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因在毛泽东诞辰123周年当天（2016年12月26日）转发反毛立场的微博，而遭到毛粉连日声讨。随后，大学、省政府、省政协纷纷作出反应：邓被解除省政府参事职务，随后辞去政协委员席位，并有文件照片流出，指大学党委要求其提前退休。
类似风波在中国舆论场上，太过稀松平常，哪怕涉事者具有体制内身份也不罕见，而邓相超事件的“增量”在于：一批毛泽东支持者，即毛粉，于1月4日到邓相超所在的山东建筑大学抗议。紧随其后，与邓的体制内身份相关的学校、政府与政协在次日即做出了“现场办公般的即时回应”（大陆资深媒体人石扉客语）。
因为事情前后脚发生，旁观者很容易得出类似“毛粉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的结论；甚至有论者进而推论：“当局得以和这些文革余孽形成一个所向无敌的闭环互动，实施以定点清除为手段，以管控舆论为中心的社会控制”。
这样的判断，可能高估了毛粉的能力，低估了党，且在理解党的运作逻辑方面存在不足。
错置焦点的议论
党的日常运作和议程，由期望推进某类事而得益的领导人，以及突发事件共同设定。这里面的“党”可以更加具体化地理解为各级党组。邓相超事件本身，可算作舆论场上的“突发事件”，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人，在毛诞日前两个月的六中全会上确立了核心地位。
在这个事件中，因邓相超的身份，有三个有关党组，即：责令其作深刻检查、对其行政处分并办理退休的山东建筑大学党委会；与其解聘的山东省政府党组；和免去其常委职务的省政协党组。突发事件，不为这三个党组所掌控，但面对舆情事件时，它们显然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下：
其一，这类因为“辱毛”而进行处分的事件，在领导人还未获得“核心”称号的2015年，便有前例存在。即因涉事者著名和视频疯传而冲击力更强的毕福剑事件。其实，毕福剑事件中，党组织的反应也非常迅速：4月6日视频流出，8日央视禁播，9日毕道歉；
其二，“从严治党”已经推行有年，中共表现出回归“战斗堡垒”本质的强烈冲动。“共产党员是比一般公民具有更高政治觉悟、更高政治信仰、更强组织纪律性的特殊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还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这样的语言，早已连篇累牍出现在各级党报上，而下发至县团级的“七不讲”文件，早已是接近4年前的事了。
这次邓相超事件中，三个党组的反应，其实可以算作习时代的标准动作。能够引起三个党组重视的微博舆情状况，在“毛诞日”后就已出现，只是因为其处理恰好发生在毛粉抗议的次日，就让很多人产生了诸如“现场办公般的反应”的解读。
但如果我们考察以“铁的纪律”著称的列宁主义党的历史和组织技术，不难发现，党在实现自身的治理（或管控）目标时，并不会把不属于体制的异质部分，当作完成任务的重要帮手。正如我们在网信办实现高效舆论管控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时，党更倾向于先观察一段时间，约束相对较少。通过调查研究和发达的内部文件系统，判断新情况的特点，并调配组织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一起，设立新的部门，并发展出工作方法。或者用大白话说：党不会信任未被体制长期规训过的人。因此，发现邓相超微博问题并将之发展为舆情事件的毛粉，或许与宣传口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这些都不重要。
在邓相超事件中，毛粉的形象，仍然是此前主流自由话语中的那副模样，人们议论他们如何维护毛的同时，看不到其更宏大的诉求。而事件本身，恐怕也将巩固这样的观感。
毛左的今天，将会是自由派的未来？
笔者曾接触过部分大陆北方老工业城市的毛粉，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况：1940或1950年代生人，老国有厂矿企业工人出身，文化水平相对有限。由于在退休前的数十年改革时代，他们对剧烈变迁的感受更多是被剥夺，所以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退休之后闹革命”。而正因为前述缘由，毛粉熟悉和能使用的只有“文革”话语，这是他们参与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宏观议题的唯一方式。
当自由话语拥趸侧重观察他们对毛的感情，乃至把这一“文革遗民”群体当作“缺乏文革反思”所造成的恶果的案例时，常常忽略了他们身上的反对底色。
毛粉和“自由派”与当权者的互动，其实有很多类似之处。在他们的话语中，能拿上台面公开传播的——如“维护毛”和“支持市场经济”，都因利于当权者合法性而相对畅通无阻；而其中凸显反对底色的——如“反对改革开放”和“期望宪政民主”，都被轻而易举地打压。关于这一点，很多观察者都已经很好论述过了。
毛粉的典型行动——譬如围堵反毛人士、广场和公园角落里的忠字舞聚会、反日保钓游行中在毛画像下的聚集，都已经重复发生了超过十年。舆论场和毛粉得到了两个结果：该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被严重放大；而毛粉也整体步入人生的黄昏。
与实际上缺乏社会基础，并且因自然规律作用而规模逐年萎缩的“文革遗民”不同，改革近四十年来，形成了体量巨大的自由话语拥趸。其代际分布，从60后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生人。而今天，他们面对95后的“小粉红”一代，恰似毛粉面对他们。若现任领导人的政治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将不难在未来看到一个名叫“改革遗民”的群体——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怀念80年代的人们身上看到了这样的趋势。他们眼中的改革，与毛粉眼中的文革类似，以回想青春、寄托情怀为主，与真实的改革和文革的面相相距甚远。
（潘游，曾任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