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孔诰烽去年12月29日在《端传媒》发表文章，题为《反对全民退保的本土青年在反对什么？》，但是细读文章之后，觉得文章的逻辑和思维混乱，不吐不快，故撰文回应。
文章的开头说“有关全民退保的讨论，显示了香港老社运老社福老学界的观念与本土青年对现实的理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本土青年们到底在不满什么？” 笔者无法认同这种将“老社运老社福老学界”与 “本土青年”对立的思维。笔者所学理论不多，但是知道现时的这场争议，与年龄世代无关，而是与利益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例如，财团商界无不反对全民退保，而受自由主义学派影响的老一辈经济学者，也鲜有人支持全民退保；相反地，笔者所认识的关心弱势、基层和劳工的社会科学学者，他们都比孔教授本土（在香港出生或者工作多年，并以香港为家）和年轻（很多大都只有30出头），却都在不同的位置推动和支持全民退保。不同世代，都有人支持或者反对退保，这种将老和新对立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笔者很有兴趣知道孔教授在海外的经验，假如他能比较一下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和香港的退休保障，并分析哪一制度更加优越，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孔教授在文章中没有交代他自己支持还是反对全民退保，却借本土青年之名，向全民退保提出了三个质疑。对于这三点“质疑”，笔者以普通常识，已经可以判断其错谬：
三点反驳
一、孔教授称“香港对中国移民没有审批权……任何有关全民退保基金财政可持续性的预测，都无法准确。”香港对中国移民没有审批权并不代表香港政府没法掌握移民的数量和成分。首先每日的单程证审批数目上限150，60个指定予港人内地子女、30个指定予长期分隔两地的配偶申请者，而自2008年以来，每日使用的配额大约维持在一百一十多至一百三十多的水平。另根据入境处于2015年第三季数据，逾半数的新移民年龄介乎15至54岁，65岁以上的只占1.4%。这些数字全部有根有据，有数得计。加上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已把使用单程证来港的人士的数目纳入作为推算基础，若以教授逻辑：所有推算都不准确，那么香港所有政策都不应推行（例如房屋、医疗、教育）。
二、孔教授认为要黄之锋供款让阿叻（艺人陈百祥）提款是代际不公义：“退保方案一旦实行，现在的年轻人立刻开始供款，现在的老人立刻开始提款，这等于是要上流受阻、机会萎缩的年轻一代，去供养发财于香港黄金时代、拥有大量资产物业的战后婴儿一代。”作为年轻人的笔者，则认为孔教授应于下笔前先熟读不同团体所提出的退保方案，以免误导读者。
由“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所提出的方案，建议政府拨出538亿（按通胀调整至2015价格）作为种子基金，现时的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龄津贴亦会成为供款的一部分，雇员和雇主各将强积金供款的一半（月薪的2.5%）作为全民退休保障的供款，再向盈利每年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额外征收1.9%利得税。此方案正正是要避免让黄之锋供养阿叻。政府的种子基金和现存的长者福利都是源自于老年和中年过去的劳动成果。再加上上述的退保方案属多方面供款，年轻人的的供款主要是为自己的未来储蓄，何来跨代“供养”之说？然而教授认为长远而言退保基金可能会破产，年轻人极可能得不偿失。由180名学者联署提出的学者方案，按照政府的预测数据，只要将养老金调整为3500元，政府的启动基金由500多亿增至1000亿，估计2064年，即黄之锋68岁时还有1682亿的盈余。因此“供养论”并不成立。
若然教授认为供养关系必然存在，黄之锋的供款亦同时在供养自己父母，我想不会有人认为供养自己的父母是代际不公义吧？我知阿叻和很多中年人和长者都没有子女，但他们亦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子女而反对全民性的12年免费教育。如教授所言，我们是上流受阻、机会萎缩的年经一代，所以我们比任何人更需要一个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骤看现今社会，单是住屋已花光我们每月的收入，更遑论为自己未来储蓄，我们的晚年又何来生活和尊严？
三、孔教授又说“在职人士要将现存公积金每月供款的一半转化成退保基金供款……是阶级不公义。”孔教授所说的阶级不公义实在是混淆视听。目前的强积金制度千疮百孔，主要原因是如教授所说，它是“强迫储蓄”而且更会被管理公司夺走为数不少的管理费，也完全没有财富再分配的阶级公义。所以，“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和学者的方案才提出改良，将“强迫储蓄”的一半金额改为全社会长者都能平等分享的退休基金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应该完整的解读方案，如上文所述，方案也建议透过向大企业征收额外利得税，以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发挥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使社会财富可以重新合理分配到普罗市民身上，缩窄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彰显阶级公义。教授却对后面这一点只字不提！假如不变动强积金制度，而改为向财团雇主和打工贵族征收更多的税额，在道理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上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假如孔教授真的相信“阶级公义”，由他这类高薪的学者提出向财团和高薪人士征收累进税的论点，对全民退保运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惜教授将枪口对准了数十年来为“阶级公义”努力的“香港老社运老社福老学界”，真是令人痛心。
提出这三点之后，孔教授再重申“欧式福利全民受惠原则里的‘全民’，乃是指全体公民，而不是全欧洲、全人类。”首先，每月3500元的全民养老金其实只能够糊口，离“欧式福利”还有很大的距离。其次，笔者从曾在欧洲留学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欧盟国家的部分福利，对象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例如公立教育），或者在他们国家合法居留的所有人士（例如以前英国的医疗服务和现在法国的租金补贴）。再次，香港市民在争取的全民退休保障，也不是“全亚洲、全人类”。
累进财富再分配、扩大社会权利、集体分摊风险
孔教授又引用2011年的例子，批评泛民和左翼“当初激烈反对全民受惠的全民派钱”。2011年，笔者还是一个不懂关心社会时事的中学生，无法完全了解当年的争议。但笔者依稀记得，当年政府原本想将公帑注资到强积金户口。这美其名是改善退休保障，但实际上却是令基金公司受惠。民意对此举极度不满，政府为安抚民心才改为派钱。因此，当年“全民派钱”的问题是政府为免民意在退休保障的问题上持续施压，逼政府将原本注资到强积金户口的钱用来作全民退保的种子基金，决定用全民派钱的方法转移视线。政府宁愿将公帑用作“掩口费”，而不是将公帑作结构性或者制度性的改良，左翼不满不是在情理之中吗？
作为一名90年后青年，生于斯长于斯，香港是我永远的家。但在香港这个政经结构严重向大商家倾斜的社会中，普罗市民要过有尊严的生活愈见困难。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走出来，表达意见，希望落实上一代人争取了30多年而无法实现的全民退休保障。孔教授喜欢在论及香港左翼时加上引号，或许是因为他觉得香港的左翼不够左。但无论是香港泛民和左翼认同的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方案还是学者方案，都显然有累进财富再分配、扩大社会权利的元素和在实践集体分摊风险的社会保险原则。这两套方案比起现时的退休保障政策（即将打工仔女的财产“再”分配予基金公司的强积金和“救济式”的综援和长者生活津贴）都进步得多。或许孔教授认为现有的全民方案都不够左，如果这确是孔教授的想法，我建议他积极提出更进步的全民养老金方案，而非将矛头指向左翼作无谓挑拨。
（许嘉宝，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三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