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梁振英重提“适度有为”以后，代表香港商界的自由党主席、立法会议员钟国斌旋即警告政府不要越界。
另一边厢，代表香港中资企业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杨钊博士，对梁振英“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治港理念“十分认同”。
而自诩为“爱国爱港工商社团”的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则于9月16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酒会，会长张学修致辞时公开表示“坚持适度有为的施政方针，依然对香港的明天充满信心”。
从本地华资对梁振英的抗拒，与中资截然相反的取态，梁振英所说的“适度有为”，背后存在利益者的博弈。
积极不干预的倾斜
梁振英8月25日投稿多份报章，撰文强调：“港英时期的积极不干预有倾斜性，助长英资特权。”
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讲师、政治地理学者李家翘看来，这样的倾斜性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唯一变的，是政府打交道的是哪一班商人，说白一点，就是中资越来越多。回归前后英资慢慢撤退，取而代之的华资现在也逐渐让位给了中资。”
“但其实，要抛弃‘积极不干预’的，梁振英并非第一人。比如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虽然没有提出一个鲜明的主张，但他也很积极地尝试介入经济，‘八万五’就是个好例子。”李家翘说。所谓“八万五”，就是“八万五建屋计划”的简称，1997年董建华上任后推出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即提出，要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至今被评为董建华时代积极干预楼市的政府动作。
在李家翘看来，香港政府管治思维的转变与大环境密切相关：“97回归后，香港所处的大环境变了，殖民时代过去，殖民政府那种谨小慎微的管治哲学是否也要一并摈弃？所以梁振英提出‘适度有为’并非突然，放在更广阔的时间上来看，回归后的香港政府要在新时代扮演新角色，就都会遇到这种挣扎。”
李家翘强调的“挣扎”，是商家之间的利益结构重组。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是本地华资的代表。97回归，正正见证了前殖民地宗主英国的资本势力，纷纷离场，而本地华人的资本兴起，接管香港的管治。
不过香港的经济在SARS肆虐的2003年，走到了低谷。之后自由行开放，香港亦与中央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门一开，中资大量进驻香港，渐渐取代华资之势。
“董建华之后是曾荫权，他其实都想做些事，例如十大基建，以此拉高GDP，提高就业。但比起董建华那样明显的指向性，曾荫权的‘小政府、大市场’，算是返回以前比较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而到了获董建华支持的梁振英上任后，中资取代华资的趋势又再现形。 截至2015年9月，恒指成份股中，中资股票占52％，而香港普通股占48％。
而早前，中国大陆一家智库发表一篇名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长和集团撤走中国资产，属过桥抽板之举。
地缘政治中 世界格局里
从英资到华资再到中资，勾勒出的是香港所处的地缘政治的动态样貌。李家翘认为，“积极不干预主义”本身，与其说是一套经过精挑细选的理财哲学，不如说同是地缘政治的产物。
“政府如果没有钱，想介入也介入不了。”二战前后的港府正是如此，港英政府入不敷出，唯有放任市场自生自灭，可以不做就不做。到了70年代经济起飞，港府接连推出了6年免费教育、公屋、公共援助（综援前身）以及居屋。虽然1971-1981年任财政司的夏鼎基提出了著名的“积极不干预”来总结之前的财政政策，但当时的港英政府，也确实在“有为”地施政。
李家翘代入当年港英政府的角色，说：“要保住香港，就不要挑动北京的神经，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介入市场的野心，政府也相应缩到最小，接近隐形。这是去政治化的手段，将所有问题统统交给市场去承担，便是港英政府的明哲保身之道。”
在李家翘看来，港英政府的碌碌无为，其实是世故审慎的策略。
但在中英分属两个阵营的格局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经济脉动。当中在资本主义批判者的眼中，自由市场经常被批判成财富聚拢的原因，亦会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2008年几乎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被认为是又一次例证。李家翘观察，全球的政经活动，都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这两端来回摆动。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流行了差不多30年，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问题丛生，全世界政府都在反思如何走下去。钟摆到了自由那段的极限，就向着干预这边开始摆回。香港也自然受到全球经济起伏的影响。”李家翘分析，这一影响会体现在民众的投票取态以及政府的施政逻辑中。
在此时此刻梁振英强调“适度有为”，被猜测与竞选连任有关。“梁振英现在要推广他的‘适度有为’理念，很可能会成为他竞逐连任时的政纲。”钟国斌早前对端传媒记者说。
李家翘则认为，“梁的任期还有两年，最后一年还要打选战，没人相信他能多‘有为’。但做不做到是一回事，摆不摆姿态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