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绪林如此决绝地走向死亡，我悲哀地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地体察他的痛苦及其笼罩的生命。这两年他不时会提及死亡和自杀，但我从未相信他会真正地付诸行动。我记得，在我们还有比较多的交流的时候，应该是前年了，我们曾谈起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自杀问题。
我知道，他确实是在思考，或毋宁说设想自杀对于他自己的意义。然而，我绝不曾想到，他最终会走入到熄灭生命的孤独绝望中，以至于让自杀成为无可抗拒的诱惑，甚至压垮了杀死自己的恐惧。然而，我应该想到，其实他是有可能爆发出罕见的行动的意志和力量──在他表面的柔弱和忧郁当中，他可以霍然奋起以只身之力对抗世界。正是这样的勇气让他在2000年夏天贴出“爱之和解”后，虽面临雷霆压力仍义无反顾地走向北大三角地。这种决绝的迸发也最终让他敢于在瞬间崩裂生命。2002年春我在宿舍门厅第一次遇到他，他的文弱让我无法相信他就是两年前那个在暴风雨中挺身而出的“英雄”。
此后至今，十多年了，我看着文弱忧郁的他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爱莫能助，但忽视了，没有想到他会再度爆发以毁灭的方式结束这一消耗。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正如他自己也愿意的那样，他的毁灭──打碎了玩具──将为他揭示真相。他祈祷宽恕，为了走入上主的希望之门。现在，他知道了真相，但我再也无法等到他的微博。
在这里写这些文字，只是想尝试理解绪林的死和他的生。我虽然和他相识多年，曾有深入交流，但正如我开头提到的，他的猝然离去让我意识到他对我仍然是未解之谜。即便他今天依然活着，如果要我谈谈他，我也必须承认他的生活和心灵中的很多空间对我是封闭的，尤其是这两年我们的交往渐趋淡化之后。如果我并不确定能洞察他的生命，我有什么资格写下这些文字？
这首先是因为我不得不哀悼和送别一个不辞而别的弟兄和朋友。我未能在他生前努力去进入的心灵，并与之分享、寻求他的回应，现在只能在这些辞不达意的文字中尝试呈现这幅残缺的肖像，作为我们的友谊的纪念，虽然在此世我已无法馈赠给他。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浸透于他的生与死中的心灵探求和精神困境，对于每一个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人，仍是珍贵的启迪。
我必须心存谦卑。正如我和绪林共同的弟兄和朋友瞿旭彤，在他的纪念文字中提到的那样，这种文字常常是消费亡人、卖弄自己、贩卖私货。人们会借机把自己的想象、怨愤、抑郁乃至某些阴暗的动机夹杂在对逝者的缅怀哀悼中。在面对悲剧性的死亡时，首先要理解的是悲剧本身。加缪提醒我们，不能混淆悲剧与绝望，要让悲剧成为踢向苦难的重重一脚。然而，这必须是得到理解和救赎的悲剧，否则只能彰显人世的绝望。
1
绪林的悲剧可能在于，从幼年起到告别这个世界，他一直没有进入生活，没有形成温暖牢固的人伦情谊来抑制孤独、呵护生命，而在由此造成的焦灼和缺失中，也未能在信仰、政治、学术中安顿身心。他并非不愿意进入生活，相反他非常渴望，他曾努力过，然而在他的世界、他的秉性里，似乎有某种障碍，让他无法完全胜过自己的命运。
绪林出生湖北红安乡村，身世可谓凄苦。从他给我和妻子文瑾的片段叙述里，我们大概知道，他的爷爷因为“政治面貌”而被“镇压”，奶奶带着父亲改嫁到后来他出生的村子里。在他还年少时双亲就已经去世。近期我才知道，他有四个姐姐，其中有两个姐姐死于自杀。他的二姐把他艰难抚养成人，之后二姐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他读大学时，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常年不回家。
工作后，他把微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都用来帮助姐姐，并把身后的所有都留给了姐姐。然而他也常年不回故乡，不再因为缺少川资，而是无力面对家乡的贫困和亲人生活的苦痛。从这简短的叙述，我们可以约略想象，他事实上是没有家和家乡的，生来就是一个注定要漂泊的异乡人。
