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3月28日台北街头发生随机杀童案，造成社会震撼，也唤起人们对2012年台南汤姆熊男童命案、2014台北捷运杀人案、2015北投国小女童命案的记忆。连日来，台湾社会热议这类案件根源与对策，作家吴晓乐在个人脸书写下随笔，追问我们要不要“接住正在坠落的人”，经《端传媒》邀请改写成本文。
要怎么样真正地解决问题呢？那就是问自己，要不要试着去接住“正在坠落的人”，在家庭社会国家都纷纷对这样一个人失灵的时候，要不要去接住。这个能力的背后其实考验着，我们是怎么看待，此时此际比我们弱小衰微之人。
我们从前确实被鼓励去发展这样的能力，如同在幼稚园时，若我们凌压幼小，父母师长多半会气愤且沮丧。但随着年事渐长，很快地我们从其他系统中学习另一种能力，那即是“绩效的辨识”：若此举其实无助于，增加我们（可供外人理解）的成就，原先打算伸出的手便立于悬空中，很有可能又这么缩了回去。
每一种恶，必然有其时代性。从过往的掳人勒赎至今日的绑架诈欺，犯罪的演进往往是与时代相接轨的，若要循其根源，也唯有凝视当代社会的质素。我们多半相信，家庭与教育会是一道非常柔韧的网子，能够乘载住人的坠落。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功能在诸多因素之下，已经被侵蚀得所剩有限。
竞争思维，侵蚀家庭与童年
首先是家庭。因应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成长疲软，高工时、高压力之工作常态，家庭内培养亲密关系的能量所剩无几。也因着对现实经济生活的不安稳、国家扶助的不信赖和不期待，部分父母不得不把他们在工作时所被要求的绩效取向，搬移至他们看待孩子的目光。
坊间的教养丛书，往往集中在打造小孩子未来处事的领导力、竞争力、沟通力、国际流动力等等，务求小孩在未来局势占有一席之地。20年前人们上街头，痛陈升学主义与填鸭主义剥夺孩子的童年；至今却仍有家长为了小孩子成绩不如意而气得抓狂（近日新闻：一名小四男童因考试国语92分遭骂，负气拎着棉被离家出走），或者认定小孩去了“低就”的学校，而暴怒得要求当局审视游戏规则。
台湾孩童的世界，是一连串的线性规划，进入有声誉的国小，考上有声誉的国中，进入有声誉的高中，录取有声誉的大学，前往有声誉的公司就业。人生的每一个当下，均只是为了“未来”而服务。偏偏，人总需要一些无所事事的时光，去想一些必然浪费时间的问题，例如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例如自己是个怎样的个体，未来又要往哪里去。但在一个高度偏爱绩效的国度，他们没有这样的余裕，他们只能像是滚轮上的老鼠，不停奔跑，不知何时得以休憩。
绩效逻辑下的倦怠社会
再谈是学校教育。少子化的浪潮席卷而来，“超额减班”是每一所学校最忌讳耳闻的，是以学校比起过去更有去侦测“市场需求”的压力。搭配上述的“教养脱贫”寄盼，反而造就另一种荒谬的迹象：强调高压管理、能力编班、进度超前的学校（多为私校），这几年的招生成绩或大放异彩，或至少险中求稳。
这背后，不啻是另外一种绩效式的计算。其把学生划分为不同族类，分派能得到的教育资源，或延展其上课堂数，或周六也得上学，或力求新的进度大幅超前（若别的学校一次段考排程是四课，那我们就是六课）。定睛一看，这竟像是父母辈生活的复制，且劳动强度更甚——若曰工时为早上七点至晚上九点，我们能够很快指出这违反劳基法；但容我提醒，这是不少台湾学子之常态。
柏林艺术大学教授韩炳哲于《倦怠社会》一书中指出，过往傅柯“规训社会”的论述，已由“绩效社会”的模型取代。前者透过否定的“不准”规训人们，而后者的诫命却是无限的“可能”。当代勤奋与多劳多得的信仰，最终演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战争。这样的眼光不仅可以解释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放在台湾，还可以放在学校教育上，强调时光的切割与确实运用。现代学生的课程表，前有早自习后有第八堂，技艺课程挪作考试用，还相信教育部编定的三年课程能在完善规画下提早授完一轮。
在这过程中，我们还能够信赖，当他们见识到一个人即将坠落时，能够伸出自己的手，暂时减缓这个人的坠落？我们可以期待在这样一个倦怠社会，疲于奔命又自顾不暇的成员，还有那样的精力吗？
成功神话映衬下的失败者
若我们承认媒体、节目的教育功能确实存在，可以遗憾的说，这些24小时不停放送资讯的报纸杂志电视，往往让社会的宽窄被限缩到，只有非常少数的人，可以乐观地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总有那几行字，暗示着你目前低下的处遇，可能是外表、成就、经济条件、就业状况，婚配关系⋯⋯
