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现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总合政策学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今天，他结合“史家”、“社会学者”和“人子”三种身份，对自己曾经参与二战的父亲小熊谦二进行了深度访谈。
小熊谦二在二战末期被征召入伍，派往满州（中国东北）服役，战后被苏联关押在西伯利亚集中营，直到1948年才获释返回日本。
小熊英二以父亲的生命历程为骨干，以历史和社会学的专业分析，深度描写了战前战后日本民众的阶级移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完成了一部既有宏观分析，又有血有肉，直探个人生命经验的作品《活着回来的男人》。 小熊英二日前访问台湾，在台北接受了“端传媒”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端：您在这部作品中，藉着一位参与战争者的生命史，书写在战争情境里头，个人处境的复杂和艰难。请问您怎么看待一位参加战争的日本士兵的战争责任？再者，请问您如何评价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近期对于二战的谈话？这一段谈话在台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小熊英二：我认为战争责任因人而异，和战时每个人担负的工作和责任有关。一位居上位制订政策方针的政治家，和一位现场指挥官，以及一位听命行事的下级军人，要负担的战争责任各自不同。
原则上，位置愈高、负担责任愈大的人，战争责任就愈重。相对的下层听命行事的军人责任就轻些。但也要强调，即使下级军人一般只能听命行事，但如果长官下达的命令是“屠杀平民”、“杀光一个村子”，下级还是有阳奉阴违，不遵守命令的空间。因为做一个人，应该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负责任，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称不上是个人了。
当然，不同阶层的军人要负担多少责任，以不同的标准评价会有落差。一般要由个人和社会做综合评估。
至于对李登辉先生的谈话，我对台湾政治不那么了解，其实没有立场去评论。
不过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已经退下来的老人，对他的发言是不是应该采取宽容些的态度。至于他是不是一个该被宽容的老人，这要看台湾人的想法。
但这段发言倒是让我发觉一个问题：对一部分台湾人而言，什么是“祖国”呢？
当各位听到“日本兵”一词，不知道脑海中会浮现出何种意象？就像亚洲各地人们共有的印象一般，他们是一群盛气凌人、既残忍又好色的人？ 我并不打算否认，也不会说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是人，多少就会带有威权跋扈、残忍、好色的层面。日本兵也是人，他们自然也会带有这些面向。而且把人们放到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的结构下，会更强烈地触发人性中的这些层面。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与所谓的“民族”、“人种”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端：能否请您谈谈战后日本民众的反战意识，以及“非战宪法”形成的社会及心理基础？
小熊英二：我曾经在旧作《民主和爱国》一书中致力书写、探索“战后日本的起源”。
我关注的重点在于，战后在一个区域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型塑出来的。在追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形成时，我发现一个社会形态是怎么起源的，就决定了这个形态的未来。
我以这样的概念开始探索“日本国”的根源。所谓“日本国”，是1946年战后形成的国家体制。在此之前，我认为它是“大日本帝国”。
很多人把订定“非战宪法”（编案：指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归因于“驻日盟军司令部”（GHQ）。但我认为，战前的历史和战后GHQ两者对非战宪法的影响并不是相互抵触的。
日本在二战期间采用了以“总力战”为名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当时人民被教育不再考虑地方或其它议题，更多地要考虑国家从事战争的需求。但这一场“总力战”带来了悲惨的结果。人民开始普遍觉得“我们需要更和平、更好的国家”。因此《和平宪法》的思想，是战时就开始酝酿，而不是战后才出现。
在1945年之前和之后，日本人就是那一批日本人，并不是1945年之后突然换了一整批日本人。为什么对战争的态度天差地远？就是因为亲身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之前觉得战争是对的、好的。但之后就觉得不对的、不好的，人民普遍的想法变了。
换句话说，当时并不是先产生了“要民主”、“要和平”这样的抽象理念，然后导向反对战争。而是因为战争实在太残酷，人民自然而然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想法。所以“非战宪法”、“GHQ”统治和日本人民意志三者准确的因果关系是：日本人民反对再有战争，所以GHQ主导重订了日本宪法，把这样的人民意志化为条文。而不是因为宪法订了“非战条款”，然后导引人民形成共同意志。
就我的看法，大概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这个模式。
为了正确理解人类，只看战争时期，资讯绝对不够充分。对于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前往各种战场之前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如何离开故乡来到战场？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不综合各种面向来看，就无法正确地理解。
端：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70年，为什么日本战后的“道歉”、“赔偿”等议题仍然不断在特别是中、日和中、韩的外交场域里出现？
小熊英二：有时这种喊话的确是某种外交上的角力。
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先回到战后缔结的条约。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和中国、韩国、苏联等国缔结的和约中，和日本缔约的国家某种程度都放弃了求偿，包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我并没有为日本政府辩解的意思，但如果从国际条约的观点，日本政府是可以主张战后赔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这时如果要再提出“赔偿”问题，可以想像的确比较困难。例如日、苏缔结邦交时，双方都同意放弃。例如我父亲及其他同袍向俄国要求赔偿时，得到的答案就是“日本已经放弃求偿了”。
