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新闻照片中被摄死者的身份，同样会影响该照片如何被接纳，或抗拒。 2009年美联社随军摄影师Julie Jacobson拍摄到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准下士Joshua Bernard在阿富汗遭游击队伏击，当时他中了手榴弹倒下，两名同袍飞奔过去为他抢救，可惜送回军营后返魂乏术去世。这张照片在美联社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讨论，发放照片前也特别派了记者到缅因州，给Joshua Bernard父母先看照片，咨询他们并「为表尊重」，军人出身的父亲John Bernard则要求不要公开照片。 国防部长Robert Gates知道美联社想发布照片时，也直接介入事件，致电给美联社行政总裁Tim Curley，请求他改变主意，不要违背家人意愿。
不过，美联社认为此照片能展现战争真实的一面，最后坚持发布，表示「尽管不愉快甚至有点残酷，但是呈现那地方战争的实况，是新闻责任。这照片说出了一个牺牲的故事、一个英勇的故事。我们觉得照片说出了一个人民应该要看、要知道的故事。美国国防部长后来批评道：「我无法想像Joshua Bernard下士的死，对他的家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和伤害。我也实在无法明白，阁下的机构怎么明知会对他家人造成更多痛苦，仍执意违反他家人的意愿。」结果，全国有至少20份报章以头版报道了有关Joshua Bernard的故事，但全部都把那张具争议的照片放在内页。
「相对美军，我们一向没有被限制拍摄和公开敌方的死伤图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难道这些人性命的价值比不上美军或其他北约军人吗？」
应该发布还是不发布？是伤痛黯然的死亡，还是英勇不朽的牺牲？在私隐权和大众知情权之间，家人的情感与新闻价值之间，这种道德争论也许永远很难获得圆满的解答。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Julie Jacobson却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相对美军，我们一向没有被限制拍摄和公开敌方的死伤图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难道这些人性命的价值比不上美军或其他北约军人吗？」或许，我们还记得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利比亚狂人卡达菲被杀后的遗体等影像，这些照片都曾在世界部份主流媒体发布和网络传播，却并没有明显的官方限制和舆论压力。能见敌人之死，自然沾沾自喜，我们道德界线的双重标准是否就建基于敌我之间？随着被摄死者的身份，观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条界线仍在一一浮动。
有关死亡的影像，并一定要在画面上呈现死者。有时拍摄到人们临死 (About to die)的状态，比起拍摄到尸体更令人争议。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有一张照片，只在当年911翌日于主流媒体出现过，之后便几乎在美国国内完全消失，它便是题为「The Falling Man」的一张美联社新闻照片，拍摄者为Richard Drew。照片捕捉到一位男士，从世贸大楼高层跳下来的一个下堕瞬间，头向地脚向天，姿势却有点像幽雅地跳舞。在那个如地狱般的世贸现场，他属于被杀还是自杀，无人知晓，也很难说得清。影像里没有展露任何尸体，当下他仍是活生生的人，却由于我们的想像，延伸照片的悲惨结局。结果，报章刊登后遭到大量的抨击和投诉，从此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自我审查」，再不刊登这张照片。取而代之，是一片片颓垣败瓦，和互助救人的图片和故事。
观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绪反应变得两极，我们根本很难估计照片发布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是一张具有公共意义或新闻价值的照片，也有类似李旺阳照片的几个元素，但影像却完全从相反的方向遭到观者舍弃：一）对事件的巨大悲伤反而增加了对照片厌恶的情绪；二）照片的临死状态并不血腥恐怖，但目睹有血有肉的人将死有更大的震憾；三）照片刺中了大部份读者对恐怖袭击的想像和恐惧，从而产生巨大的反感。这似乎正正暗合了Barbie Zelizer所言，观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绪反应变得两极，我们根本很难估计照片发布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的故事并未完结。 5年后，美国导演Henry Singer拍了一出纪录片《9/11: The Falling Man》，诉说这张照片和背后的故事，其中一段很有意思的环节，是记者Tom Junod想找出这位Falling Man的真正身份，以及其他在911当天从世贸大楼跳下轻生至少200名的受害者，因为无论从官方和传媒的档案资料里，他们都仿佛并不存在。他觉得，美国人要面对他们跳下去的残酷处境，才会真正懂得面对这宗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随后而来的释怀。
寻找和核实身份是一件很为难的工作，因为最终需要死者的家人，亲眼看看那张照片里的死者外貌来核对其身份。我们大概会预计，这种举动只会再次挖痛死者家属的疮疤。不过，事实上，纪录片里有一位死者家属Richard Pecorella，反而主动从各新闻画面里寻找自己未婚妻的踪影，他想知道她是否被火烧死，还是自己跳了下去，他不希望她死得不明不白。结果，他在两张911的新闻照片里找到未婚妻的身影，一张是她在世贸大楼窗边等待救援，另一张是她正在堕楼下去。他知到她的死因后，感到如释重负，减轻了不少痛苦，在那种极端状况下，他觉得她的未婚妻很是勇敢。
死亡的影像并不一定可怕厌恶，冒犯亵渎，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确认与释怀。
或许，我们如何看待死亡，也就几乎等同我们如何看待死亡的影像。死亡的影像并不一定可怕厌恶，冒犯亵渎，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确认与释怀。但无论如何，现代社会对死亡始终有太多的禁忌，传媒工作者在面对有关死亡的影像时，始终要小心考量，切身处地感受对方的处境，在揭露社会问题同时要尊重死者和其家人，大概要达到这个平衡点，是记者们一生的功课。
（特以此文纪念友人约一周年离世。那张极其普通的头版新闻照片，展示两位医院婶婶推着被覆盖白布的你。我永远记得看到这照片时的异样感觉。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