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起诉完以后，没有出版社或者教育部门对此表达过任何重视。可以做的太多了。”3月17日，秋白对端传媒记者说。
秋白没有想到，自己状告中国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任由中国高校使用歧视同性恋教科书一事，会在北京顺利立案。
秋白是广州中山大学一名大三学生。大学后，她发现自己的同性倾向，开始在书本里寻找答案。但她在图书馆查阅的教科书里，多是把同性恋归类到“性心理、取向障碍”，甚至主张电刺激以彻底改变性倾向。
这三十年间，从被中国法律定性为“流氓罪”到“一个错误”再到政府的“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中国同性恋人群的可见度及生存状态一直在改善。越来越多的同志敢于“出柜”，更敢于站出来代表广大群体发声；并在不断通过司法或行政途径，推进政府层面对于此问题的重视及改观。
秋白是其中一个“突围者”。她先后尝试给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无果。她在网络上公开致信教育部想谈谈错误教材的问题，被腾讯等多家平台删除。她去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报案，对方看她的眼神有点怪，“内部讨论一下”之后，天河区法院不予立案。
最后，当她以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立案成功。她迎来了一次在法院与教育部非公开对话的机会。有支持者称，秋白和教育部的这次庭前谈话，是LGBT（lesbians, gays, bisexuals, transgender的英文字母首写）群体和政府部门的首次正式对话。
“总的来说，中国LGBT人群的权利在过去数十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中国各类LGBT社会组织自身努力所推动的，而中国大众对于LGBT人群的态度也日益趋向宽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中国分析师James Yang告诉端传媒记者。
不过，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和限制，依然存在于中国职场、家庭及校园等各个层面。
1.“将愤怒、叛逆转化为爱和非暴力的行动去推动改变”
让秋白下定决心站出来的若干理由里，一件事对她触动很深。
在她参与的一项调查错误教科书负面影响调查中，一位被访谈的某高校医学生告诉她，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至今仍然希望科技可以发展到改变他的性取向，让他变得“正常”。后来他在学校的医学教材上看到同性恋被描述为变态和爱滋病的高危人群，抑郁症加重。他甚至不敢和自己的心理医生提到他是同性恋。
越来越多的朋友向她倾诉他们在校园里被欺凌、老师在课堂上发表“恐同”言论的经历。
“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所做的远比我们应该做的少。将愤怒、叛逆转化为爱和非暴力的行动去推动改变，这也许才是出路。”在她名为“秋白的自由野”的微信公号里，秋白写道。
秋白联系了20多名LGBT成员，希望针对教材中存在同性恋表述，作出抵制行动，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有人担心在校学业受影响。有人担心家人接受不了自己的同志身份。
“是什么让我踏出那一步，又成为现在的自己？”
2016年1月15日，秋白写道：“可能有对错误及污名的气愤，有对自己没有‘错’和‘病’的坚信，有骨子里性格的反叛，有对不公和霸权的愤怒。”
2.母亲们：从撕心裂肺到接受
当一则“某高校一女同性恋患者起诉教育部”的新闻传遍网络之后，秋白的母亲收到了学校辅导员的通知。
从未了解女儿性取向的母亲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结果是，母亲带著秋白去医院做了三天的全身检查，并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说服教育，希望“治愈”她的同性恋。
“现在一般大众对于同性恋人群的态度就是‘不关心不反对’，只要这个事情不发生在我自己和家人头上，”来自广州同志NGO同性恋亲友会的负责人阿强告诉端传媒记者。
和许多的中国同志父母一样，秋白的母亲当时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空白，认为他们遥远、恐怖。
“恐惧和担心来自于没有认知”。
“女儿跟我出柜那天晚上，我撕心裂肺地哭”，网名叫做“小莉妈妈”的一位同志亲属，正在一次“同志亲友恳谈会”上作分享。当天，在重庆滨江路的一间美术馆里，挤进了70名当地的LGBT人士和他们的父母。“同性恋亲友会”是内地首个同性恋者亲友会公益组织，旨在向同志亲友普及宣传关于同性恋的常识。
“小莉妈妈”和老公都是中学老师。2012年5月，女儿佩佩打来电话，向她出柜。“听到‘同性恋’三个字我一下就懵了”，小莉妈妈说，“我觉得这是很变态的事情”。
“去找她的女朋友闹过，也找过医生‘治疗’”，经历了数日的彻夜难眠，小莉妈妈开始尝试了解这个群体，“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上网，就查‘同性恋’、‘同性恋’，在那个百度里面使劲查”。另一边，女儿佩佩不断整理关于同性恋的资料和同性恋组织的宣传小册子给妈妈，小莉妈妈慢慢有了认知，“同性恋它不是坏事，不是错事，它就不是个事”。
