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近代国际关系源于300多年前欧洲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体系，它确立了主权平等作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不过这个规范不足以维护和平。1803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催生了欧洲协商体（Concert of Europe）。成员国同意合力对付有野心的大国。这就是均势原则（Balance of power）。它维系着欧洲的和平直至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战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并引入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理想──视任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成员国都得共同承担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这理想还没制度化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战后，联合国（United Nations）终于建立了集体安全制度。实践下来，它也不算是很成功。原因之一是成员国是否支持主要是看行动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其次是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维和行动的议案。如果破坏和平的是大国或者是它领导的区域性组织，联合国便束手无策。因此，二战后的世界和平并非靠集体安全，而是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亦即美苏两国超级大国都拥有大杀伤力核武器的相互制约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秩序从两极变成美国独大的单极系统。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博弈或许会改变全球的治理格局。
中国在上述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中，最初是扮演局外人的角色，继而变成（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第二次大战后冷战开始到中苏交恶为止的期间，曾经是参与者。1971年加入联合国后，中国早期对全球事务还只是观察及学习者。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让中国重返世界经济。尽管六四事件惹来西方的制裁，中国还是继续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政治和外交方面则遵行“韬光养晦”的策略。2001年加入世贸后中国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然而，国力膨胀也在海外引发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后称和平发展）”来应对。十八大之后则是“奋发有为”的新型关系的创造者。回顾往事，可叹我国的世界角色何其善变！
中美大国关系的摸索
中美关系是世界格局演变中的重要环节。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中国会不会和美国争霸？世界格局会不会因此巨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给了肯定的答案。他在2011出版的书Eclipse :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2012年中文版《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中提出这样的比喻：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被迫接受中国苛刻条件的紧急贷款救济方案，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于是完成。约翰．莱斯比特和他太太在《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书中也断言中国是世界改革者，会带领着占全球人口80%的南环经济体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世界消费族、新的经济联盟、另类国际组织和权力平衡。
这些大预测都是从经济实力推论政治行为的结果，有经济命定论的偏颇性。经济实力只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众多因素之一。政治本钱以及政策意愿，甚至国家的自我认同，国内外环境、外交技巧和偶发因素都不容忽视。
自二战以来，美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以捍卫人权、自由、民主与和平为己任。这个自我认同都一直影响着中美关系。不过，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被迫要把关注力放在欧洲和中东，我们就未必有今天这个局面。1995至96年中国政府在台海发动飞弹军演，意图影响台湾首次总统普选，2010年中日就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外相撞事件，中国以停止出口稀有矿物（稀土）到日本回应。这类事件显示中国会强硬地捍卫其核心（两岸统一，领土主权）利益。美国国内鹰派抬头，公众舆论多数视中国为不友善或敌人。幸好美国政府没有受鹰派影响，只追求在维护友国安全及中美建设性关系之间的平衡。这就是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公布的“重返亚洲”（注一）政策。从这份讲辞和同年年初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季刊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可以看出，维持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是“重返亚洲”的重要动机，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他因素包括：一、成长中的亚洲对美国是无限商机；二、盟国希望美国留在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军事崛起；三、与中国合作（尤其是共同承担国际性责任）比冲突对双方更有利。
中国的自我认同很复杂。在领导人眼中，中国无疑是国民生产总值意义下的经济大国，从人口平均总值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则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而就政治心态而言，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年耻辱”）留下深刻的烙印。这种受害者的认同不一定导致报复的心态，但遇到像牵涉日本在内的主权争议时则难免特别愤慨。“百年耻辱”和对辉煌历史的记忆合流后，恢复世界大国地位便显得是符合历史正义。这些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背景之一。到底要复兴到哪一个光辉时代的世界地位（远古丝路、开元之治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官方从来没有正式交待。看来也没必要，对历史留白更有助于灵活地利用民族主义去推动“奋发有为”的外交。总言之，中国的自我认同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其中，不再愿意屈居人下应当是国力日增的自然产物。因此它要积极地去创造条件，最起码争取到平等的地位，充分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事务的游戏规则。
