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街头出身的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湾从戒严迈向民主化的时代里，可说是聚集了最大的“反国民党阵营”公约数。然而也正因为这个特性，注定了民进党的组成，犹如中国三国时期的“讨董十八路诸侯”，或日本战国时代的“反信长包围网”。其不仅影响了民进党日后的内部运作方式，也使得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与这些街头上的战友，处于一种微妙且有点尴尬的局面：似乎是朋友，但又不太亲密；仿佛是对手，却又没那么严重。
本文将尝试从民进党基层党工的视角出发，呈现政党与公民社会在互动上，各自呈现的思考特性与运作逻辑。
民进党首次执政的“社运低潮”
西元2000年，陈水扁政府开启了第一次的民进党执政时期。尽管握有了行政权，但是在客观环境上，国会无法过半的现实，则注定了“妥协”的未来。民进党上台后，第一件与公民社会产生重大争议的事件，就是核四停建。在时任行政院长的张俊雄宣布停建后，泛蓝阵营立刻发动倒阁与罢免，透过国会多数坚持通过核四预算，并且促成了大法官释字520号解释；最后行政院同意核四复工。
这段过程，让关注非核家园的公民团体，对民进党的观感产生两种反应：不谅解但可接受，以及视之为背叛运动和理念。直至今日，尽管民进党多次重申“非核家园”的政策理念，仍有相关公民团体以怀疑角度看待，甚至认为只是政客的假承诺。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运动，则是乐生疗养院的保存。这场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晚期的社会运动，最终以“参与群众向行政院陈情未果，遭警方驱离”而在当时暂告一段落。自此，一派以捍卫弱势、跨国串连的运动者，亦对民进党敌视，直至今日。
回顾2000年至2008年，台湾公民社会自戒严时期以来发展出的三条运动轴线：独立运动、环境保护、左翼阵营（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均属之，本文拟不讨论各流派异同）──其中仅有独立运动，在陈水扁政府第二任期以降，与民进党保持良好关系；其余两条轴线都在面对民进党时，产生了正反亲疏的态度分歧。例如环境运动与劳工运动，亲民进党的团体与反民进党的团体，虽然运动方向原则上相同，却对民进党各自采取督促、鼓励、批判，甚或攻击的态度。尤其是基进左翼阵营，几乎将民进党视为“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接触就是为了斗争。
但总的来说，因为国民党这个巨兽仍然存在，加之民进党在施政上仍比国民党来得进步与本土，公民社会对民进党的批判力道较不强烈，从而形成所谓的“社运低潮”。
对比从前，2014年蔡英文第二度接任民进党主席后，有产生什么变化吗？
蔡英文麾下的民进党
每个组织都会因自身立场，对不同议题的优位性有不同判断；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要组织领导人对组织有基本掌握，其态度都能发挥影响。蔡英文自成立小英基金会以来，特别重视跟公民社会（这里指的不只是社运圈，还有新创业界、教育界等）的接触与联系。在第二次接任党主席之前，已经打下许多良好基础，其对社运议题，也是持愿意理解与同理的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蔡的个性也是公认的非典型政治人物。她不喜欢开支票，也不会为了讨好而说场面话。在选前与七大工商团体的座谈会上，对于引起争议的第五题“如何降低企业法定劳动成本”，蔡也直言：企业要加薪才能吸引人才。
受此影响，民进党在接触公民团体时，无论该团体的立场是否与民进党贴近，除非倡议内容与党政策原则一致，否则几乎不会轻率做出承诺。当然这会招致“官腔”或“虚应故事”的批评，但民进党作为准官僚机构，处理陈抗也是一种行政事项，每接受一次陈情，都需向上提报；在网路与公民记者如此发达的时代，资讯在网路媒介散播迅速，也很难有“黑箱”、“吃案”的机会。从基层党工的立场，更不可能有类似举动。跟官僚系统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公文”是一种护身符。
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维持党在政策制定上的主体性与一致性。
政党与公民团体的逻辑与介面
政党与公民团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处理议题的目的性。政党，特别是有执政可能的政党，第一目标就是取得政权。政权的取得过程不仅需要理念，也需要在利益结构的纠葛中，找到能突破的空隙。以民进党的立场，社运议题是“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的一种，但不代表是“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这两个概念大致取自行政学，前者意指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大议题；后者指需要以政治过程解决的议题。原则上，只有相当层级的政治议程，才需要由党中央或党主席来回应。
相对于此，以议题为导向的公民团体，若是希望能与政党互动甚至合作，关键就在于该团体的主要倡议内容，是否已经从公共议程转化为政治议程，而且是较重要的政治议程。这种陈述或许予人一种过于权谋或算计的观感，但这却是真实的政治运作逻辑。如果我们同意“时间有限，必须优先处理重要事务”，其实就不难理解政党的思考。
但，什么是重要事务？公民团体将自己的倡议视为重要事务，但政党则将这些视为迈向执政的阻力或助力。另一方面，随著倡议内容所具备的重要程度或“理念纯净程度”（也就是坚持倡议内容不可妥协的程度），公民团体往往容易将与之互动的他者，视为是战友、内部矛盾或主要敌人。