小莉妈妈在女儿的鼓励下参加了同性恋亲友会组织的家长协力营，在那里她发现，原来不只有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也不只有自己是同志妈妈。小莉妈妈说，“但恐惧和担心来自于没有认知”。
现在，小莉妈妈不仅接受了女儿的性取向，还开始在工作之余做同志公益：组织线上线下活动、寻找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议案、到高校做同志议题演讲。
小莉妈妈只是越来越多乐意接受子女同志身份的中国父母的一个缩影。2005年，广州的同志妈妈吴幼坚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公开媒体支持同性恋的母亲，“从支持儿子出柜到现在，我已经做了10年的同志公益”，吴幼坚对端传媒说。
在秋白起诉教育部期间，时常自责和流泪的秋白母亲开始偷偷关注女儿的新闻。有一天，她告诉秋白：“虽然你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但社会还不接受，你们还是低调点。”
秋白相信，行动迟早会打开理解之门。
3.“LGBT以及同志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肯定是在变好的”
“让我感动的是，出柜以后我的直人（指异性恋）朋友都很关心我，会问我各种相关事宜，”秋白告诉端传媒，“看得出来，异性恋不会特别关心同志出柜这件事，不会大惊小怪。”
伴随诸多勇敢站出来维护个人权利的“突围者”一起的，是扮演“推动者”角色，更多参与到大范围社会事务中的，愈加壮大的中国同志NGO队伍。
“如果在亚洲范围来讲，中国的同志生存状况处于中上游水平。”
在秋白起诉教育部背后，是同志NGO对她的支援和帮助。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和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都曾跟秋白一起讨论如何推动校园对性少数人群更友善的环境。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负责人小振也告诉端传媒，包括联系代理律师、媒体等事务，他们都尽可能地为秋白提供了帮助。
“新千年来，LGBT以及同志在中国的生存状况肯定是在变好的”，“同性恋亲友会”的负责人阿强告诉端传媒记者，“如果在亚洲范围来讲，中国的同志生存状况处于中上游水平。”
阿强从2000年开始便从事同志平权运动，目前，他正致力于推进中国家长对于同志的接受度。“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没有太多宗教上、文化上的原因阻碍同志的生存及其权利的发展，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不是家里的亲人出柜，他们都懒得管其他人是否同志的事情。”阿强说。
同性恋人群更乐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2003、4年的时候，要找到一个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经历的同志非常困难，更不用提上镜的事情，但“现在随便一找，就有十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同志”，阿强表示。
中国最早的同志NGO之一——北京同志中心，已经创办八年。“神经病、色情、违法犯罪，这是过去中国一说到同性恋就会贴上的三个标签”，该中心负责人辛颖告诉端传媒，“但现在慢慢在改善”。目前，北京同志中心的运营主要依靠社区筹款等资金，“但没有政府的钱”，辛颖说。
现在，北京同志中心与超过50个商家、高校有不同形式的合作，例如携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LGBT调研报告，或与高盛（Goldman Sachs）中国培育员工对多元性别、多元文化共融的项目。
“每个社群的需求都不一样：包括就业权、教育权、婚姻权、住房权等等”，北京同志中心正在尝试为LGBT族群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同志NGO，分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但在乌鲁木齐、兰州这样的西北城市，或泉州、玉林等三四线城市也相继出现了LGBT的相关组织。他们多为LGBT群体自发创建，服务内容越来越丰富，项目也更为细分。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同志NGO，我在昆明接触过同志NGO，还是政府拨款给他们租的房子，他们经常在那里举办很多活动”，中国知名学者李银河对端传媒称，过去比如同性恋文化节、同性恋选美活动，政府都要去取缔，但现在没有那么严厉，有了一些进步。
不过，李银河同时强调，中国政府接触同性恋组织，主要是出于防治爱滋病的需求，而非为其正名。
4.政府态度：“喝茶是免不了的，但都对我挺客气”
在秋白出生的年代之前，中国的同志群体走得比现在更为艰辛。如她在调查中所见，有的教科书介绍“性倒错即平时所说的性变态，它是指性活动中违反当时社会习俗的行为，包括同性恋、异装恋等”，有的认定性倾向可以转变，“当看到同性刺激物件引起性兴奋时，立即口含一篇事先准备好的黄连使之产生强烈的苦味体验”。把同性恋视为“可治疗且应该治疗的疾病”，是中国官方对同性恋的最早认识。