我们总喜欢如神话般的叙事，不平凡的人创造出不平凡的人生。媒体该扮演的角色，应是拆穿华美袍子底下的虱子，是从中挖掘旁人无法想见的视角，并找得平衡。例如一位年纪轻轻就进入大学就读的少年，很可能无法享受一段无忧的童年时光；一个光鲜亮丽的经营者，很可能返家时，甚至不晓得如何好好地跟子女说上一段话。媒体该尽的责任，是讨论光环背后的暗影，幸福背后的牺牲，而不是跟着织写神话。这些剧码不仅扁平化个人的生命历程，也让许多阅听者在见闻当下，因为自身（或子女）平凡无奇的处境，而感失落愤慨。
承前所述，绩效社会是以“无限的可能”作为缰绳；媒体对于神话的堆叠，则让“无限的可能”日益膨大。对于成就之必然，对于主角既有资源的轻描淡写，让视听者不自觉间进入这场失控的游戏，相信只要如法炮制，“任何人”均能够拥有不同凡响的人生。对于成就的无止尽鞭策与追求，最后结局也许也像是韩炳哲所观察的：规训社会制造出疯子与罪犯，而功绩社会则产生了忧郁症病患与失败者。
家庭解不开社会的结
若我们接受这项前提，特定的犯罪型态是社会的产物，或退一步至少承认，此际社会的氛围正在催化、刺激犯罪形成的进程与循环，那我们就不应该轻佻地以为，这样的现象，单以家庭单位内部的能量，即能得到足够的缓解。
过往在不同单位演讲时，许多父母不吝分享他们内心的恐惧。时常看新闻的他们，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加害者父母困惑不解的心情。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既想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却又忍不住揣想，在家庭之外，孩子是否有他们未知的暴戾性情。有些父母，即使拨出相当的时间陪伴孩子，却也惶惶坦承人的复杂；有时看着自己的孩子，也明白自己并未掌握全部的他。
这种局势，更随着近年3C产品的普及而更为严峻。网路的出现，打破了旧有“空间”的定义，过往，放学之后回家的孩童，就真是“回家”，父母可以很轻易地理解他们的行踪。但是在网路手机日益普及后（若不给予3C产品可能又要面临另一种冲突），家的边界总是轻易地被打破。“他们此时正在阅读怎么样的资讯呢？那样的资讯可能危险吗？”成为许多父母的担忧。有些父母甚至坦承，若小孩做出了不见容社会的事，自己也许还得仰赖媒体的通知才能知情。
公／私领域的划分，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清楚分明。回归到最初的问题，当一个人接连穿过家庭社会国家的一张张网子，高速坠落时，又该如何承接？演变至今，早已不是仰赖家庭的内部资源，国家单位的介入调查，甚至是法律条项的增修改，即能获得良效。
冰上跳舞的人
德国知名辩护律师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处女作《罪行》一书中，先指出：“很少有人最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说：‘好，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个人都可能犯下罪行。”
他指出：“我叙述杀人犯、毒犯、银行抢犯和妓女的际遇，他们有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和我们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的一生同样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层下极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会丧生。有时冰层无法承载某些人的重量，于是冰破人落海，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一刻。如果幸运的话，事过境迁，我们依然继续跳舞。如果幸运的话。”
我们，一样都是在冰上跳舞的人，而且往往在同样一块冰上跳舞。只是有时我们底下的冰层正好可以负荷，而有些人底下的冰突然受到了干扰而破裂，于是他掉了下去。我们自然有两种选择：静静看着那个人的溺毙，或者，伸手把他捞起，然后我们再一同观察他落水时的状况，并且细看冰层的结构与纹理。
不！其实我们并无选择，已经到了必须伸手的时刻。过去几年，太多人就那样掉了下去，我们无法再目击更多。但，在绩效社会中如此过劳的我们，要如何，才能接得住？
（吴晓乐，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