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在台湾争议多年的“陆（中）生纳健保案”，冷不防地被排上立院议程。消息传开，旋即引起一波论战。反对者抨击国民党版“由政府分担四成保费”的规划；并质疑陆生纳保将广开巧门，任中国籍病患来台“假就学、真就医”，侵蚀健保资源。支持者除诉诸健康人权，也针对陆生纳保的财政效果精算，强调“陆生就医机会低，反可能挹注健保财源”。
由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态“不反对陆生纳保”，一时之间，看似有望在此政策缔造里程碑。结果27日台联党团扬言将“提出440项变更议程案杯葛”，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赖士葆就以“总预算审查在即，不愿看到立院空转”为由，同意退让“择期再审”。
短短三天的沸沸扬扬，政策回到原点。只是争议政策针对的陆生，又再度于某种莫名中被拉到镁光灯前被论述、描绘、污名、拒斥，不免有种“躺着又中枪”的不是滋味。
隔几天，曾在台留学，目前在芝加哥大学念博班的中国学生贾士麟就于脸书留言，抨击这个议题“早已浪费太多人的情感”，并呼吁陆生再也不要随健保争议“鸡冻”。同一时间，我也私下听到某些陆生讥讽——讥讽的还不只是政策的阻挡者，更是提出修法案的国民党：
“他们根本无心推动，只是大选到了找不到议题，拿我们来测风向，碰到台联反弹就收手。”有位台大研究生曾如此表达，自己对国民党把陆生“道具化”的不满。
夹缝中的失语陆生
“道具”是没有主体性的，是不会说话的；一如在这波政策争议中，陆生身为当事人，却总尴尬地处于某种集体失语的处境。不管是正方把陆生当成财源的“挹注健保说”，或是反方把陆生当成威胁的“侵占健保说”，都只把陆生当成某种可加减操弄的变项；双方甚至不曾企图了解，陆生作为有意志情感与行动力的人，本身对纳保的看法。
那几天里，只有台大政研所张逸帆在气急中，于脸书写就的〈你们的健保很好，但我从未向你们乞讨〉一文，透露了某些陆生视角，并广为媒体转载。结果原贴竟遭网友“检举”而在脸书下架，还引发后续关于台湾有无言论自由的争议。
台湾政客的忽视、社会氛围的不友善，还只是陆生集体失语的一方主因。另一方，则是来台后对于祖国政权监控的感受或想象。
陆生来台前后，总是会一再听到“不要涉入政治”、“公共场合要低调”的叮咛。在我认识的陆生朋友中，某些同学因意见活耀回国时遭有关单位关切，“喝茶喝到饱”的传言也甚嚣尘上。这些因素，更加箝制了陆生在涉及两岸关系之敏感议题时的表态意愿。毕竟“大家都只是来念书，还要回国，不想惹麻烦。”
就在两岸仍紧绷的氛围中，这批战后第一代的登台陆生，几乎无可避免地跌入一种不被双方信任的历史夹缝——向前经常看见台湾社会的不欢迎与敌意，向后又不时感受（或想象着）到中国政府的注视。
陆生想纳保吗？
那到底陆生想不想纳保？张逸帆说“就实际利益而言，我完全不想加入健保。”反呛许多仍把“纳保”想象为给陆生“恩惠”的人。但其他人怎么想？
从争议爆发以来，我带着这个悬念，问过十多位北部大专院校陆生意见，以及他们对同侪陆生的观察。拼凑出一种饶富深意的画面：
首先，确实许多人提到：不管政府是否补助，健保都比现行的商业保险贵。对许多预算紧绷的同学而言（别忘了他们不能打工），每月几百元的价差足以是选择关键。即便健保意味着更全面的保障，但毕竟绝大多数陆生正值青春，生病机会本来就小，更罕见能催生健康风险意识的经验。认同张逸帆说法者，比我想象中普遍。
而基于“实质权益”而想加入健保者，则听闻过三类，但均为少数：一是本身身体不好、有经常就医需求的少数同学。二是见证过同学意外重伤（如车祸、八仙尘爆），意识到健保的重要。三是某些曾罹患某些“害羞症状”（如泌尿道感染）者，觉得健保至少比现行医保更能保障隐私。
依现行医保程序，就医学生要报销理赔，得填表向学校负责侨外事务的行政人员申请。然而这些行政人员，往往肩负全校侨外生生活起居的打点，办公室也经常穿梭着各年级的学长姊学弟妹。某位女性陆生曾跟我描述过，“进办公室递理赔申请书”的尴尬。健保对其最大差别，只在就医过程的隐私。
