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孕育知识分子的摇篮，一路走来，大学肩负着引领每个时代的使命。在这个创新科技秒速变化的时代，除了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的传统功能，大学更应担起把技术创新并转移到社会的第三个任务。
观察欧美经验，大学的功能很大程度由政府透过向它们提供资助而主导。自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基本研究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大规模资助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奠定美国科学研究以大学为核心的基础，重点资助的科研领域亦随时代转变，以鼓励大学积极回应当代所面临的危机。无独有偶，二战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支持投放资源于大学的研究，冀有效促进应用研究，并进行商品化。
近年，香港也渐渐意识到大学知识转移的重要性。自2009年，为协助各资助院校深化其知识转移工作，从而带动经济、民生上的效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每年为院校拨备约5000万元额外经常补助金。然而，当我们审视香港院校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机制，便会发现来自教资会的研究拨款机制正窒碍大学知识转移的活动。
八间资助大学的研究资源分配由教资会和研究资助局（RGC）统筹。大部分研究拨款来自教资会作研究用途的整体补助金，其厘定方法有二：大部分透过“研究评审工作”（RAE），由专家评核院校的研究质素，并按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本决定拨款金额；另一部分则根据竞逐元素，以推动卓越研究。教资会亦意识到RAE的限制，在2010发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中，计划由2012／13学年起分九年逐步引入更多竞逐元素。
但目前大部分研究拨款仍取决于RAE的结果，故RAE的评审标准很大程度主导着各院校的研究行为。现时香港RAE的评审指标中，“研究成果”占八成比重，其余两成衡量“研究投放”（即获得校外同行评审的竞逐式研究资助）及“声誉项目”（如研究获得奖项或学者获邀任学术期刊的主编）。要在RAE取得高分，便要在“研究成果”取得高分。虽然教资会在《2014研究评审工作指引》表示出版研究成果的形式不影响分数，但学术界内认为于国际学术文刊发表论文等同卓越的想法根深柢固。
学者知识转移不受重视
当然，积累知识是学者的天职，但当其余两成指标也不强调知识转移，即影响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贡献，评审方法便严重失衡。亦因为RAE的结果决定着大学主要的研究资源，为确保得到充裕的拨款，大学会确保院系追随这些“领先世界”的发表论文指标，院系继而把压力下放到学者身上；于学者而言，能否得到研究经费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教席和升迁。换言之，学者花在知识转移的工夫，并不会得到太多肯定，甚至被视为“不务正业”，令他们不得不成为在象牙塔内一群论文机器。
其实，RAE是教资会于1993年以一个英国同名的系统为蓝本，首次在外间顾问协助下推行；教资会自此亦经常参考英国实施RAE的经验，检讨历届香港RAE之不足。
英国为了促使高等教育界同时进行卓越研究和透过研究为经济和社会带来明显好处，自2014年引进新的“研究卓越架构（REF）”取代沿用多年的RAE，其中一项主要的修改，是新增“研究影响”为审核准则之一，权重占整体两成，“研究影响”的可评估范围包括经济、社会、健康、环境、文化和生活品质等，各项指标的评分等级叙述，亦由“领先世界”的论调改成“证明产生了广泛的开创性或变革性的影响和价值”，更明确地强调研究所带动的影响力。
大学评审指标应加入“研究影响”准则
根据英国政府大学与科学部委托Dame Ann Dowling教授于2015年发表的英国工商界与大学科研合作的报告，2014年REF评核标准加入了“研究影响”后，双方表现更显主动，将科研转化成更多经济效益，肯定了在大学评审指标加入“研究影响”准则，有助鼓励工商界和大学学者进一步合作，深化知识转移工作。
教资会RAE一直参考英国RAE的经验，加上教资会早于2010年便表明要逐步改善研究拨款机制，是故若RAE跟随英国REF的改革步伐，在评审准则新增“研究影响”，相信操作上问题不大。香港社会正面对各种迫切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化、疫病扩散、经济结构单一化等，透过发展创新科技有望能提供解决对策。若论基础研究水准，香港学者获高度肯定，在香港2014年的RAE，46%的大学研究获评三星“国际卓越水平”或四星“世界领先”评级，值得骄傲。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鼓励学者与企业进行紧密的研发互动关系，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具体贡献社会的产品。若继续无视大学过分偏重发表论文的失衡，不单浪费香港优秀的学术人才，更是全体社会的损失。
香港社会有一种说法，指那些在大学做研究的人日复日地埋首写论文，脱离社会实际需要，俗套的形容，就是“离地”。活在过分强调发表国际论文的RAE阴霾下，“离地”学者，到底是因？还是果？在社会面对各种新挑战下，大学把科研成果化愈益重要，扫除教资会失衡评审机制对知识转移的障碍，只是协助大学担起教、研以外第三个社会责任的第一步。我们希望政府和商界同样承担责任，给学者更多知识转移的支持，把他们从象牙塔里释放，及时回应时代的需求。
（张恩荣，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袁子雅，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