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国际讨论，“世界主义”并非自明。例如今年七月刚出版、探讨现今政治哲学里各种具争议性议题的新书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一章问的，就是在现今世界脉络下，我们需否全是世界主义者。2013年，剑桥大学出版、从法律与政治角度思考世界主义的专书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其中一个章节就是专门思考移民是否人权一种，而该论文作者的观点，是外来移民情理上没有凌驾性权利，原因是本地人的意愿亦同样重要、需要重视。即使比利时学者Marco Martiniello在其著作《多元文化与民主：公民身份、多样性与社会公正》（中译本）主张较宽容的人口政策，但其立论重点亦非抱持“本土等于排外”这种过于简化的立场。Martiniello这样写道：“民主型多元文化主义承认不同文化、族群／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互动、交流对话的重要性，但在此之上，它也为承认和发展族群／种族、文化或宗教群体内部集体生活留了一个空间。”这些外地哲学讨论议程，与香港颇不一样───香港论者往往论断前，少有以此较全面的视野，看待“本土身份认同”。
要妥善回应香港如今的本土意识崛起、处理“本土身份认同”的存在意义以及其衍生的道德与政策议题，首先要理解的，是为何此时此刻，“本土身份认同”会成为一个政治议题。关于这点，学者沈旭晖最近在文章《香港人进联合国工作的梦》提了一个很引人思考的问题：“香港人本来就是最适合在国际社会生存的人之一，是什么时候变得沉溺在『中国梦』与『本土梦』这两极梦呓中不能自拔？”
一国之中的多元认同
这涉及国家如何构成、构成之间衍生何种内部矛盾的大问题。世界之中，少有国家是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于此中央政府有两个对策选项：或则是自上而下推行单一同化政策，继而激起反抗、衍生在地不同族群为保护自身原有文化而有的“反抗性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英国的北爱尔兰、菲律宾的莫洛等都属可参考案例；又或者，公开承认国内不同族群的“亚国家民族主义”（sub-state nationalism），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推动一国之中的多元认同（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ies）。政治哲学家Will Kymlicka关心的一大议题，就是如何合乎道德地处理一国之内这类“亚国家民族主义”。在这方面，加拿大是具代表性案例。这个国家由几大族群组成，法语地带魁北克曾两次进行独立公投，但加拿大亦曾通过一个动议，指“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两位研究如何在加拿大保存魁北克独特性的学者Alain-G Gagnon与Raffaele Iacovino，他们在著作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主张，英裔主导的联邦政府，必须承认魁北克人是拥有主权与自决能力的族群（sovereign people）、而非单纯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y）与利益团体。
有两点可以见到，中国并非孤例：其一，中国亦非单一民族国家。官方说法，是中国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有56个“民族”。回望历史，中国亦曾有过很具联邦制味道的“联省自治”主张，甚至有过比现今香港更鲜明的地方意识；美国学者Stephen R. Platt所着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是这方面很好的参考读物。当中提到，20世纪初护国大将军蔡锷，曾认为湖南并非中国，因为“中国”的边界与人口皆可变，而湖南只是纯粹的内陆文化圈。后来的毛泽东，用今天的话语说，也曾是“本土派”，甚至写过：“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中国第二个可与世界案例可比拟的地方，是她处理国内“亚国家民族主义”的手法。中国所选的方式，是以中央政府强势与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方式，同化全国各地、不如加拿大般包容多元身份。著有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研究新疆恐袭的Nick Holdstock，今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这样讲述中国政府如何进一步“政治化”新疆人身份：“我在想，是否存在针对新疆的20年或30年战略。官方可能希望，如果继续让汉人在新疆定居，同时边缘化维吾尔人身份，那么异议就会消失……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意和心怀不满的维吾尔群体展开对话。”
九七前后香港的一大变化，是由海洋国家宗主国，过渡到这类大陆国家；后者远比前者热衷高举权力、支配地方，是以在英治时期，不论星港都能有政治空间包容“三重效忠”，即同时保留与英帝国、本土以及中国的情感连系，现今这却难以想像。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这正是香港本土意识兴起不能回避的一个政治背景。
“本土身份”可成道德载体
爱谈道德的论者不但不紧扣这类背景作讨论，且也多少倾向视“本土身份”为“原罪”，而少有留意到，这身份除可作分配权力与资源的前提外，还可成为道德载体、防止民间礼乐崩坏。哲学家Charles Taylor在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中指“认同……提供给人们一个组织框架，使人们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决定，应当在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或值得称赞的等问题上持何种主张……如果他们失去了这种承诺或认同，他们就会很迷茫；他们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也不再能理解事物对他们的意义了。”身份凝聚的关键，在于社会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存有信任，令社群成员愿意合作互助、表现道德关爱；但在现今港人难以影响关乎新成员各种细节的人口政策的脉络之下，这种珍贵的社会资本、道德载体就不免会受影响。
“法西斯”一词，在香港语境中多用于批评本土身份之存在；但1939年面世、其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推荐、分析法西斯兴起的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却带给我们另类启示：法西斯这集体主义所以兴起，源于共产与资本主义所承诺的理想世界无法实现、其“有A才有B”线性机械的“理性”无法回应大众思绪，令民众心生虚无感与怠倦，这为法西斯兴起、坐大国家权力消灭个人自由提供了机会。这对香港有两点启示：其一，不扣连公众思绪的“理想”，只会令社会更走极端；其二，既然“本土身份”并非原罪、可成道德载体，那么在香港较可为的保存真我的理想实践，便是减少依赖政府的“民间自治”，以及勿忘“世界香港”、不以种族肤色但以价值观定义“香港人”。
最后以《好人总是自以为是：政治与宗教如何将我们四分五裂》书介作结、作为身处乱世的提醒：“道德凝聚人心，却也令人目盲得看不见事实。”
（邝健铭，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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