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死亡的照片或影像，现在大都是主流传媒的禁忌，也从来是编采人员要小心处理的地方。诸如任何天灾与人祸，自杀或命案，专业的传媒人都一直在问：我们如何报道才不会变成渲染和煽情？如何采访才能尊重死者及其家人？如何在视觉上不呈现但又能表达事件？又或者如何表现而不越界？更甚是即使越界仍能获大众接受？其实，这条所谓的「界」（新闻的道德界线），也是一条含糊可变而粗糙的界，有时只有在真正踩过界的时候，才会有人告诉你。我们大多是透过错误和反省来认识这条界。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一个任意妄为的借口，「心存尊重」和「将心比己」大概是很基本的人性价值和道德规律。当然，如果你冇人性，却是另一回事。
2002年《壹周刊》在封面刊登艺人陈宝莲在上海跳楼自杀后的遗体照片，大概是新闻摄影呈现死亡中最劣质的情况之一。在事件完全缺乏公众利益的前题下，该周刊派人偷进停尸间，拍摄到陈宝莲满身伤痕及衣履不整的遗体和容貌，并刊登在封面和内页上。除了是以耸动奇观的影像来吸引读者和刺激销量外，实在看不到什么理由要刊登这种照片。香港报业评议会审查委员会其后发出公开谴责声明，更指「在与公共事务和利益无关的前题下，将一名死者最差、甚至会令人感到不安的形相公开，实在无法令人信服这㮔做法是尊重死者、没有伤害到死者家人的情感。」结果，《壹周刊》被法院判定刊登不雅内容罪名成立，罚款五千港元。
其实，刊登尸体的容貌从来不是必然的新闻禁忌，重点之一是背后有什么公共的理由。在新闻摄影史上，被认为中国第一张印刷在报纸上的照片，正正是一张遗体照。这是1906年，上海《时报》破天荒刊登了南昌县知县江召棠的遗体特写，来证明他的伤口是天主教教士下的毒手，而非流传捏造的自刎。事关国家尊严，又与社会知情权有关，照片作为证据刊登在报纸，便显得相对合情合理。
照片仿佛成为了新闻摄影里一直想达成的透明「窗子」，读者完全透过这扇窗来认知现场情况，并且将矛头一致指向背后导致惨剧的原因－中共政权。
类似的「被自杀」悲剧，却竟然在一百多年后的2012年再次上演，不过角色错配也就显得异常讽刺。谈的正是内地维权人士李旺阳在窗边被自杀的照片，也是近年最震憾人心的影像之一。照片并不是由专业摄影记者所拍，据报是李旺阳的好友朱承志在医院病房现场迅速拍下了几张照片和短片，随即被公安驱赶。其中一张照片令人异常痛心，展示了妹妹李旺玲抱者仍站在窗边的哥哥遗体在哀伤噱哭。而另一张照片则成为令人质疑自杀的证据，显示他的双脚仍旧着地，完全难以理解如何凭他无力的双手自杀上吊。画面里的遗体影像，简单直接而毫无修饰，却竟意外地先后在网络世界疯传，和主流传媒里刊登，而且几乎没听到有关对「刊登尸体照片」而产生的不安投诉，实属非常罕见。照片仿佛成为了新闻摄影里一直想达成的透明「窗子」，读者完全透过这扇窗来认知现场情况，并且将矛头一致指向背后导致惨剧的原因－中共政权。
在陈宝莲自杀和李旺阳被自杀之间，最明显的分别当然是报道背后负载着几大的公众利益。前者是纯粹个人的自杀案，后者则是极有可能被政府逼害至死的政治案，牵涉每个公民的言论及政治权利和人身安全，公众利益之重大已经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李旺阳案中观众对尸体照片的接受，也有可能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对事件的悲愤掩盖了对照片不安的情绪，尤其是李旺阳才刚接受了有线电视专访后两天便死亡；二）遗体的死状并不血腥恐怖，尺度在观众接受范围之内；三）照片刺中了大部份读者对中国的想像和恐惧，从而产生巨大的共鸣。
大概去年欧洲难民潮里最广泛传播的照片－叙利亚三岁男孩Aylan Kurdi伏尸在土耳其的海滩－也很符合以上的三点理由。照片虽然也惹来不少批评，例如英国《Spectator》杂志专栏作家Brendan O'Neill形容照片为「Dead-child Porn」，指它「不能引起大众对廿一世纪难民的严肃讨论，只能激起西方读者自我悲情的满足」，德国的小报《Bild》也被读者投诉在背面全版刊登了该照片，但其后《Bild》却以整份报章和网站开天窗的方式，抽掉其中一天的所有新闻照片，作为对读者投诉的抗议，并指出新闻摄影的重要，声明「世界需要看到真相来改变」。事实上，大部份传媒人都出奇地同心一致，希望透过照片的发布，来呼吁欧盟及全世界国家领袖解决鈙利亚难民问题，当然成功与否，又是另一回事。
即使有传媒决定刊出这张儿童尸体的照片，但在选图和编辑处理上也各有不同。有些报章选择稍为正面看到男孩脸容躺在沙滩的照片，有些则选择警察抱着他而看不到遗体容貌的图像，有些则选择他伏在沙滩但却是背面的影像。编辑上也各施各法，有放在头版全版、半版、内页和背页之分，大概从中也可看出各传媒的立场、美学和道德界线。但为什么是这张小孩的照片能广泛流传和接纳？之前有媒体也刊登过成人难民遇难的照片，网络上也流传过一些甚至更赤裸裸更直接的难民儿童伏尸海滩影像，但为什么是这张Aylan Kurdi照片得到巨大的共鸣而不是其他？
《About to Die: How News Images Move the Public》作者Barbie Zelizer：「一方面照片能激发道德愤慨、责任感、同理心、怜悯心，令读者要决定他们要为眼前的景况作出什么反应；但另一方面，照片也会产生负面的反应：羞耻感、偷窥的罪恶感、奇观性、共谋和冷漠。」
《About to Die: How News Images Move the Public》作者Barbie Zelizer提出新闻照片较为人忽略的几种特质：不可预知、想像力和情感(Contingency, Imagination and Emotion)，是令照片广为流传的重要面向之一，而不是单纯的理性的资讯(Reasoned Information)。她认为照片要获得社会的吸纳和讨论，情感的带动是非常重要，有时展示一些的极端情况能「逼使观者强大的情绪反应，从而产生意义，甚至作出行动」。不过，她同时指出，观者对死亡影像的想像力也可令情绪反应变得复杂和两极：「一方面照片能激发道德愤慨、责任感、同理心、怜悯心，令读者要决定他们要为眼前的景况作出什么反应；但另一方面，照片也会产生负面的反应：羞耻感、偷窥的罪恶感、奇观性、共谋和冷漠。」这个平衡从来都很难得，而且通常只有「马后炮」的分析，无法事前计算。
不过，若从这个思路来看，这张三岁男孩Aylan Kurdi的影像所以广被接纳和刊出，可能正是照片的影像不知不觉间引领了读者的想像力：照片整体的气氛很平和，视觉带点距离而没有夸张戏剧性，周围环境也没有一丝暴力可怖的痕迹。 Aylan Kurdi穿着得像个欧洲白人小男核，犹如熟睡般躺在平静的海滩上，与我们平时认知的难民形象不同，难怪有传媒形容他为小天使，但却遭遇战争和大海无情的吞噬，这种看不见的残酷和美丽天使之间的反差，以及「欧洲小孩」想象引起的共鸣，或许正是全世界读者同情和愤慨的原因？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