1957年，中国的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同性恋构成流氓罪。30年后，公安部曾以批复的形式指出对同性恋问题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情况下，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1997年，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重要标志。
“在联合国反对性倾向歧视的公约表决的时候，中国投的弃权票，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当下对同性恋的态度”。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删除，实现了同性恋非病理化。而这一删除动作，也正是秋白为驳斥教科书“治愈同性恋”一说寻找的论据。
直到2005年7月，中国官方才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男性同性恋人数的资料，意味著政府对同性恋这一群体存在事实的首次确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向端传媒出具的《“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对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相关问题保持沉默，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态度。
李银河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在联合国反对性倾向歧视的公约表决的时候，中国投的弃权票，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当下对同性恋的态度”。
“弃权者”，也许是对中国官方的最佳诠释。
包括阿强的同性恋亲友会在内的诸多同性恋NGO，仍然无法在官方注册。端传媒记者致电广东省民政厅，其明确回复，国家政策尚未放开，无论在全国层面或地方层面，只要是与“同性恋”有关的社会组织，都没有办法注册。
端传媒记者再致电国家民政部，询问民政部对LGBT相关NGO的注册情况和审批态度。国家民政部回应，还尚未收到过全国性的LGBT 相关组织的申请，亦不掌握地方民政部门的相关申请和审批情况。
据国家民政部的一名内部工作人员向端传媒记者表示，在国家公开的一些政策法规中还尚不能查询到对于“同性恋”相关社会组织的确切禁令，但或可能是政府内部的精神传达。
不过，与最近劳工类NGO数名工作人员动辄被关押相比，同志类NGO的负责人们还算命好。“喝茶是免不了的”，阿强说，“但都对我挺客气，没有遇到被强行带走的情况”。
5.“与美国同运平权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不坚持吗？”
桎梏已久。她实在太期待对话时刻的到来。
2015年11月24日9点13分，秋白，这个20岁出头的、还戴著白色羊驼毛线帽的小姑娘与律师一起走向裁判厅。法院门外，男男女女的支持者喊著：“秋白，加油！”
面对教育部派来的司法工作人员，秋白一连串的询问：教育部是否针对高校进行把关审核？哪个部门具体负责？接下来如何处理？
对方均表示不知道。
对话结束后，其中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私下对秋白说：你是个学生，应该好好读书，管好自己，我们也不希望这些事影响你的学业。
秋白对这样谈话很失望。但她同时感到这一年的许多个“第一次”真实而激动人心：第一次鼓起勇气走向街头举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第一次走向教育厅的信访办公室递交举报信，第一次走进法院的立案大厅排队等候并在法院门口扬彩虹旗；也第一次并成为了第一个与教育部官员们坐在法庭上谈同性恋问题的同志……
更让她宽慰的是，身边几位好友收到了来自秋白母亲的短信——“感谢你们一直陪著她”。
类似于秋白这样的“突围者”正越来越多。2015年11月，北京纪录片导演范坡坡亦因其讲诉同志母亲的纪录片遭遇视频网站“封杀”，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要求这部纪录片下架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而在更早的2014年，同性恋者小振状告一家重庆诊所非法利用电疗“治疗同性恋”的案件更是历史性地获得胜诉，负责此案件的北京海淀区法院破天荒地在判决书里写下“同性恋不是病”的表述。
秋白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美国人民用鲜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坚持抗争50年，才换来今天全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在教科书去污名化议题上坚持的这两年，与美国五十年同运平权历史相比只是一个小零头，我们有理由不坚持吗？”秋白写道。
但现实时不时仍会蜇她一下。
“爸爸有天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现在走的路是错的，说我跟我女朋友不是真正的爱情。”在采访的末尾，一直显得非常冷静成熟的秋白突然这样说，声音有点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