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汉娜 · 鄂兰（Hannah Arendt）的政治哲学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出版至今，不断给人们带来启示。她指出人世的希望所在，和这希望的真实条件。2016年，这本书繁体中文版再版，这里节录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叶浩为本书所写的导读，以飨读者。
劳动与工作，一个关于动物界与人类世界的划分
《人的条件》顾名思义涉及“人”的界定，谈论其根本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抑或生存的各种处境与条件。不过，鄂兰的写作风格既非直线式的逻辑论证，从前提一步步推演到结论；也不采取典型的英美分析哲学风格，直接破题，对书名涉及的两个概念进行分析或界定，而是以“活动生命”为主轴，采取一种螺旋状的方式层层推敲“劳动”、“工作”、“行动”三者各自的特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历史上的此消彼长，借此不断增添读者对于活动生命的理解，从而理解党强调人类困境与希望之所在。
三分活动生命是为了提醒：人类与动物之别在于人类可以工作，制造东西，不像动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计划未来，也不能生产可以在自己生命结束时还继续存在的东西；况且，人也可以行动，就是一群人共同进行、完成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可以不朽，因为人们会继续记得这一件事，会去理解其意义，只要社群继续存在，他们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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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
作者：汉娜 · 鄂兰（Hannah Arendt）
译者：林宏涛
客观真实的人世间，就是行动的舞台
劳动与工作之别，是故乃自然与人为，亦或动物界与人世间的对立。不过，两者还存在另一个关键差异。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本身会在维持生命的过程之中消耗殆尽，而生命结束之后肉身将化为腐朽，回归自然，不留痕迹。至于工作，虽然其过程无非是把原本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当作材料，来进行改造或转化，所以也算是一种破坏，但，借此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得以久留，甚至远长于制作者的生命，且能让不同的人共享，从而造就一个客观的真实世界！
这个客观的真实世界，就是“世间”，其重要性不仅是工作的成果，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人们得以“行动”的场域，并且满足了政治得以进行，甚至造就不朽的条件。进一步解释，让我们先试着拓展一下关于人为制品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工匠人制造出来的物品（object）若可供众人来使用或享受，它就可以创造一个他人也能体验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总和可以想象成一个小小的客观（objective）空间，之所以客观，原因在于众人都可以去体验，且关于它的事实也不再是任何人（包括制作者）的主观意见可以决定。延伸此一想象，所有的人为制品等同于提供了一个偌大的共享空间，让所有的人可以在之中体验世界，并且与他人互动、相识并透过认识彼此之差异来确认自己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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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所以是客观的，乃因不同的主体（独立的个人）皆能感受其真实存在，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但彼此间的差异非但不是否证“客观”的理由，反倒是一种证实世间存在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之证据，以及单一观点的狭隘与不足。据此理解，客观性不是封闭性的减法所得，关乎所有人必须或可以取得相同感受之事物，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加法，容许尚未发现的视角来体验共同世界。不断拓展原先的理解，增添新的向度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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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间的进一步说明，鄂兰还提出了以下两点，似乎呼应了上述的解说：
“整个人类事务的事实世界，其真实性与存续性仰赖（一）曾经见过、听过，且记得的他人之现身说法，以及（二）无形的事物得以转化为有形的事物。若非记忆，或者记忆的维持和建构所需要的实体化（reification）工作（希腊人称此为一切艺术之母），一切活生生呈现过的行动、言说与思想，到头来终将失去它们的真实性，烟消云散，宛如不曾发生过。”
据此，他人的现身说法，以及记载这些说法让事件得以流传后代，供人阅读的信件、书写等实体的东西，是确保人世的真实性与存续性的关键。当然，这样的真实性也存在不同解读或修正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对鄂兰而言，并不意味着客观性的消失，而是意味着人类世界的客观性，是一种仰赖不同主体的存在，属于一种“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现象学所倡议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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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与原谅——希望政治的实践与本体论基础
其实，鄂兰不但替人类处境把了脉，也指出了希望之所在，以及如何可能落实的条件，一直存在但人们似乎忘却了的真实条件。
她的方案世俗化了犹太教最独具特色的核心概念“和解”（reconciliation）的两个元素，亦即“承诺”（promise）与“原谅”（forgiveness）。把原初“神主动寻找人，透过宽恕过去并应许未来以恢复创造者与受造物的关系，从而缝合人与人之间的撕裂”之信仰，转化为，人们可凭藉自己的集体力量，共同透过原谅过去已然发生，但不可回复的悲剧，并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让尘世成为一个以友谊与善意为基础，一个可以爱、值得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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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natality），本身就是奇迹，就是起新、开闯的能力，也是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应许。然而人们在享受生命过程时却容易忘记。国家亦同，城邦建立之后，承平时期让人忘却当初建邦立国多么不易，逐渐转向关乎个人生命的劳务与制造，乃至于“小确幸”（petitbonheur）。柏拉图更是如此，不但忘却了哲学始于对世界与生命的赞叹，也让本身就是目的的政治行动，沦为一种手段。
此外，霍布斯（Hobbes）替西方所开启的政治哲学“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主流理论，认定社会乃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为了巩固并增加既有利益而彼此签约而建立，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外是利益的结合，政治也不过是共创双赢的工具。
失去尊严之后的政治，如同工匠人的世界，从事关于劳动与工作的立法。然而，鄂兰大声疾呼：政治不是制造业，其意义在于行动。我们不该忘记生命与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更重要的是，人们不该忘了，我们也随时有让国家“再生”的行动能力。而这个能力，正是耶稣所提醒的。
鄂兰援引的不是《圣经》所记载关于耶稣行神迹的事，而是他所说，原谅本身具有创造奇迹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断开铐着一个民族双脚的因果链结，让所有人再次向前走，不受已然发生，不可回复的悲剧事件所阻挡。换言之，我们不能让死者复生，但可以让生者破裂的关系恢复。这才是政治的高贵之处，也是此时世界真正的信仰与希望所在——鄂兰如是说。
相较于过去人们将此生的盼望寄托在死后的永生，导致“世界疏离”现象，以及当今某些人殷切期待科技能够将人类带离我们现居的星球，所罹患的“地球疏离”（earth-alienation）症状，抑或从公领域撤退、进入个人内在世界的做法（亦即一种“内在移民”的生命策略，最终导致极权主义的原因之一），鄂兰呼吁我们珍惜人生在世的一切，也呼吁族群关系撕裂的社会，以受害者原谅不可回复之悲剧，加害者承诺不再重蹈覆辙的政治行动，一起走出历史，得以从人为事件的因果枷锁中获得释放。
不过，承诺不一定总能实现。正如“生”可以开启无线的因果链结，行动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后果可能多方拓展漫无边际（boundless）。是故，在一个因果开放的人世间，承诺只是汪洋大海上的“岛屿”，提供些许的确定性，让我们的集体生活得以有所依据。
但，承诺的落空也就是原谅之所以必要的时候。不同于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也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者的主张，鄂兰的理论指出，一个国家是靠奇迹似的行动才建立，也唯有靠所有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选择原谅，让彼此从过往的人为事件之中释放出来，社会才得以存续，得以再造。人们是否会如此选择，当然存在开放性，但也因此才可贵，才有意义。
（标题由编者所拟，书中标题为：人类行动的本质与政治希望之所在——鄂兰《人的条件》导读。作者叶浩，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