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日前因要求剧团“糊涂戏班”在场刊（节目手册）资料中，删除团员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中的“国立”二字，掀起风波。特首梁振英对此不作回应，将责任推给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局长日前回应时，却重复之前康文署发出的新闻稿，并无直接说明是否存在内部“政治审查”指引，只以官腔表示：会检视康文署与本地各艺团的交流及沟通云云。
从特区政府高层回应的闪缩调子可见，民政事务局很大机会存在“政治审查”政策。因为文化部门被指控作“政治审查”，可大可小，若只是前缐职员自把自为的糊涂行为，正常做法必定快速切割，撇清政治责任。但从梁振英卸给刘江华，而刘又左闪右避，读完声明然后不回答提问的做法，肯定别有内情。相信政府内部，正商议如何制造一个合理的解说。
自我审查的新常态
今次事件曝光，在于艺团敢于揭露。相信这种情况，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成为新常态，因受压者众，才有人甘冒被秋后算帐危险发声。果然，同类事件相继曝光：政府资助最大的“香港话剧团”近年文宣，约自2014年起，开始删走台湾组织、院校名称中“国立”字眼。传媒对比同一位台湾剧场导演符宏征个人资料简介，2013年11月29日的宣传品文案是“就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期间⋯⋯”，到了2014年3月14日，同一剧团的宣传品中就删除了“国立”二字。而中文大学介绍海外大学交流的英文网站，亦发现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中“National”一字无故消失。
这些涉及半官方或受官方资助机构对台湾组织及机构的称呼，不大可能是由康文署公务员乱作判断以取悦中央。因为此举将令公务员承受不必要的政治风险，所以没有上头指示他们绝不敢轻举妄动。今次事件最大可能，是局长或更高层用口头方式吩咐官员执行；由于官员自知政治审查不是好东西，因此不会以白纸黑字传达，以免有证据外泄。
这种情况，在香港对中国的足球世界杯外围赛中也出现过。在香港主场时，记者问官员是否支持香港队，结果出现了官员集体“失语症”，大家左闪右避，就是说不出一句正常“我支持香港队”的话。据悉，这是行政长官口头传达，禁止官员入场观看球赛及表态支持港队，以免破坏中港关系云云。这同样是政治正确的审查，只不过对象是政府内部，不渉外人，所以没有引起风波，但传媒也嗅到不对劲，因为官员表现实在太过别扭。
口头指引的问题是，公众无法追查政策来源究竟是特首、局长自己决定，还是背后有内地官员指使。也正由于是口头传达，所以执行起来便出现各种不同状况。例如大学需受政府拨款资助，但行政单位属大学，政府干预之手伸不到太远，所以只能“温馨提示”，若属康文署直接审批的宣传品，有小官僚执行到底，也有阳奉阴违的。
英治时代香港文化部门也有政治审查。在政府《电影检查条例》中，针对所谓“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的电影，政府有权禁止公映。1980年，台湾中影出品关于大陆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上画一天后被禁，就是一例。
但今次事件显示，政府政治审查细微程度去到台湾高等教育机构名字，而且是在文化表演活动的宣传资料中执行审查，实在有违常识。不止台湾人会认为受羞辱，香港人也难以接受。因为这些都是一些事实陈述资料，根本不涉任何政治宣传。
受资助团体的共犯结构
在一国两制下，内地有一国的政治考量，需要特区政府配合执行。这些情况出现时，特区不能盲目执行，要站在香港两制方面评估，包括法理依据是否站得住脚，合法之余也要合情合理，估算会否引起更大政治风波，得不偿失。若认为不妥当的，特区首长就要敢于向内地反映，据理力争。但现届政府予人感觉是在政治上紧随内地一套，心态上更唯恐落后于人，而涉及台湾方面事情，因为敏感所以怕得失内地，于是就更加软弱。政治审查的诡异之处，是不会有一套明确的政策或机制，一切以“ 大家识做”（大家懂得怎样做）来进行。一通电话、打个眼神，受资助团体自然会明白，自行阉割。
2013年发生香港芭蕾舞团欺瞒导演，删走文革片段事件。该案表面上也是没有官员干预㾗迹，是当时舞团董事会主席“识做”，借技术理由抽走文革一段影片，事后也不了了之。相信这几年做得多，做惯了手势。事实上这种情况出现了两年而不为人知，侵害者与受侵害者变成共犯结构，构成文化界的新常态。
但今次糊涂戏班果然够糊涂，竟然做吹哨者，一不怕打烂饭碗，二不怕日后租用康文署场地时受报复。还是香港芭蕾舞团、香港话剧团等“识做” 得多，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政治审查这门课，最重要是大家“识做”，自动自觉地配合，打个眼色就懂得自行阉割，一切自然回复和谐，人心胜利回归。
今年香港艺术节，你有去看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吗？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