而对于他在成长中遭受的辛酸伤害，他从未对我们讲起，虽然他曾给我描述过童年时家乡春天映山红铺满山坡，和夏夜繁星的美丽。我不知道他的心灵，特别是在年幼时，在这些家庭悲剧中承受了什么。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父母去世，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觉得被抛弃，没有得到接纳。绪林日后似乎始终难于完全接纳自我，这很大程度上是其幼年创伤经历的结果。显然，他是开了一部马达存在着严重隐患的车踏上了人生之路，如不能及时修复，难免有一天会抛锚熄火，无法再度起程。
九七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绪林受洗成为基督徒。著名的袁相忱牧师为他施洗，他称袁牧师为爷爷，师母为奶奶。他在爷爷的教会中聚会，经常出入爷爷奶奶温暖的家中。袁牧师继承了中国本土教会重视基要真理和敬虔生活的传统，绪林领受的是一种强调认罪、内省、熟读圣经、高举基督、信靠圣灵的牧养方式。在他后来的纪念文字中，绪林视爷爷为属灵伟人，并且，爷爷代表的彰显单纯信心和巨大属灵力量的“古典信仰时代”，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了。
其实，这个判断更多的是宣告他自己短暂的虔信时代的结束。在绪林看来，袁牧师的牧养传统中，理性和知识偏处一隅，政治则属于魔鬼的世界，而这种认知有其时代背景──袁牧师因为拒绝加入三自运动（编按：中国宗教管理方式之一：全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而入狱长达21年。
在绪林那里，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政治的“偶然”卷入则使他开始摆脱这一高度内省的生活方式。显然，进入政治要突破某个属灵团体的界限，在混乱和复杂中思考和寻求共同体的可能与意义，因此理性和知识的装备必不可少。
不过，如果世俗主义者认为政治与信仰截然对立，了无瓜葛，则与基要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初，绪林恰恰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卷入政治，这绝非“偶然”。2000年初夏，在邱庆枫事件在北大造成的愤怒和喧闹中，在六四到来所面临的风声鹤唳的恐慌与紧张中，他以祷告天父开始，呼吁民族的和解与宽恕，我想他恰恰是他从试图加以摆脱的虔信主义中获得了爱和勇气──他说他没有惧怕。
这篇《爱之和解，燃起的第11根蜡烛》在认识和分析上不乏幼稚含混之处，并没有把握好正义与爱之间的张力。不过它出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之手，他刚刚在北大哲学系读硕士一年级。然而，它致力于反思六四悲剧背后的传统的重负、理念的脆弱、理想的狭隘、伦理的丧失，呼吁放弃仇恨与清算，号召以宽恕与和解来弥合民族的创伤，在责任和承担中打开民族的未来：“来吧，我们一起来，我没有蛊惑你们，我一人走在你们的前面，承担我的责任。没有吵闹，没有狂热，没有激愤，只有冷静，只有理智，只有更深的对民族苦难的同情。让我们燃起温暖的烛光，驱散怨恨和惧怕，显示爱和信任，表达善意和谅解，为民族，为将来投一票信任！”
虽然那时烛光没有燃起，始终没有，但焉知将来在再也无法回避的时刻，这个年轻人的真诚而微弱的召唤不会成为我们的指引？至少，当时这个召唤立刻感动了我的另一位基督徒朋友，也是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一位博士，迅速贴出文字予以诚恳的回应。
这个事件──也许还够不成事件，不过是历史巨浪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罢了，但是它确曾灵光一现，启示了以基督信仰超越历史理性的努力与可能。
绪林在文首祷告：“天父啊，求你见证，此刻我没有惧怕，只是仍然疑虑这是不是被给予我的使命，而不是我自身的僭越的选择。”未来将回答绪林的疑虑。或者，当我们在他的行动中看到了以宽恕与和解超越历史的必要，回答已经给出了，他的祷告已经得到了回应。
绪林在当年秋天还曾努力组织过北大学生自治会，编写意见调查，到学生宿舍活动。他的努力显然失败了。次年2001年六月，他再度贴出海报，宣布要发表演讲，以基督徒的身份为六四的和解呼吁，结果被便衣驱车押走。这些公然挑战体制的行动必然是徒劳的。
他似乎应该就此会走上投身公民运动的道路；其时正值2003年前后，中国社会展开了维权运动。然而他没有，而是放弃了政治行动。当然，他始终关注争取社会正义公民自由的努力。他与致力于公民运动的刘晓波、许志永、郭玉闪都有过交往，并在两年前通过滕彪捐款，支持维权运动。
