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于美国时间2月11日病逝，享年82岁。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2月15日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则消息。
孔飞力的儿子 Anthony Kuhn 透露称，父亲患帕金森症已有多时；孔飞力的学生、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亦表示，自己上周曾计划前去拜访，但当时被告知先生已生命垂危。
孔飞力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日语及日本历史，并于1955年回到美国后，在位于加州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文。
1959年，孔飞力在乔治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回到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学习中国历史，并在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自1963年起，孔飞力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于1978年回到母校哈佛大学，接替老师费正清教授，并曾于1980至1986年间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孔飞力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重要学者，却一反费正清一代汉学家对中国上层人物的研究，而将基层村社作为打开晚清历史的入口，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善于从新的理论视角来解读中国原始档案。他解剖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反复研究中国政府治理问题：它如何运行？统治者如何统治？人民如何被统治？
1970年，孔飞力在博士论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写就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他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应该是1840年鸦片战争，他认为就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而言，鸦片战争的影响比不上太平天国。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重视。
1990年，孔飞力发表了其学术生涯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后称《叫魂》），生动细致地剖析了乾隆时期的一次大规模清剿运动。这本著作曾于当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列文森”（Joseph K. levenson）奖，在中国学界及读者中也口碑颇高。
孔飞力认为，随着帝制的衰弱，皇帝不得不在怠政制度中注入大量独裁权力，只有通过打击腐败大臣，才能巩固皇权，而目标一旦实现，则会回到“相安无事”状态；对于因叫魂引起的大量冤狱和对流民的极端灾难，则毫不关心。通过对“底层”、“小事”的分析，孔飞力将清王朝中晚期衰败的政治结构凸现无疑。这本书所描写的帝制晚期病症，被认为对当下中国仍有巨大意义。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国，对威权同样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限制。在我看来，在这些限制因素继续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将对之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现代政治变迁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说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其中现代中国的构建方法和特质被认为延续至今。
与老师费正清不同，孔飞力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并非完全是因受外国刺激而被动反应的结果；作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孔飞力提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就面临诸多在根本性问题上的深刻危机，晚清对于这些危机的思考和回应，许多已碰触到了“现代国家”的范畴。孔飞力表示，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包括“现代国家”的实现，或是透过中国自己的条件与经验而成的，而非透过西方的路径。
孔飞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个人研究的新重点，曾于1997年出版《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此外，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声音
黄仁宇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不相容之处；而孔飞力所要追索的，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同“现代性”相通的地方。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