中美关系就是这些认同和政策意图的产物。在自我认同、政策路线、国家内部的压力（尤其是民族主义），区域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交织影响下，中美关系总体而言实在难以一帆风顺。不过，中美关系的具体呈现不是一成不变的。概括而言，经历了敌对（1949─1969），解冻（1970─1970），常态化（1971─2009）和既合作又竞争（2010─现在）的演变。
合作的基础与显例
在既合作又竞争的期间，有关前者最显著的例子是双方都希望避免战争，特别是因为缺乏沟通，误解对方意图，或盟国友越轨行径而引发的武力冲突。因此，双方早在2009年已经开展“高层策略与经济对话（S&ED）”，这个机制对中美关系的成熟有巨大贡献（注二）。今年是对话的第七次，共达成127项战略性和70项经济成果。伴随这个高阶对话还有四五十个不同政策领域的官方接触。
第二个中美合作的领域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非同小可。这就是环保，尤其是气候变化。这也是一个中美双方有共同利益的范畴。中美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碳排放大国，气候变化对两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双方人民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不能忍受。去年11月11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承诺到2025年碳排放减到2005年的26至28%。中方则估计碳排放到2030年到达巅峰，希望把这个目标提早，同时增加非化石燃料占全部能源消耗的20%。中美两国的自愿减排也促使其它146个国家的仿效，从而让今年的巴黎气候变化高峰会史无前例地达成了全球性的协议（注三）。
不过，在防止核扩散这个重要议题上，两国却未能合作无间，虽然核武不扩散都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G2的关系，共同扮演世界事务，例如北韩和伊朗核试的参与者角色，可是，双方对角色的了解都有严重分歧。中国不想被视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助手，强调的是“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意义是兴衰大国不必争夺霸权，从而导致战争，但关系必须是平等，互惠与合作。具体要求是积极磋商，亦即C2 关系（注四）。至于反核武扩散的行动策略方面，美国倾向使用压力，例如透过联合国制裁。中国则主张尊重当事国的主权，不宜干预其内政，应当透过谈判去解决。当然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是中国考虑的原因。中国的主权至上观念和联合国授权之人道干预原则的严重落差遂构成中国还配不上负责任大国称号的论据之一（注五）。
竞争关系──全球经贸秩序的编织
有关中美竞争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经济与贸易。中美竞争关系这个问题的规模庞大，其策略性意义触动到世界经贸秩序的重构。这就是美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中国的亚州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的竞赛。TPP涵盖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约全球四成人口，现阶段是将中国排除出去的贸易自由化协定。其主要亮点不在取消关税，而是清除任何隐性的障碍，例如管理条例和提高规范标准。TPP的经济战略意义要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定）一并审视。TTIP是2013 开始商议至今的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投资协定。内容除了类似TPP的目标以外，还包括开发新市场（例如开放像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开放给跨国企业）和创造新的权利（例如外国投资者因公共政策导致亏损时向仲裁法庭起诉当地政府）。TTP和TTIP再加上美国与其他区域或国家签订或正在谈判的双边或多边经贸协议将会汇集成一个全球性的体系。
至于AIIB 的野心不容小觑。500亿美元的创始资本已经先声夺人，其宣称的目标是透过基础建设营造一个新的地区经济秩序，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最终达至世界命运共同体。它将会增加中国在亚洲及中东的经贸、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西进策略可以突破美国在东亚的围堵。亚投行也有向全球扩展的潜力。AIIB连同“一带一路”政策和其他已签订或正在谈判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也将会催生一个中国主导全球性的体系，和上述美国所领导的并驾齐驱。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TPP和AIIB的出现不完全是源自中美的全球战略竞争。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才是中美行动的首要动机。其次，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近十多年来积弱也促成了这些区域性金融、贸易协定的出现（注六）。对中国而言，大量的财政储备和产能剩余都需要走出去。基础建设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强项，如果兼备像中国承建的印尼高铁建设项目那样的低息、长年期贷款的优惠，自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异常吸引。
这两个中美主导的贸易投资组合万一变成敌对集团的话，实非世界之福！估计不会。一来是双方表面上都不排除对方条件。其次，许多成员国都有双重会籍，可以起些调停作用。最后，逆向思维或偶发因素都不能排除这两个组合可以合作，甚至整合的可能性。换言之，贸易联盟的区域化只是全球化贸易联盟的孩提阶段。无论是敌对、良／恶性竞争或整合，这两个集团的发展都会重构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
（世界格局演变中的中美关系系列上集）
注一：英文是“pivot to Asia”strategy。实际内涵是重新平衡“re-bala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注二：其中防止军事意外发生的守则对维系和平关系至关重要。计有2014年达成的海上安全相遇协定和2015年军事空对空相遇守则。
注三：如果有起码55个国家签署参加，协议将会于2010年开始生效并具有约束力。若大家果真遵守协议，全球气候暖化可望于2100年减低到摄氏2度以下。详情可参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5_United_Nations_Climate_Change_Conference
http://www.nytimes.com/2015/12/13/world/europe/climate-change-accord-paris.html?_r=0
http://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35079532
注四：戴秉国国务委员在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建议：中美不要搞“G2”（两国集团），但应该搞“C2”（两国协调）。
注五：中国近年来变得积极支持联合国的维护和平行动。具体上强调安理会有共识才能使用强制手段，而且要求当事国所在区域的区域组织愿意支持方应行事。过去两年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人员（军事辅助人员，非作战士兵）最多的。
注六：第一轮51个参加AIIB的国家都是从日本主导的亚行得不到贷款的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