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国际媒体压力下，失联十天的著名媒体人贾葭终于出来了。不过，“无界”的主编和其余人等还未释放，并传出无界将被关闭的消息；远在北美的著名网友“北风”在国内的家人，也在失踪一周后声明“被旅游”了。
如果回溯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一封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在两会期间掀起的政治耳语，以及在会场内外造就的诡异气氛，再看相关媒体人被捕后引发如此巨大的震动，不能不让外界越过两会、公开信、失联等等，开始思考此案的另一层含义：上任伊始便高度重视、甚至依赖新媒体战略的习近平政权，是否正在遭遇来自新媒体的严重挑战，而暴露其新媒体战略乃至政权本身的软肋？
匿名信的反抗传统
以公开信或者匿名信的方式表达政治意见，在49年后中国的党国政治体制内不算稀罕；这种作法常常引发党内清洗运动，或标志着反对力量的集结。因而，当局往往高度重视，不惜调动所有专政资源予以清查。这也算中国政治斗争和反对政治的特色之一。
例如，1954年3月一封揭发江青30年代生活作风和变节的匿名信，也称“18号案”，触发了对扬帆、潘汉年“反党集团”的整肃，历经多年调查，摸排800多人，才在1961年查出是林伯渠夫人朱明所为。朱明随后自杀，但此案引发的清洗和株连，却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
以署名信件或者公开信批评最高领导人，从未断过。如北外学生王容芬1966年9月写信给毛泽东，质问他欲将中国引向何处；王侥幸未死，现生活在德国安度晚年。1979年3月，西单民主墙运动高潮中，魏京生以一张“要民主还是独裁”的公开信，点名批评邓小平的个人集权，随后入狱，成为邓小平时代最有名的政治犯。
如果暂且不计之后1980、90年代期间的各种公开信、以及2008年的“零八宪章”，那么，今天的这封署名“忠诚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倒是颇像魏京生的那封；而无界的命运，也仿佛重蹈1990年代中期，同样因为一封匿名信而被勒令关闭的《知识》杂志。
在某方面，这封匿名公开信可以视为中共党内斗争传统的延续；不过其出现在官办网站的事实，仍折射出在新媒体时代，当权者与颠覆者角力的某些特征。我们先看习近平的新媒体战略，就从前不久的“问题疫苗”风波谈起：
习近平新媒体战略
日前中国著名网络写手“和菜头”就问题疫苗引发的争端，绝非“茶杯里的风波”，原本可能引发巨大社会动荡，演成革命前形势的舆论准备。然而后来，这场争议却被犬儒主义的争论各方，以“后公知时代”的哗众取宠腔调，悄然转移了网民的愤怒；其“洗地”效应堪称反动。
这是习近平就任以来新媒体战略的成果。
习近平一方面打压大V，展开“净网行动”，鼓吹互联网主权论，把互联网当作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避免互联网舆论被有影响力的公知或意见领袖左右。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持、利用新媒体塑造他个人崇拜；促进宣传机制转型，投以巨资建立了一批如“澎湃”、“无界”之类的新闻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也培养了大批职业网评员和“小粉红”的互联网青年团，以拥塞战术，占领了大V消失后的中国局域网舆论。
无界，正是因为习的新媒体战略而生，为“一路一带”做新媒体宣传，它也跟澎湃之于上海一样，成为少数几个封疆大吏，才拥有的新媒体影响力。
不过，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在高度威权主义实行互联网控制的中国，却意味着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这原本也是习近平（控制）新媒体战略的出发点：把互联网比作中共执政的一个考验，防范茉莉花革命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
即使对新疆书记张春贤这样的地方高官，也同样如此──3月4日深夜无界网站发布公开信后，便有政治猜测怀疑与他有关。这对中共任何一位高官来说，都更像是一场悲剧。
无界作为政争工具？
无界的悲剧，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作为一个匆忙建立的新闻门户，无界内部的技术力量，似乎无法匹配当局严格的新闻审查要求。早在公开信事件之前，无界的技术弱势就已经是业内的公开笑话。
撇开具体技术漏洞不谈，IT“码农”们这种“不太上心”的消极怠工态度，也颇能代表当下中国一种普遍心态：从各层级官僚到公司雇员，仅仅几年间就悄悄完成了一次集体心理转换，一边仿佛事不关己、等待着看笑话，另一边则信奉“早发财早移民”的社会新信条，悄悄转移资产，与几年前的全民腐败，或者十几年前的“闷声发大财”形成鲜明对照。
了解这种员工心态，我们就能理解最初登在海外“参与网”的公开信文本，何以能够畅通无阻地被无界系统所抓取，而且避开内部的“关键字”监控而“自动”发表出来。
然而即使技术上存在疏漏，我们也无法排除存在“内鬼”配合演出“无心之过”的可能。况且，后续的强烈反应来看，当局应该已经排除了单纯黑客入侵的可能。只是，无界团队成员逐一进行过政治审察，内部犬儒主义盛行，无论公开信作者究竟为谁，其实很难发现有人具备足够动机，冒着巨大风险与海外力量联系，并且巧妙植入公开信文本；这与当局所推测的情形很不同。
比较可能的内鬼是另一种人。无界的团队结构，除了传统媒体人员之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为“一路一带”报导服务、有中亚语言背景的“采编人员”。而传统上具有这些背景的，不是在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工作，就是为安全机构服务。这些人倒是最可能作为“被掺的沙子”，在无界内部充当党内某些力量的卧底，或者担负监控任务。
如果“两会”期间，其中有人接受指令植入公开信文本，且不留下技术痕迹，既合乎他们的潜伏使命，也体现出与普通采编人员不同的专业素质。剩下的问题，无需多言，就是党内的派系斗争，以及谁可能从这件事受益了。
新媒体战略的不可能
无界面临关闭，似乎标志著：习近平的新媒体战略面临重大挫折。不过仅仅这一件个案，也许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至多暴露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诡异局面。正如任志强事件一般，也只是在封闭的中国政治舞台撕开了一条缝，很难据此得出“精英分裂”的结论。
但是，一封匿名公开信，能够突破苦心经营的互联网管制和意识形态控制、并且引发至今尚难定论的政治动荡，却再一次例证了：即使在高度威权主义的中国，一个人的一项互联网行动，仍然可能引发涨落，直至雪崩效应而未可知。
犹如埃及茉莉花革命或者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发端都不过是来自最初一、两个人的创意，然后经由几十个匿名行动者或松散团体，便可完成最初的动员，并吸引到接近一场革命的临界多数的参与者或者涨落效应。
这一切，可能只是互联网用户的“长尾”末端的极少数匿名活跃用户，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赛博行动，并且通过传统媒体放大，而发动的“一个人的革命”。这与通常以大V、意见领袖，或者运动领袖为主的动员模式不同，它无需依赖传统公民社会组织或者系统性的动员，甚至无需等待社会总体危机的到来，或者阶级冲突的激烈——后者属于已经过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体危机-革命理论”。
这或许才是中国官方新媒体战略的指向，也是任何新媒体战略的“不可能的任务”。一封公开信和无界的倒掉，或许不能丝毫动摇威权体制，却在在展现了新媒体内在的涨落政治机制。本文并非有意向当局暗示侦查方向，而是基于新媒体政治的结构本身，指出一场潜在的“治理危机”。
贾葭、北风、长平等无辜人士、意外地卷入了这场危机，至今不能全身而退。而应当对这场危机负责任的、也是与互联网自由为敌的，却身在危机而不自知。一场政治雪崩，或许正在继续酝酿之中。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