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有了法例规定，流动小贩和摊档小贩要领有许可牌照，否则禁止摆卖之后，“小贩”算是香港社会的weakest link了。但，偏偏因为这weakest link，叫香港社会“骚乱”起来。
大家以为可以凑凑热闹，沾一点新年气氛，奈何在最为人熟悉的“桂林夜市”，遇到最多的，不是拉布肠粉丶鱼肉翅之类的地道小食，却是人山人海，如临大敌的小贩管理队（其实叫“小贩忏灭队”更为准确）：结果扫荡行动惹来路人不满，“小丽民主教室”的刘小丽更选择“公民抗命”，在桂林街替“肠粉大王”开炉叫卖。她旋即被捕，被控无牌摆卖、阻街和因销售食物用途加热3项罪名。事件引发近百人到警署声援。获释后，小丽老师一面以“具博士学历而被捕的小贩”来幽政府一默，一面呼吁“一齐到旺角笃鱼蛋，一齐捍卫小贩”。可是，一切不似预期，撑小贩演变成充满血和火的骚乱。吊诡的是，骚乱中的小贩继续失语，继续成为weakest link，继续是一块乏人问津沉默的大地。
后殖民理论大师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问了个普通，后来成为经典的问题：“底层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ivak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
经此一问，“底层人民”正式进入知识界的公共空间，发酵成刺激知识分子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并开启了底层硏究。Spivak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述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服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立场”说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面目也模糊不清。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以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一厢情愿的表述。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
所以作者提出，现在要做的只是去研究他们“如何被表述”，而各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以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被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这无疑是一段关于底层人民的激进论述。作者否定了20世纪以来，所有有关底层的论述和记录。在一种义愤的激荡下，作者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种表述，都是掺杂着个人私心和偏见的表述。换言之，作者是彻底地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底层的主体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突显，否则底层就根本不存在。
若将底层研究横向移植到思考当前香港的小贩问题，也值得我们驻足思考：
一、撑小贩，撑法各异，言人人殊，哪一种撑法是小贩最期待丶最需要？
二、撑的地方，除了朗豪坊，屯门和上水的小贩也正受食环署和“城管人员”骚扰和凌虐，他们同样急需支援。
三、撑的原点，是撑小贩维生，还是借撑小贩来鼓动风潮，两者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四、撑小贩是一年一度的抗争活动，还是孳孳不倦的运动？忽略了小贩的文化，等于忽略了小贩作为人的最根本东西，等于剥夺了小贩的主体位置。
小贩的沉默性勾起了文化人的“代言冲动”。小贩硏究工作者马国明没有跟随Spivak的道德乌托邦，等待小贩的自主性话语的来临。反之，他将对小贩的关怀，化成如何将小贩文化转化为知识语言，也就是努力将小贩纳入知识生产的行列中。可以说，马国明没有将小贩看成是墙上的一幅画，而是将他们看成是墙上的一扇窗，从中可以观察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借此足以拉阔民主运动的想像。例如“小贩是抗衡地产霸权的正义朋友”、“小贩是开拓城市空间的开垦者”、“小贩带领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间”、“小贩突破市民的中产想像”、“小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小贩才是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践行者”……
小贩，不是个学术问题，不是个基层市民退无可退的工作选择，而是个“小贩作为方法”的香港出路。
走笔至此，网上传来上水小贩的声明，不妨视为小贩的自我表述：“请不要再拍摄我们摆档的地点丶摊档和样貌，并公开上载。因为此只会成为相关部门利用作打压小贩的工具，日后更易遭针对性拘捕。”
嗯，我听到了。我知道了。
（邵家臻，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讲师、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