2011年岁末，在一个邮件组的文字里，他表白“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原因是他“只关心自己”，需要照看孱弱和磕碰的灵魂和肉身。对这样的生命来说，政治显然并不能赋予充分的意义和根基。并且，生活中有很多与政治并无直接关联的美好，而即便是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也会滑入平庸和功利，远不足以消除苦难不幸并实现幸福。然而，他急忙声辩，这一对政治和自由民主的局限的议论绝非犬儒生活的托词，更非对自由民主的批判，而更多地是提醒人们，即使在不义、在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也仍然要追求良善、尊严、趣味、美好。
在紧接着于2012年初写成的评论高华和梁漱溟的读书札记里，绪林进一步探索超越自由主义和启蒙而寻求“生命的厚度”的可能。只有在传统宗教伦理、基督教式的超越信仰或者深厚的理性精神当中汲取丰厚滋养，才能在苦难与黑暗的压迫中依然润泽心灵，拥抱人生。
令人吃惊的是，这两篇文字与十余年前的《爱之和解》竟然有某种内在的一贯：他体察到人类处境的复杂性，拒绝以善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来审视和审判历史例如八九年的悲剧，并且诉诸生命的内在力量，在善恶交织的含混境况中寻觅道德秩序和个体身心的安顿。
可惜的是，知性上的透彻并没有能帮助他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坚实温馨的生活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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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而沉重的自我和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在爷爷的教会和家里没有被留住。基要式的虔信无法为他的政治和知性追求提供充分的指引，但内省和定罪则逐渐成为负担而需要摆脱。绪林肯定知道，虔信并不仅仅意味着内省定罪。
他之所以愿意频繁出入爷爷奶奶的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六七十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忠贞相守，即便21年的牢狱隔离也不能丝毫动摇。内省定罪正是为了让忠贞相守的生活成为可能，或者更为坚实。
对于绪林来说，他其实从来没有能够摆脱这种内省定罪的自我审视的方式──读一下他的微博便可知。然而，他始终没有能够从内省定罪出发，在上帝的爱与接纳中与自我和解，并走入可以温暖他的忠贞相守与平安喜乐。他之所以固执于内省定罪而不能自拔，并非因为基要主义的不当教导，而是因为前文所说，他的自我一开始就故障重重，他必须予以反复检视、探究病因。
信仰成了他检视自我的一面镜子，结果天父成了上主。这个上帝更多的是他敬畏的主而非可以信靠的父。他可以对之倾诉忏悔，但却不能倾听、顺服并享受他的爱。他和教会与信仰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所坦承的未曾虔信，在于他既未能于信中舍己并蒙福，也不能抛却信而不陷入虚无。
我和绪林认识时，2002年春天，他的信仰正处于从虔敬走向若即若离的过程中。而我初信不久，也有很多出于理性和自我的不确定，尚未能适应教会生活。周日，我们当时常一起去有较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SW教会团契，坐在角落里，听讲道有时会交头接耳，以至有一次终于受到旁边一位姐妹的批评。再后来，他不再去SW教会，那位姊妹还很内疚，以为由她引起。其实不是。绪林自此似乎更愿意去海淀堂，那里人多，没有熟悉的人，更少约束。
他到上海时，也和我去过校园团契，但最终还是选择徐汇的国际礼拜堂，那里环境优美，诗歌动听。当时在北京，我们大概有不少颇“自由派”的神学讨论。他在宗教学专业，却逐渐对政治哲学感兴趣，硕士论文以柏拉图为题──政治哲学大约正是从那时开始成为显学。
我主要研究政治思想，于是也有不少共同的话题。他02年毕业后到中华书局工作，曾考虑翻译《剑桥政治思想史》。他曾给我看过一篇剖析自己的文字，今天已经不记得内容，但那种曲折反复敲骨食髓的感觉，至今犹存。