实务上，民进党往往是不够进步、需要鞭策的一方，而作为相对进步的公民团体，则是来督促的。我们常用“包袱”来解释政党的不够进步，什么是包袱呢？其实就是政党与社会团体利益的结合程度，以及社会的主流观感；换句话说，就是资源与选票。理念当然能争取选票，但绝对不足以争取到能执政的选票，特别是理念间往往相互冲突。一旦理念与利益结合，就更复杂了。兹举一例：核能是种理念，太阳能也是种理念，但除了理念之外，这两者都是产业。
高举理念的倡议团体，在行动上最没有包袱，但也因为其议题单纯与理念带来的道德优位，最容易透过贬低交手中的他者来证成己身的进步。从“落实理念、改变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离目标最遥远的作法。以修法为例，想通过一个法案，就必须争取到过半委员支持，当某个团体只是一再抨击立法委员不够进步，而不去尝试游说，或努力将议题带成风向明显的政治议程，结果必然是徒呼负负。有些团体不但怪立法委员，连整个台湾社会都怪进去。
还有一种较接近于政党的团体，不见得将他们的倡议当成目的，而是作为团体或个人发展的手段，也就是透过议题累积运动能量或政治资本。这类型的团体，往往采取极化的对立手段，与被抗议者坚壁清野。倡议成功了，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倡议失败了，过程中也获得媒体的曝光或运动资历。这时候，民进党作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其实也不好多说什么。
克劳塞维茨魔咒与“政策窗”
吴介民在谈论台湾社运圈困境时，曾提出“克劳塞维茨魔咒”一说，指出“民进党保守化”与“社运圈能量被吸纳”的一些可能原因。吴文所点出的重点是，民进党的保守化来自于主观选择，将选举总路线置于运动路线之上；同时因为国民党势力的持续存在，让公民社会的主流论述仍停留在以“反国民党”为主轴，压迫到环境或劳动议题的空间，促进了二元对立的保守氛围。
然而社运与政治间的目的及手段关联，是否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倒换？公共行政学中有所谓的“政策窗”概念，意指政治议程的启动或重大政策的推行，需要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的配合。从公民社会的立场来看，总希望透过一次又一次议题带动，让国家变得更为理想。议题的带动，就是透过“议程设定”将公众议程转化为政治议程；议题的落实，就是将理念化为政策与法律，对社会产生规范或推动的效应。
以都更为例，对于都市更新的法规与政策制定，政府部门与学者都有各自的主张，对于现行的规范也有不同的修正意见。但是要直到重大社会案件（如文林苑）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政府部门（包括行政与立法）才有相对积极的动能检讨修正方向，甚至连司法部门都会表态（如释字709号）。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窗”。
以此观之，社运若不局限在单一议题里，势必会持续存在于各种事件中。鉴于上述提到的运作逻辑，政治圈纵使会吸纳社运的能量，却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社运。这两者会以永恒的竞合关系，带动社会的进展。
2016，政治与社运地景展望
相较于民进党第一次执政，2016年的局面在客观结构上有巨大的不同。国民党在国会席次的骤减与民进党的过半，导致民进党在实践其竞选主张上，再也没有任何可推托理由。
近期随著林全内阁人事的渐次曝光，相关部会首长或政委的过往，也面临公民社会的检视；对于民进党在野时期所声援的社运案件，此时也因胜选之故，成为检视新政府的标竿。林内阁一方面吸纳知名社运人士进入内阁，一方面仍让“亲开发派”位居要津；意识型态的冲突，必然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简言之，在野时期呈现出的“左翼进步色彩”，会持续成为新政府的施政方向，还是仅为昙花一现，将会决定民进党在公民社会（特别是希望能建立公平正义国度的天然独世代）心中的“赏味期限”有多久。
目前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以其长期反社运的立场，很难如民进党一般，借由亲近进步议题而获得再起可能。由于转型正义、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等法案，在国会内通过几乎已成定局，国民党党产势必将面临彻底的检视与归公。当党产消散，过去聚集在国民党麾下的保守派系，恐会由其他性质类似的政治力量吸收，在重新汇聚包装后，形成一股与跟民进党抗衡的势力。
在本次选举中参政的进步势力或本土势力，在本文写作的时刻，正面临己身定位再确认的困境。有的势力“政治化”的太快，有的却持续保有鲜明的“社运路线”。对于这些势力来说，政党这个名号显然令人困惑。定位的困惑，将造成不同程度上，对社运力量的吸纳或拒斥。相对于民进党各派系系统性与计划性的新陈代谢与“组织化”，这几个新兴小党，反而会在民进党第二次执政时期的社运发展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掌握的好，可以参照民进党的历史扩大力量；掌握不好，泡沫化便是必然下场。
在2018年地方选举之前，可以确定的是，民进党为了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会与公民社会维持著一段诡异的“观察期”。这段期间不但会影响2018选举的走向，而选举的结果，也将反过来预示台湾社会将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还是新一轮的理念战国时代。
（陈子瑜，前民进党社运部副主任，现任国会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