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纪委和监察部主管的《中国纪委监察报》爆出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某“妄议中央”形成违纪，因其在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分享关于“一国两制”的文章，并“发表言论大肆抨击、公然否定”，此后“被广泛转发，造成恶劣影响”。关于“妄议中央”的议论再度在网络升温。
吴某并不是“妄议”首犯。11月1日，新疆日报社原党总编辑赵新尉因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被自治区党委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他们违反的，正是今年10月2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条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在此之前，“妄议”在党媒和官方文件中是鲜见词汇。笔者通过检索发现，“妄议”在《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只出现过26次。而在其公开发表的所有中共文件中间，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妄议”二字。
《人民日报》上，“妄议”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分别只出现了6次和4次，2000年至今则出现了14次。今年至今（12月20日）共出现10次，是最多的年份（2011年之前已有7年没有出现此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意指“妄议”是“党内禁令”的文章共8篇，有7篇出现在今年。
纵览其语义，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作者的自谦之语，说自己对某事不甚了解，不敢妄下论断，共有6篇。此用法在现代汉语最为常用，不多加评述；二是批评他人说话毫无根据、乱加议论，也有6篇；三是指责外国政府对本国事务的议论和干涉为“妄议”，共3篇；四为呼吁宽容“妄议”，提倡自由讨论、破除“因言获罚”的怪圈，共2篇；五指 “妄议中央”的党内禁令，对中共高层的决策有异议、妄加揣测并私下宣扬，和《条例》的语义类似，共8篇，总结如下：
其中，“宽容”妄议的语义出现最少，却意蕴深刻，因而笔者作重点探究。
1988年，一位名为“拾风”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容天下难容之士》一文，历数帝王难容“妄议”之事，指出“‘难容’二字确实表达了历代帝王对待士人的共同心机。”
文章说，明朝朱元璋起初量才录用，以礼相待，后来却迫害文人谋士。杭州一学者在贺表上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硬说“光”和“生”（“僧”的谐音）是讽刺他做和尚，“作则”是骂他“作贼”，斩了学者。清代乾隆也曾难容逆耳忠言，以“妄议”为名斥责纪晓岚劝说其视察灾情：“我把你们当倡优养起来，你们就乖乖编书，不许妄议天下事！”“拾风”借此提醒世人要“温故而知新”：无论是古代帝王的“文字狱”，还是‘四人帮’捕风捉影的“言论摘编”，都是中国历史上“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在恐怕还有遗毒。“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同属领导阶级，应该平等，说不上谁容谁。
大胆直言、借古喻今的“拾风”即为民国时期老报人、新中国戏剧作家郑拾风。正是他发表大量杂文揭露美蒋联手内幕，在1946年南京“下关惨案”发生次日在其杂文专栏里发表“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字，以示抗议，被誉为中国杂文史上最短、最有力度的一篇杂文，他因而遭到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多年后，当他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等党内舆论迫害，感慨似曾相识。他能就此刊文呼求宽容妄议，可以窥见 80年代言论松动、“妄议”渠道多元的环境。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松动“两个凡是”硬土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说：“群众提了些意见也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此后，他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奠定了80年代言论趋向宽松的基调。《史记》评观帝王之治之语“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意为“众多惟命是从、谨言缓行之人，也比不上一名直言进谏之士”，也在中共党员中流行开来。
中共高层容纳“妄议”的代表当属胡耀邦。在1980年出版界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便以“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提倡大家“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
“古代有一个叫子产的，郑国人，不毁乡校。唐朝的韩愈认为此事办得好，写了篇《子产不毁乡校颂》。乡校，大概是古代大辩论的场所，发牢骚的地方，叫‘众口嚣嚣’嘛。子产刚开始负责任不久，‘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就出来个‘众口嚣嚣’。我们现在才三年多一点，多数人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英明，办得对。但是，也有少数人就是不赞成，众口嚣嚣倒不是，但总有那么点‘三五嚣嚣’。三五嚣嚣就叫他嚣嘛。我们应当采取郑子产的办法，‘善也吾行’，对的我就采纳；‘不善吾避’，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就防止；‘维善维否，我于此视’，是好是坏，我就观察一下嘛！采取单纯取消，单纯封闭的办法，不是最高明的办法。”（钱钢：《<回到常识>序》，《回到常识》，花城出版社，2008年）