后来，他有女朋友了，有一天到我宿舍，打开邮箱让我看他女朋友的照片和他们的通信，一个很秀丽的女孩，字里行间流露出彼此的甜蜜和依恋。女孩在北师大学天体物理。不久前发现引力波时，他还在微博上提到她当年的女朋友的研究与此有关。女孩去了香港读书，于是他后来也到浸会大学读博士。
我03年去了法国，和他的联系少了，06年夏天我参加浸会的研习班，久别重逢。这时，他和女友已经分手，他一直没有告诉我其中原委。这应该是他进入生活的一次重要努力，然而他失败了，也许留下了没有愈合的伤口。女友的照片则一直保存，09年到华师大入职，我帮他搬办公室时，又一次看到。
在港期间，他的信仰一度渐趋淡薄，甚至有一度要反出基督教，“觉得基督徒基本上等于伪君子”。他在浸会的专业本来也是宗教学，我记得他申请浸会时曾想以默茨的政治神学为研究计划内容，但我0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转向了当代英美的分析政治理论，博士论文选题是罗尔斯。他告诉我在自学高等数学和经济学，因为他渴望理性的确定和逻辑的坚实，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抽象独断。然而又叹息研习数学需要极聪明的头脑，而他没有。其实，我的感觉是，他拒斥的是自己的生活包括信仰的不确定，或毋宁说，缺乏生活带来的不确定。他至少希望，他依循分析理性和逻辑，无论生活和心灵如何，他能够掌控他的头脑。
他关于罗尔斯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其中的部分内容在他工作后不久就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然而，到了华师大工作以后，他并没有再推进关于罗尔斯和分析政治理论的研究，也放弃了数学的研习，转而投入到对西方哲学、神学、文学经典的阅读中，写下大量读书札记──这是他在教学之余的主要工作。
他的脆弱敏感的心灵终于占了上风，需要在西方文明的心灵之旅中寻求引导和共鸣。他这几年所做的，就是“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以及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这几年和他成为同事，最美好的经历之一，便是经常听他谈他的读书。经典阅读无疑为他带来了智性和灵性的愉悦和提升，但是，如旭彤所说，这其实又是某种苦修，他必须接受的某种生活方式，没有生活的生活方式。
他并没有能够沉浸于这种阅读而使之成为可以取代生活的享受或习惯，成为生活本身；他的人生并未因为这些阅读而扎下根基并获得方向，内在的苦痛、失落、纠结并未因此消弭或缓解，与其内省定罪的自我如影随形的现实中的无力感依然故我，并且随着步入中年而日渐强化。
刚到华师大工作的前两三年，虽然是一无所有，但他整体上还是乐观和快乐的。他工作投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健身跑步，与同事相处也其乐融融，偶尔还有约会；周末有时长途跋涉去复旦那边看一对香港的基督徒朋友夫妇，因为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他喜欢和他们一起玩。
那两年我们和一批青年同事住在华师大青年教师公寓，绪林则为了自在而单独住在附近的招待所。当时结婚的同事大多还没有孩子，不时会在一起聚会，绪林也乐意参加。我和文瑾那时候在思勉高研院，晚上九十点种，绪林经常会从政治系的办公室出来，骑车经过我们的办公室，招呼我们一起回公寓。当然，他也不时流露出常有的忧郁落寞，但是我们感觉他似乎将步入生活。
然而，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他始终没有再次进入持久的爱情，开始慢慢淡出同事的交往，与这些成了家并逐渐有了孩子的同事在一起越来越不自在。我和文瑾过年过节如果在上海，都会邀请他到家里，前几年他很愿意来，后两年就不来了。
前几年，我会经常和他一起在食堂吃饭，谈谈读书、政治、闲话，但是从前年起，他也逐渐不愿意维持这种频繁的交流，继而就很少在一起谈话了。他越来越显得落落寡欢。今天想起来，这些都是生命力逐渐衰落的表现。
3
到上海后，或者说，还在香港时，他要“反出”基督教的阶段结束了。他大概一直坚持读经祷告，但是他没有教会生活。偶尔去过团契，他有规律地去国际礼拜堂，不仅仅是去参加敬拜，也是享受徐家汇的环境、美食和电影。