最后，虽然多数人不觉得自己“需要”健保，有相当比例陆生仍偏好纳保。理由，倒不是外界直观想象到的“争权益”，而是更接近一种对于“不被歧视，不被当成二等居民”的期盼——特别是与侨生、外籍生标准的一致。
“而且加入健保缴保费，还可以替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帮忙分担，也是蛮好的，”某位陆生甚至从贡献的观点，诠释自己的意愿。
纳保争议与认同政治
“不被歧视”这种渴望着眼的，不是健保作为社会保险的实质功能，而是其对于“平等、接纳”等抽象价值的象征。有趣的是，反陆生纳保者虽也洋洋洒洒地论及弊端、损益等实质问题，观其论述，真正在意的也是某种象征——也就是透过健保身分的给予，对于“台湾人民主体”画界的象征。
对台派而言，“台湾主体性”是政治追求的圣杯。台湾内政外交的诸多问题，几乎都能归咎于在中华民国这个“境外移入”的政治体制下，台湾主体性发展的不足。正因台湾主体性从未彻底实践，台派不免于在某种补偿心理下，执着于任何一个“勾画”台湾主体的细节（例如护照上的小贴纸），也纠结于可能“模糊”主体的威胁。
健保作为少数台湾堪以为傲的“国民政策”，恰好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内外群体、勾画主体边界的理想符码。即便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的政策实践，早已演示了公共医疗保险与“国民身分”脱钩，以务实地涵盖他国籍居民的可能；但台湾却有不少人，情感上不舍健保作为“国民待遇”带来的集体归属感，甚至是相对他者某种难言的优越感。因此，甚至对其它侨外生的纳保，反对意见也从未消失。
在前述脉络下，纳保与否不再只是保险学上的理性精算，而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拉扯的标线。所以独派政团基进侧翼用“准国民待遇”切入，与台大政研所学生林弘展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立论。
由于“中国”一直是台湾认同的对照组，对中生纳保的抗拒更显强烈；而也正因“集体受迫记忆”总是认同政治发动的要角（例如日本侵华之于中国国族主义扩散；228之于台湾国族主义；性别压迫之于性别平权主义），纳保与否的争论，也才无可回避地牵涉到飞弹、中国对台的国际打压等种种在陆生眼中“上纲上线”的理由。
对陆生主体性的叩问
“我只是来念书，你却要我承担起整个民族？”张逸帆在文中的吶喊，也是不少陆生的苦闷。不管认不认同、愿不愿意，在台陆生似乎很难把背后那个国家卸下，回归到仅仅作为一个人被看待。这种如影随形的标签，意外的影响之一，是推促着若干陆生严肃思考起，人与国家的关系。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影响极微的中国人，我到底应该对中国政府的作为，负起多少道德责任？”前几天某位陆生语重心长地反问我，言语中颇有对一再“被牵连”的不是滋味。他的同行友人更感慨道：“陆生到底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主体性，一种有别于中国的主体性？”
专制体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恰好是前两年，台湾围绕着“转型正义”的讨论热点。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从旁观纽伦堡大审提出的“邪恶的凡常性”（banality of evil），忽然成为大家朗朗上口的时尚词汇，用于批判过去在威权年代，服从体制命令的迫害执行者。而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拉著名的〈忏悔文〉也在台湾网上广泛转引，提醒彼此面对当权者的不义时，沉默者的道德责任。
但在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年代，这些话语都太理所当然了，理所当然到让人几乎忽略，在戒严年代要去对抗体制，需要多少道德勇气与牺牲准备。对比之下，今日中国或许言论空间还没那么逼人，但整个国家太巨大，巨大到更容易让人觉得自己的渺小。那天面对提问的陆生，我没有适合答案。
