有时也会觉得，我们不是得过9座金曲奖吗？怎么募款速度这么慢！”钟永丰笑着说。
但台湾的乐迷终究没让两人失望，为期两个月的募款期，刚过完一个月，两百万的目标金额便已达成。对唱片市场日益萎缩的台湾而言，可谓一次壮举。
林生祥也强调专辑诞生全靠众人之力，只要遇上与空污有关的议题，他们都愿意无偿授权，期待音乐能够为对抗污染的战争提供子弹。
而相距《我等就来唱山歌》17年，林生祥与钟永丰再度用音乐为一项社会议题添上不同的诠释色彩，不同于当年的是，“现在我做很多事，想的都是孩子。像我前几天陪女儿睡觉，念故事给她听，后来她睡着后，我听着她的呼吸声。”林生祥说，由于女儿有过敏症状，因此睡觉时呼吸声相当大。被女儿用手臂环绕着脖子撒娇的林生祥说，当时他看着女儿，心里想着：“爸爸一定会为你奋战的！”说完后，父女两人相视而笑。而这软腻甜蜜的一幕，正是“生祥乐队”音乐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