周末去徐家汇可能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休闲方式。我们偶尔谈起信仰，但不多。他没有反出基督教，但也不愿完全进入基督教。他需要上帝来支撑自己的存在，但却也没有让上帝来拆除和重建自我。他承认自己的“缺信”。他更愿意在信仰中看到的是恩典成全自然，在审美、天伦之乐、生命的活力、公义和自由的政治中捕捉神的爱。
然而，这一恩典没有降临在他的生命里，因而他又仰慕方济各和小德兰式的纯粹、舍己、燃烧自我的信仰。他非常喜欢小德兰，送过我一本《灵心小史》，告诉我那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然而这纯粹的舍己之信更让他无法企及，只能感叹灵魂的软弱和对尘世温柔的留恋。驻足在未曾获得生活的自我中，信仰成了衡量自我软弱的标杆，而没有成为克服自我软弱的依靠。离开了巴比伦，却未能进入锡安山；或者说攀登锡安山，却遥望巴比伦。他对这一点有深切的洞察，却似乎无能为力。他感叹，未曾虔信，也就是在呼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可福音》9:24）。
非信徒或无神论者认为上帝不存在，信仰不过是一种幻想甚至自我欺骗，因此必然不足以帮助人超越自我。不过，很多信徒，如绪林视为属灵巨人的爷爷却历经患难而依然平安喜乐。基督徒则会怀疑绪林是否真正悔改得救，是否确实信靠基督来克服罪的捆绑。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是否得救。
绪林虽出身贫寒、孤苦无依，却没有在苦难中让良知沉沦窒息，更没有将目光局限于曾经的匮乏而汲汲于功利市侩。早年的苦难对他的意义，是促使他更深切地渴望和追求良善、正义和救赎，尽管在如此艰难的世道中，这不但不是一条星光大道，还会招致苦难甚至悲剧。
今天我相信，这些绪林“自找的”苦难和悲剧已经不同于他早年被动承受的苦难和悲剧。由于他是这样地渴望光明，这些苦难和悲剧也就打上了光明的烙印。记得薇依讲过一个传说：一只乌鸦渴望光明，于是大地就真的亮了起来。她接着说：如果确实有渴望，如果所渴望的确实是善，那么对光明的渴望，就会带来光明。这就是在我看来，绪林苦难的一生及其不那么“成功”的信仰挣扎所具有的意义。
绪林几乎没有功利心，从不与人计较利益得失，也不关心课题职称──对于一个入职第一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的人来说，稍作努力，升等不是难事。网上传闻他在华师大受到排挤压制，纯属无稽之谈。
他的职业处境主要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他对自己的学术工作要求极为严格，虽然留下了大量笔记，但在撰写正式论文时却极为谨慎，以至于成文很少，而对于写成的论文，譬如那篇《中国社会科学》关于罗尔斯的论文，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后来指出其缺陷并不惜放弃借此评职称的机会。
他在教学上则非常敬业，对很多同学，他不仅仅是老师，也是兄长和朋友，这些天看到的出自师大校内外同学的对他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叙述他们的谈话和交往，令我深深感动。
他不再投身政治行动，但一直关注公民和人权运动，两年前曾通过滕彪捐赠5000元支持维权运动。他并未因为孤独而颓废或放纵，而是有节制地关注和享受生活的美好之处，如旅行、音乐、美食、电影，并愿意与朋友分享，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对自己给人造成的伤害则会内疚，寻求原谅，离世前当天还要送水杯给一个他担心冒犯了的老师。显然，他在学术、道德和生活上都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但他性格中确实不乏矛盾之处。他的神情举止，常常流露出孩子气的好奇欢快，不乏幽默感，但往往踽踽独行，沧桑忧郁；待人可以很热情率真，但有时又沉默寡言；可以对朋友倾诉衷肠，但会敏感于朋友的一言半语而受到伤害，也会以某种刺入的方式，直言对朋友的不满与批评；刚刚对你吐露心扉，但忽然又产生不信任感而后悔，马上又拉开距离，不过他不会耿耿于怀。
他纯粹透明，没有矫饰虚伪，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不惮于自嘲，但有时也显得孤傲。他交游广阔，但却独来独往；在网络上直抒胸臆，但很少会面对面讲述他具体的往事，特别是伤害。他需要被关爱，但是他人的关怀又让他感到压力而要逃避，不仅仅是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怜悯对象，更重要的因为这些关怀往往不能触及他内心的需要，而他又不得不礼貌回应，结果反而让他更疲惫。他不掩饰自己的“另类”，不畏惧好奇或嘲弄的眼光，但不愿意应酬不在一个频道的心灵交往。