当然就政府对政府缔结的和约来看，韩国国内近年来一直有检讨、反对当年和约的声浪。批评者认为那时是独裁者朴正熙擅自和日本政府订约，随着90年代民主化浪潮兴起，人民开始不接受当年的和约。
不过在条约订定之后，要再修正难度很高。而且如果要发动修约，在东亚各国内部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例如部分韩国人对朴正熙提出质疑。但就我的理解，韩国政府官员有些人也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中国方面，使得中国人民追究战争责任没有得到满足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府体制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1972年中日复交时，中方放弃了战争责任追偿。
日本政府还采行另一种赔偿方式：通过民间团体中介，发放名为“抚慰金”的赔偿。也就是90年代的“国民基金”制度。这笔基金与其说来自民间募款，不如说来自政府。这样的制度，得到很多知识分子参与、支持。不过当然还是有反对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国民基金”制是首创于村山富市首相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基金”这种形式。但反过来想，如果退回自民党时代，连国民基金都办不到了。
我认为付钱只是表达歉意的手段之一，这代表着政府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
要谈“其他的选择”，必须先点出一项事实：日本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确会认为“不是已经道歉过了吗？”“究竟还要怎么道歉？” 但我认为即使一方认为自己道了歉，另一方却感受不到也是枉然。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和亚洲各国没有建立互信关系，如果平时就表现出道歉的诚意和态度，不见得要付钱或者重新缔约。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外交是失败的、不成功的。日本一些政论家和政治人物的发言，加深了这种印象。但这和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是两回事。
事实上，日本即使是保守的政治人物，也不可能再宣扬战争，他们也会说“民主”、“爱好和平”等词语，即使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以如果能直接承认“战争是错的，日本经由战败重生”，或许更有说服力。
更重要的是，如我前头所说，日本国内社会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早在战争期间就有所改变，但外部国际社会应该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民间社会已经与过往不同了。对日本人来讲，不该再关注保守政治家的言行，而应该更关注“人”，“一般人的历史”。
日本已经有了变化，这件事，应该要让亚洲国家理解。这样对建构新关系应该有所帮助。
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般而言，当人们处于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等坏的情况下时，也就容易引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人性美好的一面，个人的努力将会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面的情境。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思考如何才能免除战争或殖民地统治，消解贫困与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端：您怎么评价“安保法案”的相关争议？您认为多数反对者反对的是安保法推动的程序，或是安保法的实质内容？
小熊英二：我个人的想法是法案制订过程有瑕疵，我个人也不赞成它的内容。
从一般性的民意调查可以发现，大约有30％到40％的民众反对安保法案本身；反对制订法案的程序，大概有40％。两者相加，有80％的民众反对。剩下不到20％的人则是赞成。
安保法案是把11项法案一并包裹通过，其中10案是旧法修正，1案是新订法案。法案的内容各式各样。
例如90年代曾经提出的，因应台湾和韩国发生问题时，日本自卫队可以协防介入处理的美军，也放宽了使用武器的规范。
它也放宽了自卫队支援美军在中东行动；以及支援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使用武器的限制。这使得日本自卫队有可能涉入例如以“联合国维和”名义，在南海的行动。
零乱地修正了这些法律之后，总的来说，这是把从90年代到2000年，各种不同版本的法案统整起来，全部的规范都放宽了。因此这个法案对于支援美军的确有一定效果，但能不能防卫日本，效果则令人怀疑。
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日本如果没有受到攻击时，它不可以使用武器，行使“自卫权”。但这一次法案放宽为，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果发生状况时，准许日本发动“协助自卫”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日本可以出兵的条件是什么，大家其实也非常质疑。但针对这一点，日本政府的解释是“法条上没写，由当时的政府视当时情况决定”。因此，举个例子，911事件是不是也可以认定日本亦受到威胁，然后派兵协同美军进入中东作战？
有人这样质疑时，日本官员回答：“不致于到这种地步”。但再回头问，究竟条件是什么？还是说不出来。
端：然而确实有例如菲律宾、台湾等国家，期待安保法通过后，能让日本政府面对中国的扩张和威胁时，更能尽一份维护区域安全的责任。您怎么评价这样的期待？
小熊英二：我可以理解这些国家的想法，但从实际状况思考，日本政府不会这么做，事实上也做不到。
日本政府先前的确说，面对中国危机时，日本需要这个法案。但如果以此为藉口，那为什么不要把例如苏丹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加入进来？由此可以看出来，这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维持东亚和平的法律。
自民党政府对于上头这样的质疑没有明确回答。而只是再三强调，只要日本支援美军，就能保障日本安全。日本民众就此质疑：我们可以这么相信美国吗？日本政府可以自行判断出兵条件，美国政府可以自行判断是否要求日本军队协助。
我这样稍稍说明你就知道有多复杂，这些规范太笼统，给政府这样的权力实在太危险了。
（端传媒台湾特约撰稿人文青龙也参与专访，对本文亦有贡献）