不过那天对话更引我寻思的，是“陆生主体性”这个概念。
对我而言，陆生主体性有两层意义。一是如那位朋友谈的，先放下“中国”这个巨大图腾的重担，从“中国的一份子”回归其自身存在“我即是我”的主体身分。二则是在台湾政治情境中，能拒绝仅作为“片面地被摆布、被决定”的客体，而能进一步以“居民”身分，成为具备参与政策过程能动性（agency）的主体。
而这两层的意义其实又扣连在一起：在台陆生政治主体性的受压迫（特别是相对于侨外生），也不可避免地与陆生背负的中国有关。
主体性重要吗？对我而言，人的发展，就是一种取得主体性的过程；我们都是从受摆布的婴孩、受规训的学生，到能主动表述、创造、行动的成人。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提升，也恰好对应到各个时代受压迫的族群（黑奴、女性、劳动者、原民）对自己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争取。阿维赛•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界定一个“正派社会”（decent society) 是一个“体制不羞辱个人的社会”。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社会。
如果来台陆生在历史夹缝中的失语，竟能催生出对“自身主体性”的思索、甚至追求，那或许是我从这起争议中，能有最美丽的盼望。
代结语：前方的路谱
“其实我蛮高兴11月27号陆生纳保案撤回的，”前不久有位陆生朋友跟我这么说。他觉得，这次正反双方，都从来没有尝试去了解陆生社群怎么想；连陆生社群中都还不曾好好讨论，形成某种对健保政策的共识。“如果没有经过讨论就骤然通过，我觉得很可惜”。
他在意的，显然不是健保权益本身，甚或是“有没有被歧视”，而是陆生社群能否在这次争议中，演练在民主社会一个次团体的政治能动性。
不可讳言，有某些陆生选择来台，正是带着对专制体制的失望，以及对“华人民主社会”的向往。其中我也遇过若干，对台湾历史下过功夫，对可能遇见的仇中情绪做了心理准备；不幸的是，台湾社会在某些时刻展现出的防卫与敌意，以及当中闪现的民粹暴力，仍超过许多陆生最糟的想象。在之前见证过的某些陆生心理转折中，其对“民主现实”失落带来的绝望，可能更甚于“敌意”本身带来的伤害。
对比之下，这位陆生的期盼，已经算是相对积极乐观。他期待的讨论仍有难度，毕竟陆生之间还不存在有公信力的跨校联合会；近年陆生大幅扩招，也让跨校际的串连显得困难。但倘若有人能替陆生社群搭建平台，促成大家参与讨论、汇整共识，并针对纳保政策，对台湾社会表达清楚诉求，那我相信对所有参与过程的人，都会是件意义深刻的事。
若有这天，我期盼台湾社会能更耐心倾听，尊其意志。
其实若从主体性思考，这起争议中对垒的台派跟陆生，有颇相似的命运结构。“台湾主体性”的建构，本于对中国（及其代理人）的对抗；“陆生主体性”的提出，则基于对“中国”这个道德重担切割的想象。台派着眼的“不被矮化”，正是陆生在健保争议中最基本的盼望；台派追求的“命运自决”，则是陆生在健保争议中的最大期待。
倘若台湾社会能在前述基础上，同理陆生的命运感受，公允对待其“不被歧视”的期望，这远比听台湾人吹嘘多少次“民主成就”、旁观多少次选举，更能深化对“民主、人权”价值的体会。而我相信，只有当来台陆生能真心认可这些价值，而不是在自身的受迫经验中，对台式民主产生失望嘲讽，我们才能在崛起的中国，注入“理解台湾”的基因。也唯有如此，台湾长久的价值与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曾柏文，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台湾udn Debate相对论总召、CNEX纪实频道编辑总召、东海大学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