自卑而骄傲，坦诚而脆弱，敏感而坚硬，柔弱而刚强。这些矛盾或紧张都显露出心灵的内在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对自我造成的困扰，由此会强化他和世界的紧张，两者相互强化。
他对自己的生命品质无疑有极高的追求，然而自我的不足和外界的压力又让他感到理想难以企及，紧张由此产生。他如此理解自我：渴望圣洁，但会因此而骄傲；追求高贵，则因为自我的有限和软弱而失败，因此他“谱写不出优雅的乐章（遗言）”：“虽然自己在逐渐地学会欣赏和渴求某种高贵的或优雅的质量，然而谙习不等于拥有，我还得时时面对自己身上常常发现的庸俗的质量。这一切都在神面前有清晰的认知，也祈祷自己能洁除和脱离这些，然而这些都是极其深重极其顽固的心理倾向，如此的努力不过使得自己常常陷入无所措从的分裂之中”。
他借助信仰与虚无与罪斗争，然而常常失败，陷于挣扎。任何一个严肃面对自己的罪的基督徒，对这一经验何尝陌生？“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所揭示的不正是罪的令人苦恼乃至绝望的辖制？他一直在挣扎中，最后终于绝望，并非对上帝绝望，因为他最后一刻也还在祈祷上主开启“希望之门”，而是这个自我在挣扎中耗竭了，精疲力尽，放弃了。
信仰不是理性，是“未见之事之确据”，因此必然伴随着不确定性和怀疑，在推崇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绪林本来四月份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关于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的讨论，这本书的重要主题就是何以现代人的信与不确定性纠结在一起。几乎不参加正式学术会议的绪林愿意参与这一讨论，也许是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有切身的体会。绪林不会不知道，许多信仰巨人都经历过属灵的黑暗，譬如他喜欢的小德兰在去世前不久就遭遇了所谓“信仰之夜”或者说“虚无之夜”，对灵魂的永恒产生了怀疑。更为我们所知的另一个德兰，特蕾莎修女也有类似体验。
此外，对于绪林这样孜孜于从西方经典传统汲取精神资源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从这些经典中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知性的怀疑。
他的自我中有一些东西妨碍他完全从信仰中汲取力量来战胜自己的软弱和，或者说使他没有耐心忍耐，等待上主拿走这些妨碍。也许，最深沉的缺失就是“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已无法体察）”他早年失落父母之爱，也未收获爱情。孤苦如他，最渴望的莫过于爱情了 ，“别道我孤灯默守，只一瞥就揭示了内心的沉迷”。
因此，虽然“知道永恒，却随时准备让自己迷失在温柔之乡，只是如今却在地狱门外哭泣”。我并不了他的情感经历的究竟。也许，只有诚挚的爱情能纾解其自我的内在的以及和世界之间的紧张，然而他的悖谬之处在于，在这些紧张和对自我的怀疑中，他未必相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和爱自己，而且他可能会为不能给爱人带来美好生活感到恐惧，或者会担心自己缺少能力承担家庭生活的各种琐碎纠结，把温柔之乡变成日常生活的责任与相濡以沫。他很早失去了家，抚养他长大的姐姐的家庭也不幸福。需要家，但可能也忧惧家的脆弱与负担。没有爱的温暖，则不能拥抱生活，缺乏生命的力度来克服内在的紧张，而这反过来会强化自我的无力感。
可能正是出于存在的沉重和知性的挑战，绪林没有能够放下自我，在生活里热切地寻求上帝的引领，结果在此世与上帝的爱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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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他近期的微博，感觉自去年秋冬以来，失落和无力感加速了，最终吞没了自己。他曾想在香港蹈海，但却不忍为被社会撕裂所苦的香港增加负担。