这位亲民的中宣部长“决心把中宣部办成实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此后他也一直主张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舆论一律”。
党外自由派人士有了发声之道。“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出后，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又在86年高调重提。自由派人士通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党媒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开办和参与学术研讨会、甚至开始办报刊针砭时弊、宣传民主自由。赵紫阳在十三大之前成立“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也专门邀请专家和知识分子建言献策。
环境松动、知识思想界活跃推动了改革。董辅礽、童大林、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召开研讨会，讨论中国实行商品经济的可能性，推动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商品经济”被写进了决议。一直“久不闻其声”的政治改革议题也被敢言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水等推到关注热点，他们发表讲话和文章批评中共腐败、直言“人道主义不应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要求加速民主进程。
但是，“拾风”提到的对于“忠言逆耳的不耐烦、不顺心”却也贯穿了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首要原则，为政改戴上了枷锁。发表追求民主自由意见的西单民主墙被禁，《苦恋》等一系列文艺作品受批判，“清除精神污染”甚嚣尘上。宽容“议政”的胡耀邦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等“严重政治原则的错误”于1987年年初下台，方、刘、王三人也被开除党籍，中共继而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80年代政治改革的希望逐渐消散，于“六四”事件后彻底化为泡影。
“容妄议”的呼号再次出现已是25年后。同样在《人民日报》副刊，一篇题为《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故技重施，以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劝诫当政者：“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
文中写道，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即下诏书“改科举以诗赋取士为策论取士”，开经世致用风气。苏轼、苏辙同科殿试进士时，苏辙应试的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的道听途说就对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考官认为其言论“不逊”，呈请取消其录取资格。而宋仁宗却批复：“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钦点录取二人为同科进士。宋仁宗“以直言召人”的国策吸纳了贤臣才子，奠定了“文德之治”和“文风革新”。作者以此呼吁当下也应“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
此文刊于2013年3月19日，恰逢习近平甫任国家主席，在人大闭幕会上承诺“为民服务，为国尽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在此契机，文章以古代皇帝宽容言论之事，希望新一届高层广开言路，鼓励参政议政，值得玩味。
而两年后的今天，“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宣传铺天盖地，人民日报强调“直言”的声音已被批判“妄议中央”的言论所取代。此时的“妄议”和80年代、甚至2年前鼓励人们议论的意思已大为不同，成了“忤逆上级”、“胡加非议”的代名词。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批评一些党员干部“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首次将“妄议”划为“党内禁令”。同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守纪律要知“天”高“地”厚》的评论文章，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法，党员要维护中央权威，“决不允许口无遮拦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成为《人民日报》上谈“妄议中央”第一人。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讲话》，再次强调党内“严明纪律”的重要性，批评“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或是口无遮拦、乱评妄议”。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刊文批评“妄议中央”愈加频繁。
从2015年1月1日至12月20日，大陆网站上已有3677篇关于“妄议中央”的文章，其中4254篇出现在《条例》发布之后，占到总数的86.4%。
同时，含有“党内民主”的共3190篇，其中638篇同时提及 “妄议中央”，绝大多数表达为：“妄议中央”并不会限制党内民主，“禁‘妄议中央’扼杀党内民主？媒体：断章取义”或“纪律处分“妄议中央”不是‘闭塞言路’、‘压制言论自由’和‘否定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损害党内民主’”。中共另一代指“党内民主”的惯用词“党内民主集中制”在此期间仅有9篇。
（周炜乐，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