他热爱香港，因为其法治和自由，也因为那里有其珍贵的时光记忆，他经常在假期返回香港。无疑，香港动荡与衰退让他痛苦。近两年中国政治的持续高压，对人权的肆意践踏，社会空间的不断收缩，谎言的接连翻腾，让任何热爱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
“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他厌恶为所欲为的利维坦，但也清醒地承认并无取代利维坦而创建新秩序的力量，这令人沮丧。政治黑暗伴随的精神桎梏无疑加深了绪林的心灵苦闷。不过，绪林并非殉道者。他并非为某种政治理想而死，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政治和道德阴暗渗入到他的精神重负中，加剧了他的存在危机。
由此，我们要看到，绪林的遭遇是这个时代的某种见证。事实上，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他的祖辈、父辈和家庭的不幸与惨烈的政治及其造成的伦理破坏不无关联。他的家乡红安得名于“鲜血染红的土地”，号称中国第一将军县。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中很多人都有严重的心灵缺陷，在这些缺陷甚至是他们的身体的疾病上我们都能看到专制、暴力及其伴随的无知和贫穷的深刻烙印，而如果没有信仰、伦理、教育、政治的及时介入和更新，这种缺陷会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继续延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他的自杀的责任推到时代和政治那里。他仍然要为他自己的生与死负责。然而，他的挣扎和苦闷亦提醒我们，无法逃避政治，政治影响乃至塑造心灵，政治的好坏关乎每个人在跨入人生时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和需要克服什么样的障碍。
很多人一厢情愿地把绪林的死归咎于大学青年教师的艰难处境，视之为大学体制的牺牲品。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华师大受到打压排挤是导致他轻生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不实之词，也是对绪林的污蔑。他的确要和每个青年教师一样承受考核体制的压力，然而在政治系内部，无论是为人宽厚、向来关心提携后辈的系主任刘擎，还是政治哲学与思想史教研室的诸位同人，都非常关心绪林，并为他创造尽可能宽松和友善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绪林固然不喜欢这一体制，但他亦不至于承受不住职业压力。他的精神追求和困顿远非市民化的心脑所能理解。
绪林的离去也是身边这些朋友同人的巨大创痛。于我个人而言，这一创痛伴随着深切的懊悔。这一年多，绪林对我疏远了很多，交流很少。其原因，我的理解是我有让他失望的地方。我想我远未能活出能得到他认同的基督徒生命，而我忙于工作及家庭，可能也让他觉得不在他的心灵频道里。但是我自己也未能更积极地应对这一疏远，依然努力维持交流并经常关心他。去年夏天到美国访学后几乎失去联络。
我不用微博，不了解他在其中展现的心绪发展，但有人曾向我提及他流露出的自杀情绪，而我以为这是他的某种宣泄积郁的方式，因为他不时会谈起自杀，因此也没有充分重视。今天想来，这一迟钝真是不可原谅。春节仅仅是发了微信问候了一下，也未能打电话叙谈，现在自责不已。我的关心未必能对他有很多帮助，但是对弟兄和朋友的爱心不够，这是我的罪错。我必须仔细思量绪林对基督徒虚伪的批评。我现在只能默默祷告，绪林的灵魂已经行过死荫的幽谷，被天父接纳，像他自己期许的那样，“终有一日，上主亲自让我得以洁净，引领我前行”。是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
绪林的离去在基督徒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不少人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自杀，自杀的基督徒的灵魂亦不能进天国，对其也不能行基督教的追思仪式。理由是，诫命不可杀人，自杀也是杀人；自杀意味着对上帝绝望。无疑，一般而言，自杀是严重违背基督教伦理的。然而，我们当知道杀人与自杀的不同，前者遭谴责乃至咒诅，后者则致人哀伤而被怜悯。杀人未遂者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自杀未遂者则会得到更多的关照爱护。人都会怜悯自杀者，难道上帝会咒诅？杀人者如悔改依然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而上帝是否也会给自杀者一个蒙饶恕的机会？严厉谴责自杀的奥古斯丁也承认，那些以自杀而避免被奸污的贞女也可得到上帝饶恕。
换言之，对自杀需要以情境伦理对待，需要在自杀者的生命处境中加以理解。如果基督徒在无法承受巨大的病痛、折磨、羞辱，或者在抑郁等精神疾病的支配下自杀，那么我们固然惋惜他或她因为没有坚信上帝而走向毁灭，但我们能加以谴责吗？难道我们不会想到，我们自己经常因为没有坚信上帝而犯罪，并且尚且不是迫于巨大的痛苦或疾病的折磨。如果我们还相信上帝会饶恕我们的罪，那么何况这些走向生命绝境之人？我们没有杀死自己，但屡屡犯罪跌倒，在上帝面前我们一定比那自杀的兄弟姐妹有更多的义？基督徒的自杀更多的是对这个残破的世界和自我的拒绝，而非对上帝的绝望。
难道我们忘了，保罗自己不也说他宁可离世与主同住？基督徒的自杀更多的提醒我们，即便有上帝的恩典光照，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破碎和罪恶。难道加尔文不是说，在灾难和不幸中，上帝警醒基督徒不要贪恋这个世界？有人说，同情自杀会意味着鼓励自杀，然而饶恕奸淫丝毫不意味着鼓励奸淫。如果有人以为应该以基督徒自杀不能进天国的论断来防止自杀，那么也应该以偷盗奸淫者不能进天国来阻止这些罪。那样，就抛弃了耶稣的恩典，成了律法主义者。我写下这些文字，正是希望我们在绪林的生命里来理解他的生和他的死，而非简单地予以论断。我们不要忘了绪林最后的泣血祷告“我除了祈祷宽恕，还能做什么呢？请不要看我的罪和错。”让我们放下论断，去体察一个孤苦的灵魂，让我们和他一起祈祷“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我们深信，绪林的生命，同我们的一样，尽管有其残缺和罪欠，但的确有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他虽然孱弱忧郁，但也勇敢诚实、竭尽全力地在黑夜里点燃一根蜡烛。如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姐妹张欣所说，虽然他已如流星去而不返，但在夜空中留下的轨迹却将长留我们的心头，难以磨灭。正是由于他所燃起的微弱的烛光和他最后的祷告，我们相信，绪林的生与死不是希腊式的咒诅式的、无可逃避的命运悲剧或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论，而是在救赎之中的悲剧，他已经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纪念他，是期待更多的烛光燃起，驱散这片土地上的黑暗。因此我才会写下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悼念，不如说是送别绪林，我们将来还会再会。
2016年2月24日波士顿
（崇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波士顿的雪
──怀念一位不辞而别的兄弟
波士顿的雪下了整整一天
大地银装素裹，陷入幻觉
沉入黑夜，看雪在夜幕下不屈的微光
随即是异常寒冷的世界
伴随平庸日子的包围
你纯洁的骄傲只照耀了太短暂的清晨
然后须承受漫长的不洁与羞辱
在草地上、屋檐下和马路边堆积
成为孩子们的玩物、城市生活的废物
仿佛你的到来只为了见证某种耻辱
你带给我们无暇的激情，随后却是无尽的烦恼
两者互相拥抱，直至彻底消耗
如同阳光下逐渐熄灭的、残雪的疲惫
世界先是一场美梦
醒后唯余漫山遍野的垃圾
从此你随风而逝
不愿再做一面镜子──
无助地反映一个侏儒的世界
从未成年就衰老与死亡
谁过早窥探它的秘密，谁就成为长不大的孩子
你曾充满疑虑地聆听
一个不义的世界里，人们如何谈论上帝
这神圣的词语，无根的你唯一的栖所
而你宁愿献祭在教堂门槛
刺痛了信或不信的人们
或许出于怯懦，我不能肯定你的勇气
却深知你有理由责备我
“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没有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死亡如春花默默围绕我们盛开
惟愿我们听见生命的呼求
──刘文瑾 2016年2月20日 Boston
（刘文瑾，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